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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口一小口地咬着瓜瓤，就像猫儿吃食似的。我后来才知道，这位姑娘早就爱上了葛任。这次清田村之行，其实就是她安排的，而我就是她的借口之一。她对葛任说：“你的朋友来了，你总该带朋友出去走走。”
……天不亮出发，临近中午时候，我们到了都腊（Tula）。娜佳告诉我们，Tula原意为“阻截”。很久以前，鞑靼人进攻莫斯科，俄国人在此堆积木柴，燃火拦阻。她正这样讲着，马儿突然踯躅不前了，刨着蹄，并拉出了一堆热烘烘的粪便。一支马队突然从道旁的花楸树和针叶林里斜杀而出，被雪覆盖的松针被马蹄高高抛起，又如雨丝般纷纷落下。娜佳的哥哥挥鞭想使马车掉头，可马儿却站立不动。他连忙让我们下车，垂手站着。他们一共七八个人，个个衣衫褴褛。当中一个年长的，似乎是个领袖，他骑着马站在一边，指挥部下用马的后胯将我们赶到一起。然后，他端坐在马背上，奇怪地做了一通演讲，令人备感唐突。其演说大意为，革命业已成功，一切智识分子和有产者都要听从民众的将令。葛任正欲辩解，有人突然从马背上跳了下来，将裤的门襟拉开了，像抬炮出城一般，将他的阳物平着端了出来。它已高度充血，硬如警棍，显然，这种拦截让它和它的主人高度兴奋。娜佳藏在哥哥的身后，已经吓得晕了过去。因为我也受到了惊吓，所以我觉得那鸟儿大得很，就像马的阳物。我提到警棍，其实并非故作惊人之语，因为那人果真将阳物当做警棍，在我们的车辕上连击数次。那声音就像东方的和尚敲木鱼似的，梆梆有声，空谷留音。那人演讲和敲木鱼的时候，马队贴着我们，开始了骑术表演。他们骑着马，先是勒马急转，然后又让马的前腿高高跷起，单靠后腿直立。有个人跑到娜佳身边，涎着脸想动手动脚。就在我们惊恐万分的时候，首领吹了一声口哨，那人又把手收了回去。然后，他们就消失在花楸树丛中了。
我们再次上车的时候，娜佳的哥哥对刚才的那一幕并不生气。他好像很能理解那些路霸。他说，那些人一定把我们看成了逃难的智识阶级。他说，革命挑起了民众和智识阶级的对抗。革命伊始，智识阶级就谈起了自由、民主、宪法和面包，把民众的胃口都吊了起来。但时至今日，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这些好东西连一个影子都没有，连镜中月水中花都不是。他们既惹恼了布尔塞维克，也惹恼了普通民众。就像中国人所说的，吃柿子要拣软的捏，民众只能将怒火烧到智识阶级头上。智识阶级只有一个出路，那就是逃亡。现在，他们看着我们都戴着眼镜，就把我们看成了身带细软、企图逃亡的人。葛任问娜佳的哥哥，你属于哪个阶级。娜佳的哥哥说，他既不属于布尔塞维克，也不属于民众，现在也不属于智识阶级。他说，他是一个找不到阶级的人。
在清田村，因为担心马车被劫，我和娜佳的哥哥并没有进到托氏的宅邸。娜佳陪着尤郁进去了，但他们很快就从那铁栅门里走了出来。事后，我问葛任先生对托氏宅邸的印象，他说，他在那里看到了一本书，那是一本汉英对照的老子的《道德经》。他还特意提到，主人告诉他院中的那条小道，曾被托尔斯泰称为法国小径。葛任在说这话时，神情有些恍惚，我相信，冰莹的形象一定在他的脑子中盘旋。
回来的路上，我们再次经过Tula。这次我们没有遭到拦截。出乎我们的预料，尤郁斯基坚持要在那里停下来。娜佳很紧张，但她故作轻松，有时正说着话，突然拍一下尤郁，随即又满脸通红。尤郁提议我们到附近的村子里过夜，没等我们表示反对，娜佳就鼓起掌来。等我们穿过花楸树林，来到一个村子外边的墓地时，我们果然又碰到了那批拦截者。他们一定以为我们带来了援兵，很快跃上了马背。那个曾经把生殖器晾到外面的人，现在反倒把腰带系了又系。葛任对他们喊道，他只是想和他们谈谈。为了表示诚意，他让我们留在后面，只有他一个人走到前面去。
他们谈了一会儿，葛任和那个首领走了过来，邀请我们到村子里做客。在那里，我们不光喝到了荞麦糊，还喝到了肉汤。汤的颜色是黑的，就像从床垫子里面挤出来的。里面泡着的那个小东西，若是不告诉你那是肉，你会以为那是土鳖。别生气，那些喝着残余肉汤的孩子的馋相告诉你，他们没有骗你，那确实是这家里最好的美食。他们说着，道歉着，突然，那个首领张着嘴哭了起来。由于满脸都是皱纹和胡子，那些泪珠简直流不下来，在脸上形成了一层明晃晃的水幕。我记得从那个村子里出来的时候，尤郁对娜佳的哥哥说，在来俄罗斯前，他和许多人都认为俄罗斯是“共产主义实验室”。在这个实验室里，布尔塞维克都是化学家，他们按照自己的革命理论，把俄罗斯人放在玻璃试管里，颠三倒四地弄两下，再倒出来，就出现了社会主义的化合物。现在看来，事实并非如此。
就在我准备离开俄国的前几天，一天早上，娜佳来找我们。她一进门，就栽倒在地。她的哥哥亚历山大死了。晚上，他没有回来，当娜佳找到他的时候，才发现他躺在阿尔巴特街的一个小巷里，尸体已经冻成了一块冰砖，和大地紧紧冻在一起。从他的太阳穴涌出来的血，凝结成了一个小小的圆球，晶莹透亮，就像个红樱桃。那些血显然有过一次喷涌，因为他的脸上、脖子上都有血珠。那些血珠子也冻结了，一粒粒的，就像一串枸杞子。葛任说，在他的老家青埂，人们就把枸杞叫做死婴的念珠。亚历山大倒下的地方有一家餐厅，餐厅门前煤气灯的磨砂玻璃圆罩，也被子弹击碎了。我记得，第二天，警方便急忙公布了亚历山大的死因：畏罪自杀。但他究竟犯了何罪，警方却秘而不宣。
亚历山大死后，葛任就病倒了。我也不得不推迟了自己的行期。白圣韬说，他常看见葛任默默流泪。他的脸很光滑，所以那泪珠流起来毫无阻隔，流到下巴的时候，就像挂在房檐上的雨点。他常常一言不发。后来，他说他浑身发冷，就像掉进了冰窟。他干咳个不停，说自己的嘴里有股子异味。后来，他就开始吐血。“几天来，我没有吐过一口白痰。”他说。毫无疑问，他的肺病加重了。但他不承认这一点，他说，很可能是他的某一个血管破裂了。他不停地写作，写他对亚历山德罗维奇的回忆，仿佛只有写作能使他忘却自己的病。但我知道，彻夜写作只会加重他的病情，尤其是写梦的破灭。我试图劝阻他，他却说，在写作的时候，他心里感到踏实，也很幸福，就像在吃甜饼。奇怪的是，文章写完以后，他又把它们烧掉了。他说，他不敢也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宁愿相信他看到的一切，仅仅是个噩梦……
在白圣韬接下来的讲述中，我们将会看到，在火车上，白圣韬差点向小红讲了那个“拦截”事件，即那个亮出生殖器的事件。至于生殖器，与孔繁泰先生称它为“马的阳物”和“警棍”不同，白圣韬把它说成了“驴剩”。但他最后还是忍住了，没有讲出来。
＠ 易子而食
李洱
拗不过小红的撩拨，我打算给她讲讲我在苏联的一个奇遇。当时，我们正要到托尔斯泰的故居去，路上被人截住了，有人还掏出驴剩一样的生殖器，耀武扬威，拿它吓唬人。可我是个君子，这种事怎么也讲不出口。既然打开窗户说亮话了，我就有甚说甚。人的心理很奇怪，面对一个妖里妖气的姑娘，愈是讲不出口的事，就愈是想讲。幸亏美国货走了过来，打断了我们，不然，我还真是憋得难受。美国货用打火机点了一根烟，笑眯眯地看着我，说：“先生，你可真是个君子。”我正想着他有何深意，他遽然一拍屁股，说郑州到了。
到了郑州，美国货把我和小红送上车，就随车去开封了。现在，就剩下了我和小红两个。小红已经睡着了，可我却没有一点睡意。我的脑子老是要开小差，往葛任那里跑，拦都拦不住。虽然我晓得美国货是个押车的，可我能够看出来，他定然也是个地下党。我想，倘若他不是押车，也是要去杀人，任务更艰巨更危险，我亦愿意与他对调。有甚说甚，当时我想，倘若小红真是我女儿，为了能和他对调，我亦愿意把小红白白送给他。先前听说人们饿急了会易子而食，我总感到匪夷所思。现如今，我算是理解了。吃自己的孩子，着实难于下口。吃别人的孩子，就轻松多了。要是胃口好，可能还会觉得香呢。
想到易子而食，我脑子里一亮。从张家口出来，我就一直在想：田汗何不直接下令呢，为何要经过窦思忠呢？六个指头搔痒痒，多那一道做甚么。如今想到了易子而食，这个道理我就想明白了。田汗没有直接告诉我，一来说不出口，二来倘若我不愿去，他着实对我下不了手。我毕竟是他的老乡嘛。而到了窦思忠手里，就好办多了。倘若我不服从命令，窦思忠可以随时毙掉我。不要我亲自动手杀掉葛任，而是让阿庆来动手，大概也是这个道理。我想，这些细小的安排，也定然是田汗的主意。看来，我的难处，他也考虑到了呀。唉，照此说来，莫非我还得感谢田汗不成？
后来我的睡意也上来了，可仍然睡不着。我靠着麻袋，想，当个麻袋多美啊，甚么都不用想，天下最美的事就数当麻袋了。我是一只大麻袋，哪里需要往哪抬。可是，当我这样想时，我就不是麻袋了，因为麻袋是不会想问题的。有甚说甚，那时我对甚么都很敏感，脑子越来越乱。问题出来了，火车分明是在平原上行驶，可我却总是觉得它是在山谷之中行进，正顺着山谷向前蠕动，并且已经靠近了大荒山白陂镇。火车在摇晃，把人们都摇进了梦乡。只不过，对别人来说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