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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又进来这么多人，更显得拥挤不堪。一了解，这家可住好几十人的旅馆，那晚竟
连一个旅客也没有。 惟一的一个服务人员，也临时请假离去。Q先生晚上还要回家
住宿，他走了后，这座空空荡荡的楼房，就只剩下我和金坚范两人，大家一合计，
觉得我们到纽约后将会有许多客人来访，住在这里，很不方便，还是换个旅馆为好。
Q先生是个很好说话的人， 他欢迎我们住进来，并且一再表示价格可以优惠，却也
不愿相强。 经过他和汪晓慧、L女士的共同努力，我们很快便搬进附近一家印度人
开的旅馆里。
入夜。 R先生、L女士、汪晓慧、比尔等先后离去，Q先生热情邀请我们到时代
广场旁的一家餐馆里吃夜宵。我凝望着他显得非常疲惫的、苍白瘦削的面容，想起
他去年回国探亲和我们在北京相见时的奕奕神采，感到他似乎忽然老了许多，那一
次，我们是在邓友梅同志家里见面的，他穿一身剪裁入时的西服，容光焕发，举止
适度，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友梅兄那里，我还得知：他是一个文化人，写
了不少颇具特色的小说和散文，在旅美的文化人中，他是一位少见的成功者。赴美
三十多年，已经在纽约购置了好几处房地产，地处闹市的“中国旅馆”，只是其中
一处，他对国内的事情都很热心，因而还被推选为我国南方某省的旅美同乡会会长。
凡是中国赴美的人员，住进“中国旅馆”，他都给予优惠。所以，旅馆的经营情况
也一直还不错。真没想到：仅仅一年多的时间，“中国旅馆”和他个人的情况，好
像都出现了变化。我们很想了解情况，但又不便多问。大家在餐桌旁坐下后，过不
多久，他自己就道出了其中的原委。
原来，去年他从国内返回纽约后，即常感身体不适。他因商务繁忙，迄未抓紧
诊治，随后愈觉不支，他就想把“中国旅馆”转让出去。正好有一家日本公司，要
在曼哈顿区48街一带建筑商业大厦，他们很快就谈妥了高价出售“中国旅馆”的协
议。不料那家日本公司看到美国经济衰退的种种迹象，一拖再拖，不愿再履行尚未
正式签字的协议。 正在这时，Q先生的喉下发现了个硬块，虽然尚未确诊，却给他
的生活投下浓重的阴影。考虑到他的一子一女，年岁都还太小，万一自己有什么意
外，异国他乡，乏人照顾，他所经营的产业很难保存下去。因而，他就越来越想把
“中国旅馆”尽快处理掉。即使是低价出售，也在所不惜，这样，他对旅馆的日常
业务，当然也就日益松弛下来。美国是个竞争性很强的社会，全力以赴，仍难取胜，
稍有懈怠， 即江河日下。我们到达纽约的前几天，他已同医院约定：要在下月9日
对他的喉部硬块进行手术治疗。病情是好是歹，到那时才能见分晓。此刻，他正处
于紧张的等待之中。他感到很悲观，又感到很欣慰。“有朋自远方来”，他当然很
高兴，可我们来的不是时候，直到我们离开美国，他仍处在等待结局的忧虑中。他
以焦切的心情委托我们：能否在国内迅速找到个单位以最低价格把这幢楼房买去，
以便插足美国，在纽约设立个办事处或进行其他开发性事业。他还提议，如能办成，
将给中华文学基金会或我们个人10万美元的佣金。我们听了后，只得苦笑了笑，表
示无能为力。
夜深了。我们一起默默地走出餐馆，漫步在纽约街头。闻名世界的时代广场，
仍然灯火辉煌。 一幢幢巍峨的高楼直指灰蒙蒙的夜空。Q先生边走边告诉我们：某
幢楼房，已于某年某月卖给某国公司，某幢楼房正在议价出售，尚未成交。看起来，
他对纽约房地产的行情实在是太熟悉了。他在指点着这些楼房时，脸上的表情很复
杂，既浮现出一种行家里手谈到本行业时的自豪感，也流露出难以尽说的悲凉。
在时代广场，我们还看到一些身份各异的流浪汉，有一些人喝得醉醺醺的，吆
喝着、呼啸着、打打闹闹地结伴而过，也有些人，身着各种奇装异服在街头行乞。
其中的一位，竟把自己扮成机器人，只要有人往他那金属制成的衣袋里塞进一枚硬
币，他就会以机器人的步伐伴着音乐表演一段迪斯科，时代毕竟不同了，如今在美
国连当乞丐也用上了现代化的科技手段，还有几位中国画家，正在街头招揽行人为
他们画素描。我怕被他们发现，连忙加快了脚步，Q先生却轻轻地扯了下我的衣襟，
低声告诉我：仅仅在两个多月之前，有一位毕业于浙江美术学院油画系的青年画家
林林，就在这里被美国黑人歹徒无辜枪杀，他的血迹未干，又有一些来自我们那个
古老的文化之都的青年艺术家，为了在美国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深夜来到这个充
满危险的街区。
一阵阵从大西洋岸边吹来的深秋之夜的凉风，吹拂到我的身上。我不禁打了个
寒噤。
这一夜，我本来应该好好补上白天的时差提前入睡的。但我却在床上辗转反侧，
一直没有睡好……
第二章
10月31日 星期四 晴转阵雨
纽约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领事馆设在曼哈顿区42街末端，面对宽阔的哈得逊河，
是一座18层的大厦，看来很是威严。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到总领事馆商谈颁奖事
宜。在总领事馆内，受到王家栋文化领事和副领事孙澜涛、张勇的热情接待。他们
在国外呆久了，很想见到来自祖国的亲人。大家一见面，就有说不完的话，我们在
一起商谈了访问日程，还互相介绍了目前美国及我国的国内情况，足足谈了两个多
小时，才依依不舍地分手。
孙澜涛原是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在学校时担任过学生会副主席，和我的婶
母顾传铮、堂妹京平、堂弟和平都很熟悉。他谈起了我的叔父张星五之死，不禁使
我心胸中顿起波澜，默然良久。对这段尘封了许多年的往事，我似乎早已忘却，或
者说早就麻木了，一旦经人挑破，那伤口原来还是新鲜的，仍然有摧心摘胆之痛！
我和星五叔只相差三四岁，不仅是中学同学，还伙着一个行李卷儿在解放战争末期
参加了革命，日则同行，夜则同被，说是远房叔侄，其实情逾一母所生的嫡亲骨肉。
50年代我被错划成右派，他则由安徽调进北京，在北京外语学院工作。其间，我曾
两次来京，相见时仍然毫无间隙，他对我的坎坷命运不仅慰勉有加，每次分手时，
还都尽其所能的让我多带回些衣物和食品，帮助我渡过难关。不料在“文化大革命”
初期，他竟死在红卫兵的乱棍之下。暴徒们一面用棍棒、皮带抽打着他，一面疯狂
地弹起钢琴，想用琴声淹没他痛苦的嚎叫声。其残忍凶狠的程度，实在令人发指！
80年代初，我也调到北京工作，每次路过外语学院所在的魏公村附近，即神思恍惚，
觉其仍在左右，音容笑貌，宛若当年。归来后常于梦中与之相会，睹其遍体鳞伤之
惨状，醒来即泪流不止。这段血泪史，我从未在文字中表述过，也极少同人提及。
如今事隔二十余年，竟又在万里之外的美国，听一位我从未想到过的年轻朋友追忆
此事，怎能不感慨系之！
中午在一家日本人办的自助餐馆里吃了顿价廉物美的午饭。这家餐馆的生意很
好，来就餐的不仅有日本人、中国人、韩国人等等，还有许多道地的西方的中、下
层人士。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几乎每一张餐桌都座无虚席。在纽约，随处都能看
到日本经济势力的严重渗入。大到一家家素享盛名的公司转移到日本人的名下，小
到这种生意兴隆的餐馆、酒吧和娱乐场所，简直无所不在。难怪有人说，日本人在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能用飞机大炮达到打败美国的目的，现在却在经济领域中实现
了原有的目标。
顺便还去中国银行驻纽约办事处看望了正在北京的中华文学基金会理事、原联
合国高级专员潘先生的夫人于湘女士。她是办事处的会计部主任。我们有一些外汇
转换手续，必须请她协助办理。
当我们回到旅馆时，原在作协外联部工作的张泉涓和她的丈夫王虹已经在那里
等候多时。 张泉涓是去年10月带着4岁的女儿来到美国和丈夫团聚的。王虹在一所
大学里攻读建筑工程的硕士学位，毕业后正碰上美国经济不景气，建筑行业尤其萧
条，许多美国人都失了业，中国留学生要想找到合适的工作就更难了。他们到处奔
走，好不容易才在一位台湾来的工程师那里找到个临时帮忙的位置。张泉涓则在一
家餐馆里打工。他们一家三口，依靠夫妻俩很不稳定的工资收入，在纽约生活得很
艰难。小张从前在作协工作时，我们每天都打个照面，但却很少说话，偶或有事找
到她，总是微微一笑，轻言慢语地应上几句活就走了。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个娇小、
内向的女子，这次我们一见面，她就滔滔不绝诉说苦衷，嚷着要和我们一道回去。
她说：“我们的日子过得苦极了！收入少些，生活苦些，我还不怕。我最怕看到餐
馆老板那双冷冰冰的、充满挑剔的眼睛。无论你走到哪里，那双眼睛似乎总在盯着
你，恨不得你每一秒钟都像机器一样地转个不停。”她还说：依她自己的意思，到
美国不久就要回去。可是，筹措一笔来美国的旅费很不容易。王虹觉得：既然来了，
总该混出点模样来，才好回去见家人好友。所以，他们就这样犹豫再犹豫，彷徨复
彷徨，一直拖了下去。
听着张泉涓的诉说，我和金坚范俩人都不知回答什么是好。我们刚到美国，对
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情况了解甚少。张泉涓原是北京一所大学的青年教师，父母都
是国家干部。调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