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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王小山的山
那天，报社副总编很严肃地告诉我：“今天有四个人打电话，说对王小山的文章忍无可忍了，要是还登他的文章，他们就不再看《京华时报》的坐家版了。”问题相当严重，坐家版每天有五个不同作者的五篇文章，看报不像看电视，愣塞个卫生巾、痔疮栓的广告你想躲都没法躲，不喜欢王小山，你可以不看他，去看别的啊，至于连整个版上其他宣传好人好事歌颂太平盛世的精神食粮都要一起扔掉吗？居然还是四个人同时打电话，算不算绝后我不知道，这事在我的经历中绝对是空前的。
对一个人的文字不喜欢很正常，但不喜欢到恨的地步实在罕见。所以我赶紧打电话问王小山：“你丫是不是在外面有仇人想毁你啊？”
不想探讨“不喜欢”是不是可以作为不容忍的理由，王小山的文字在坐家版上的存在让人不能忽视、想躲都躲不了的事实却是无疑的。有人曾经给我打电话骂王小山的“玩弄名著”是“放屁”，但他承认“看看王小山今天又放了什么屁”是他阅读报纸前的最大悬念。
四大名著的基本情节和人物的命运纠葛，在王小山的把玩之下不露声色地演绎着现代生活的娱情声色，可谓巧矣。但作为一个普通读者，这不是我个人阅读王小山文字的最大乐趣，在文字和言语上，像王小山一样聪明甚至比王小山更聪明的人我每天都可以碰上——宝玉和熙凤攒春节晚会、曹操闹出“英雄傻帽”等情节如果说看出来的是王小山的聪明机智的话，张三的爱情故事等情节里倒是真能让人看出王小山脆弱而纯情的一面——当然，脆弱与纯情现在在现代社会里存在的空间越来越逼仄——所以王小山从根本上来说还不是一个现代人。
有一天在街上碰见俩人吵架，光吵，不动手（在这一点上，北京男人越来越南方化了）。一个戴红箍的交通协管员拦住了一骑车闯红灯的，结果是那闯红灯的愣把那执行公务的说得没理了。在北京，比王小山能说的多了去了，比王小山看书多的也大有人在，但是能把歪七扭八的事整成“玩弄名著”的，可能只有王小山一人。所以后来当王小山说想把专栏停下来的时候，当初骂他的人瞪大了眼睛问：“为什么？”
本文开头提到的惹祸的那篇稿子就是这本书里关于吕布的一段。说吕布死后想重新托生。阎王问他想做什么人，他宁愿当仇人刘备的儿子也不愿意受累托生为牛马。最后对主题揭示也是非常到位——吕布说：“只要能害刘备，再做次儿子也没关系，反正我习惯了的。”把《三国演义》中吕布这个人物朝三暮四、有奶便是娘的小人嘴脸写得非常传神。作为坐家版的责编，我个人认为这是王小山专栏中写得最为成功的文章之一，但是老总认为这是偏见，是因为我和王小山在三国人物观上臭味相投——我想这没法解释。嬉笑怒骂指东打西，王小山身上仍然明显地印着一个网络写手的胎记，当这种胎记挑战某种阅读习惯的时候，从网络走到纸面上的文字就带着一种先天性的别扭。
其实王小山不是一个别扭的人。无论文字还是为人，王小山给我的感觉甚至有些忍辱负重的成熟——这个词对于一个在网络上杀下山来的人来说几乎是一种贬义，所以我不再认为“玩弄名著”时的王小山还是一个网络人——大报，尤其是首都的大报，在意识形态上的把握十分敏感，所以王小山经常被我半夜里用电话叫醒改稿子。那时候觉得他是一个特别胆小、特别愿意息事宁人的人，就经常无端地生出想欺负一下他的念头，所以让他改稿的时候也多，比其他作者都要多。王小山的唯唯诺诺让我意外之后接着意外。
我一直怀疑王小山收藏棱角的圆熟是装出来的，王小山能装。
第一次和小山见面，他跟个淑女似的，不喝酒，与桌上仅有的一位女士共同喝了一筒可乐。几天后他发过来第一批专栏的稿子，看了就笑了，觉得这人不喝酒肯定是装的。果然，熟了之后，有一天从海淀喝到三里屯，从晚上九点喝到第二天早上七点，一晚上喝掉一千多块的酒钱，都是王小山买的单。
人人都有装的时候，所以从来不提小山那天喝可乐的事儿。人人都有做坏人干坏事的天赋和冲动，装，其实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自己的克制，一个坏人要是一辈子都装好人，他还算坏吗？
（作者为《京华时报》专栏版编辑）
一身是病
我有一个叫张角的朋友，在上个世纪最后一年的某一天突发奇想，骑了辆排气量75的摩托车，开始了环游中国的旅程，历时四个月，行程两万余里，终于又回到了北京。旅行时，每到一地，张角都会打电话向我描述见闻：过黄河壶口时，某人不小心掉了下去；到黄果树瀑布，一对殉情的男女笔直地下落；去钱塘江看潮，潮水卷走了他前边的七个人……路过赵州桥时，张角在一间古老的民居里发现了汉朝那个也叫张角的人的家谱，并从中获悉了他造反的过程。
这份家谱记载的东西和《三国演义》的叙述完全不同。
原来，汉朝的张角，字京超，三十岁的时候在赵州桥边遇到一个绿眼睛老头，老头把鞋扔到桥下，让张角捡上来，然后再扔下去，如此捡了扔，扔了捡，计三十余次。张角骂老头：“见过无聊的，没见过你这么无聊的，再玩我一拳干倒你，信不信？”老头这才停手，对张角说自己是南华老仙，在天上耐不住寂寞，写了三卷《太平要术》，下来交给他。
张角一家，共有兄弟三个，身体都不太好。张角自己烂了半边脸，还患了哮喘，一闻到香气就哆嗦，宛如隔壁的武老二见了宋丹丹，最糟糕的是，他有严重的小肠疝气，走起路来沉重不堪——别人说他走路，不叫“走”，而叫“挪”；二弟张宝脑袋上长了无名疮，花花绿绿像是爬了很多虫子，二十岁还尿床，原来是尿道下裂兼肾盂肾炎，当然，如果他左眼要是没有失明的话倒也不会伤心到那个程度；三弟张梁是他们中健康状况最好的，只是左腿神经坏死了一半，但能走路，急了还能跑，他的问题是半夜睡凉炕，中了风，左侧嘴角上挑，右侧嘴角下垂，如果挡住右边脸，人会以为他在笑，挡住左边脸，会以为他在哭，所以人们送了他个外号叫“哭笑不得”。
三兄弟本来靠着父母留下来的几亩薄地过活，但那年疫气流行，三个人不幸感染，更没力气干活了，只能坐在家里等死。
当时民间乏粮，到处有人揭竿而起。一天，一伙暴民闯到了张家，见兄弟三人天生异相，肃然起敬，不由分说奉他们为师，打起了“天公将军”“地公将军”“人公将军”的旗号，攻州掠县，遂成一方势力。
至于那三卷《太平要术》，在他们离开家后一直寂寞地垫在桌子脚下，原来兄弟三人没一个认识字的，白费了南华老仙一片苦心。
我的朋友张角，看了汉朝张角的这段历史，喟然长叹，回到北京，扔掉摩托车，立地成佛，再也不做旅行家的梦了。现在，北京的张角最注意的就是身体健康，据说减肥初见成效，瘦身已达九公斤云云。
天生贱货
张角兄弟衣食无继时，经常幻想着能吃到美味佳肴。有一天，汉灵帝出巡，下榻在他们附近何家的大宅子里。何家的厨师到张角家来显摆，说，皇上每顿要吃一百多道菜呢。张角羡慕地说，唉，大丈夫亦当如是啊。张宝却不耐烦，说，彼可取而代之。只有张梁郁闷地大喊，哥，我要吃窝头——他们已经很多天很多天连窝头都吃不起了。
黄袍加身，被迫造反后，手下人给张家三兄弟许多不自在，但在食物供应上，却从来没有让他们难受过。这些人让他们住在一所富丽堂皇的大屋子里，平时不用干活，但也不能随便外出，以便接受愚民的朝拜。张家三兄弟感觉非常幸福，因为手下人为他们配了一名专门的厨师，让他们想抱怨都没时间开口——他们的嘴时刻都被大量精美食物堵着。
没事的时候，张家三兄弟经常感叹，想起挨饿的日子。实在难以想像，像他们这样的人从前居然吃过草根树皮观音土。不用挨饿的日子是幸福的。
在总结美食生涯时，张角说，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螃蟹，还是我所欲也。三者不可得兼怎么办？张宝说，我爱吃鱼。张梁选择熊掌，张角自己选择螃蟹。
张宝吃鱼很讲究，只吃清蒸的。他认为，清蒸，是人所能给予一条鱼的最高礼遇（在这件事情上，后世专栏作家沈宏非与张宝不谋而合）。而张梁吃熊掌则要油煎的。张角的烦恼在于，螃蟹，尤其是吴地的大闸蟹，最麻烦的就是吃完了双手油乎乎的，十指尽染……
偶尔，也会有从前的熟人托了关系来找他们，比如从前何家的厨子就曾经来过，一进到他们的屋子里，就吃惊地说：“夥矣！角之为王沉沉者！”这意思要是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张角，你丫做大王做得太奢侈了啊。”
听了这话，张角很生气，但想到他曾经为皇上做过饭，就不怎么生气了，只是命令他整治出一桌上等酒席来，但何厨子被押到厨房，却什么都不会做。三兄弟生气地问：“你不是皇帝的厨师吗？”何厨子只好如实回答：“何家做一顿饭要上百个厨师，我做了十年，只是专门剥蒜的。”
张角真的生气了，把何厨子头砍了，又让人从各地抓来了一百多名厨师，也要摆摆皇帝的谱，一顿饭做了四百多个菜——据说后世到了慈禧太后才达到这个数量——菜流水价搬上来后，三兄弟却呆呆地坐着下不了筷子，一个个做出若有所思的样子。最后，张梁小声说了句：“哥，其实我现在最想吃的是窝头。”张宝也小声说：“哥，我也是。”张角扔了筷子，叹息道：“唉，看来我们真是天生的贱货啊，改不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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