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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日产公司向中国政府赠送了一辆最高级的价值３８０万日元的“总统牌”轿车。邓小平则向日产公司赠送了一幅吴作人的熊猫画。
在第二天与日本经团联合会会长土光敏夫谈话时，邓小平强调他将致力于中国的生产管理现代化，坦率地承认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比世界落后２０年。
“一定要抓管理。”“不能只是生产东西，还要提高质量，严格地进行管理。”邓小平说，“中国荒废了１０年，在此期间，日本和其他国家进步了，因此，里外落后了２０年。”
这次会见，邓小平给向来沉默寡言严肃谨慎的土光敏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对邓小平油然而生一分敬意。他甚有感慨地说：“我深刻地感受到了他说中国还很落后，必须进行学习，必须向先进的日本学习这种谦虚态度和对于实现现代化的坚强决心。从历来的中华思想来说，这是不可想像的。”
午餐会后，土光敏夫又对他后来的继任者稻山嘉宽说邓小平是一个“坦率，不拘束的人”。稻山嘉宽也说：“越是有信心的人，就越灵活，不拘泥于小事。在日本逗留期间的日程，邓先生也只就根本的问题说了话，后来一丝不差地听外务省安排日程。听说迄今为止还没有过这样的公宾，而且是一位有肚量的人。因为有信心，所以谦虚。”
２６日上午，邓小平在稻山嘉宽的陪同下，参观日本的钢铁大本营———新日钢铁公司君津钢铁厂。而日本现代钢铁业的创始人稻山嘉宽正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他还担任日中经济协会会长。参观之后，邓小平与这位日本“钢铁帝王”立下了君子协定，一定要把中国的宝钢建设得比君津钢铁厂更好。
在大阪，邓小平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参观了松下彩色电视机生产线，并与有“经营之神”称号的８３岁的松下幸之助先生进行了长达２０分钟的交谈。邓小平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很多，希望松下先生和各位给予援助。”邓小平的意思是希望在电子技术设备方面支持中国。松下幸之助愉快地回答说：“我们什么都传给你们。”大家报以热烈的掌声。
２６日下午，邓小平夫妇一行在园田直外相和驻华大使佐藤的陪同下，乘新干线“光－８１号”超特快列车前往日本关西地区访问。在时速高达２１０公里的列车上，邓小平感慨地说：“很快，就像风一样快。有一种被人从后面鞭打，被人追赶的感觉。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快跑！”
在关西，邓小平冒雨登上岚山，缅怀周恩来总理。
在关西，邓小平来到与中国西安结成“姊妹城市”的奈良，参观了公元７６３年由唐朝鉴真和尚建立的唐招提寺，邓小平还邀请鉴真和尚回国和森本长老访问中国。
在关西，邓小平受到了日本人民的热烈欢迎，所到之处尽是歌声和掌声……
第三部分“我们要积极向前看”——邓小平和日本天皇（6）
□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日本媒体更是将邓小平访日在日本掀起的“中国热”形象地称作“邓小平旋风”。
□邓小平在日本访问期间扮演了一个中国超级推销员的角色。
有“毛泽东研究权威”之称的日本著名学者竹内实教授，在１９７８年中共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开始转向研究邓小平。他十分关注邓小平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的理论与实践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早在１９９２年１１月，他就从大历史的角度，在日本《外交论坛》杂志撰文提出了一个在中国乃至国际学术界上引起震动的独特观点———邓小平是继秦始皇、孔子、毛泽东之后中国历史上的第４号人物。
竹内实教授在他的文章中分析说：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人应选秦始皇，因为他他统一了天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秦国”。而第二人应该要算孔子了，因为孔子使中国具有“中华文明”的世界之“面貌”，他的思想直到今天仍然影响着中华民族并且还将永远流传下去而不朽。而在２０世纪，“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再次结束了中国近代以来军阀混战、四分五裂、任人宰割的状况，成为一个既有政治权威又有思想权威的中央集权的领袖人物，没有毛泽东也就没有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第三人非他莫属。而中国历史上的第四人就是邓小平。
竹内实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面临的问题堆积如山。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各项政治制度以及不成文的规定和思维方式，明显地而且牢固地存在着。要想突破这些框框，需要极大的勇气和努力。人们虽然厌恶这些东西，但是惰性和懦弱却在蔓延，而且从这些框框中的受益者和阶层并不希望发生变化。邓小平让‘文化大革命’中丧失地位的人复出了，给已僵化的中国社会带来一股新风。说句公道话，我觉得不能无视毛泽东逝世后邓小平在政治上的业绩。积极推进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自然是邓小平。虽然周恩来提出过‘四个现代化’的目标，但是在周逝世后为了改变政治潮流而一步步地采取措施朝着这个目标前进的，是邓小平。现在中国的经济很有生气，商店里食品、服装等琳琅满目，电视普及，近年来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在提高，这都是邓小平新政策带来的结果。如果说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在国家这部车子前进的道路上挖开了一个大坑，而且他就那样地离开了人间的话，那么填埋这个大坑使车子和人们能够顺利通过的是邓小平，不仅如此，他让中国这部车子跑起来了。这部车子不是沿着锁国的方向，而是沿着开国的方向疾驰着。可以说邓小平是在干前无古人的事业。”
竹内实教授的分析自有其一定的道理。１９８０年，他在新出版的《友好易，理解难》一书中，又对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２日至２９日在日本８天的访问和给日本人民留下的印象作了全面客观的纪实描述，并对邓小平访日作了高度评价，称“邓小平在日本掀起了一股‘邓台风’”。他说：“宛如台风经过一样，邓小平副总理访问了日本，日程安排显示了他的精力十分充沛。台风过后，我们带着轻松愉快的心情，仰望那爽朗、万里无云的晴空，品味出秋天到了。这场‘邓台风’，究竟给我们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
是啊，邓小平给日本人留下了什么呢？给中日关系留下了什么呢？
１９７８年１０月２５日下午４点，一场世界瞩目的“西欧式”的记者招待会在日本东京日比谷的日本记者俱乐部拉开了序幕。
今天的主角又是邓小平。
这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在出访时第一次同意以“西欧方式”同记者见面。
参加记者招待会的４００多名记者分别来自时事社、共同社、路透社、合众国际社、美联社、法新社、德新社等世界上著名的通讯社，用新闻界的行话来讲，都是些提问尖锐毫不留情的“主儿”。
因为是中共领导人第一次召开这样的记者招待会。那些善于钻牛角尖见缝插针、企图从邓小平的即席回答中寻找破绽的西方记者们个个摩拳擦掌，想考一考中国人。
但在邓小平自信、从容、巧妙的回答中，他们纷纷“失望”了。
招待会一开始，邓小平在简短地概略性地评价《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历史意义，和反霸问题、中国的内外政策问题之后，站起来摊开双手，微笑着来了一句：“如果我的回答有错误，请大家批评。”
这样一来，会场更加活跃。
时事社记者第一个提问：“在刚才的讲话中，您说由于霸权主义存在，就有世界大战的危险。不过，我国采取全方位外交，要同所有国家友好相处。您认为两国对世界形势的认识有没有分歧呢？”
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也一直是在躲躲闪闪，态度并不十分明朗。既然日本记者首先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邓小平也就毫不客气，直言不讳地说出了中方的观点：“反对霸权主义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核心。因为我们要和平友好，谋求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谋求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不反霸是不行的。按照《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包含的意义来说，我想，如果有人把霸权强加在日本头上，恐怕日本人民也不会赞成。”
邓小平巧妙的一针见血的回答让日本记者无话可说，信服地点点头。
当一位记者提出亚洲紧张地局势的中心在朝鲜和越南时，邓小平以其广阔的历史视野，谈到了被人分裂的国家需要统一的问题。
邓小平说：“我们历来认为，人为地把一个国家一分为二，分割开来这个问题迟早要解决。两个越南的问题解决了。尽管越南现在反对我们，但是，它解决自己国家的统一，这是正义的。除了‘两个朝鲜’之外，还有两个德国，‘两个中国’，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这些问题总是要解决的。十年解决不了，一百年，一百年解决不了，一千年总能解决了吧！这种民族愿望，这个潮流是不可抗拒的。”
邓小平讲的“是不是还有一个一国有百分之一的日本的问题”，是指日本北方四岛问题。对于邓小平的这个讲话，日本《朝日新闻》评论说，它“充分显示出了邓小平真不愧为伟大人物的风度”。
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日本记者提出了中日双方早先约定的这次中日双方都不涉及的问题———“尖阁列岛”（中国称之为“钓鱼岛”）的归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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