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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这个报告是按照毛泽东的秘密指示办的。１９７４年春，专门研究世界原料和发展问题的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即将在纽约召开，这是一次表达发展中国家维护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发展民族经济，反对帝国主义经济掠夺、剥削的强烈愿望的重要国际会议。第三世界国家十分重视这次会议，许多国家元首都要出席这次会议。而周恩来因为身体原因实在不能远行。３月２０日，外交部就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团团长人选问题专门请示毛泽东。毛泽东收阅报告后，随即建议由邓小平当团长，同时由已连续三年出席联大的“识途老马”乔冠华担任邓小平的“参谋”。出于尊重中央政治局的考虑，毛泽东又对王海容、唐闻生表示：此事不要讲是他的意见，还是让外交部写报告正式提出为好。
得知江青在钓鱼台发难，周恩来心中极为焦虑。他本来是要住院的，但他又害怕江青一伙再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他就坚持着迟迟不肯住院。与此同时，江青还不罢休，又继续施压，连续四次打电话给王海容、唐闻生，非要逼迫她们撤回让邓小平率团去联大的报告。
王海容、唐闻生知道江青的厉害，十分担心在２６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江青会取得支持，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两人就商量先了解一下毛泽东现在到底是什么态度。于是，在２５日这天她俩拨通了中南海毛泽东住处的电话，请示了最关键的两条———“毛主席是否仍主张邓小平率团与会？”“我们是否可以将毛主席提议让邓小平当团长的意见说出去？”
毛泽东的秘书回电话了，除了复述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的毛泽东的意见之外，还特别补充了一句：“毛主席说，如果实在不行，也可以说明，让邓小平当团长是他提议的。”一直为此惴惴不安的王、唐两人这才心中有了底。
３月２６日上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举行会议，讨论邓小平率团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问题。江青仍肆无忌惮地发难，并在会议中途命人召来了王海容、唐闻生。她俩就认真如实地将派邓小平出国参加联大特别会议是毛主席的意见一说，江青才明白过来。但她还不罢休，气呼呼地说：“毛主席是允许我保留意见的。当年发动‘文化大革命’前，毛主席并不同意批判彭真、吴晗，就允许我保留意见。后来我组织了批《海瑞罢官》的文章，毛主席还是支持了我，这样才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很明显，这是江青存心掣肘，给周恩来设置障碍。看到周恩来总理如此操劳，王海容、唐闻生两人从东大厅出来后，就抢先把会议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毛泽东知道内情后，非常不高兴。３月２７日凌晨，毛泽东写信给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同时，毛泽东让秘书把信的内容打电话告诉了王海容、唐闻生。
这样，邓小平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事才终于尘埃落定。
４月６日上午，经毛泽东批准，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周恩来破例亲自率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在京的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以及各界群众４０００余人，为邓小平一行送行。有西方记者报道说：邓小平复出不久，就作为政府首脑人物出席联大会议，这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这是至今为止出席联大的中共最高级官员，大多数中共政治局委员都到机场欢送，甚至包括打倒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世界都在关注着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他们都在纷纷猜测：邓小平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在联大第六届特别会议上，最重要的是邓小平要在大会上阐述毛泽东关于“划分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个发言是周恩来和他经过缜密考虑经毛泽东批准并由乔冠华起草的。同时，他作为周恩来事实上的继任者，还要在纽约与美国的基辛格举行会谈。为了与基辛格的第一次见面，他进行了仔细的准备。因为周恩来总理病得很重，很快就要离职住院治病，政治局决定要他在作了联大发言及会见了与会的一些友好国家领导人之后，就赶回北京。而且行程已经基本安排好了：４月７日，邓小平抵达纽约。４月１０日，邓小平在特别联大代表中国发言，在这期间，会见一些友好国家的领导人，并预定４月１４日与基辛格博士会见，然后于４月１６日晚间离开纽约经巴黎回国。
邓小平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联大第六届特别代表大会，是继１９７１年在第２６届联大新中国重返联合国之后又一个令人激动的历史时刻。这是广大亚非拉国家为改变自身经济不平等地位，要求与发达国家建立经济平等关系的一次重大尝试，因此“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就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和口号。
４月１０日，因为联合国秘书处的官员说“中国的一位大人物来到了联合国，今天要发表演说”，会场内外和观众席上都挤满了代表和观众。许多华侨携带子女在观众席上就座，人们的脸上也显出兴奋的神色。作为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特别注意观察这个穿黑色中山装的矮个子。从那敏捷深邃的目光和坚定的步伐中看，邓小平是个性格坚毅顽强的人。邓小平的复出在国际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此前，基辛格专门看过美国驻华联络处和中央情报局分别呈写的有关邓小平的材料，知道这是一个经历坎坷、身世不凡的中共高层领导人，而且在五、六十年代就曾多次代表中共与苏联打交道，使另一个矮个子赫鲁晓夫深感头疼，为此令毛泽东大为赞赏。显然，此次毛泽东让他代表中国出席联大特别会议，表明他就是周恩来的继任者。
邓小平健步走向联合国讲台。会场顿时安静下来，所有的目光都在注视着他。他个子不高，身穿黑色中山装，精神抖擞。宽敞的联合国会议大厅里，响彻了他那坚定、明朗、清晰、自信又带四川口音的中国话。他阐述了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论：
———两个超级大国是最大的国际剥削者和压迫者，是新的世界战争的策源地。
———处于超级大国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发达国家的情况是复杂的。它们当中的一些国家至今还同第三世界保持着不同形态的殖民主义关系；同时，所有这些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受着这个或者那个超级大国的控制、威胁和欺侮。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长期遭受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它们取得了政治上的独立，但都还面临着肃清殖民主义残余势力、发展民族经济、巩固民族独立的历史任务。这些国家地域辽阔，人口众多，资源丰富。这些国家受的压迫深，反对压迫、谋求解放和发展的要求最强烈。它们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中，显示了无比巨大的威力，不断地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们是推动世界历史车轮前进的革命动力，是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特别是超级大国的主要力量……
联合国大会召开时，一般不鼓掌，很少出现中断的场面。邓小平３０多分钟的讲话，中间被多次热烈掌声所打断。结束时掌声更为热烈，响彻了整个会议大厅。中国代表团席位前排起了长龙，几十个国家的大使或者团长向这个中国矮个子表示热烈祝贺。大会因此中断了好些时候，这在联合国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邓小平的风光多少让这位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基辛格博士羡慕到有点嫉妒了。基辛格目睹着这个热烈场面，心里却酝酿着该怎样与这个中国对手进行第一次见面的会谈。多年以后，基辛格回忆当年的情景时说：“说实话，我那时不知道他是谁，因为他在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迫害。所以我们那时认为他是中国代表团的一名顾问，甚至不知道他是中国代表团的团长。但他处理事情的果断能力以及对事物的洞察力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４月１４日晚上８时０５分，邓小平与担任美国代表团团长的基辛格国务卿见面了。这是他们间的第一次会谈。会谈是在纽约沃尔多夫·阿斯托利亚饭店基辛格的套房中举行的。乔冠华副外长陪同参加了会见。《基辛格秘录》一书就曾详细披露了这次会谈的细节。
在记者进房拍照之后，邓小平先拿出一盒烟来，问基辛格能不能吸烟。
基辛格：我不会抽烟，早就听说您抽烟是很有名的，当然也不反对您抽烟。
邓小平：你不会抽烟，那你就缺了点什么。
基辛格：我不抽烟，可我有其他的坏毛病。……
邓小平：你同苏联打交道已经有了许多年的经验。
基辛格：是的。好多年了，那总是使人疲劳的事情，同时也总是千篇一律。一开始，气氛很愉快，等到第二天，就争得面红耳赤，到最后一天，在还有两小时我们就离开时，他们看到我们不放弃最终的立场，于是又变得迁就和愉快起来，每次都一样。
邓小平：我也有不少与苏联打交道的经验。……根据我的经历，我们从来都不能和他们达成协议。
他们走进了饭厅，先谈了一阵中东问题之后，基辛格端起茅台向邓小平敬酒。在场的温斯顿·洛德开玩笑说：我相信我们用茅台可以解决能源危机。
邓小平接过话头幽默地说：那我们也能解决原材料危机吗？
基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