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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天寺的钟，幽冥钟。
女性的钟，母亲的钟……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四日中午，飘雪。
第二部分赵朴初：《佛教常识问答》序
赵朴初
这本书是我近四十年前开始写的，因为事务冗忙，时作时辍。原来计划，除现在书中的五章外，还有三章是有关中国与外国佛教关系史的，因佛教协会已有这方面资料的编辑和著作，所以不重复了。
我写成第一章后，曾以《楞严经》“如人饮水冷暖自知”那句话中提出“饮水”二字作为笔名，陆续在《现代佛学》杂志上发表。有一位朋友问我：“你为什么用这样一个小题目？”我说：“我喜欢‘小题大做’，而不愿‘大题小做’，更害怕有题空做。”这本书名很合我的心意。
几年前，一位青年僧人用日文翻译这本书，我应他的要求写《序》时，曾记下与本书有关的一件事：一九五七年我陪一位柬埔寨僧人见毛泽东主席，客人未到之前，我先到了。毛主席便和我漫谈。他问：“佛教有这么一个公式——赵朴初，即非赵朴初，是名赵朴初，有没有这个公式呀！”我说：“有。”毛主席再问：“为什么？先肯定，后否定？”我说：“不是先肯定，后否定，而是同时肯定，同时否定。”谈到这里，客人到了，没有能谈下去。
后来，我在写这本书的第二章时，想起那一次未谈完的问答，我想，书中谈到缘起性空的思想，可能补充了当时我在毛主席前所想讲的话。
我看过曾是毛主席的勤务员李银桥写的书：有一天，毛主席在延安出门散步，对李银桥说：“我们去看看佛教寺庙，好不好？”“那有什么看头？都是一些迷信。”毛主席说：“片面片面，那是文化，你懂吗？”我因而想起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周建人先生写信给我说：“文革”初期范文澜先生向他说，自己正在补课，读佛书。范老说，佛教在中国将近两千年，对中国文化有那么深厚的影响，不懂佛教，就不能懂得中国文化史。一九八七年我到四川一个佛教胜地看到被人贴迷信标语的事实，回来写了一份报告，钱学森博士看见了，写信给我说：“宗教是文化。”
这三个人，一是伟大的革命家，一是著名的历史学家，一是当代的大科学家，所见相同，都承认佛教是文化，而今天还有不少人的认识水平和当年李银桥的一样。
我最初写这本书的动机只是为了和外国朋友谈话时，翻译人员因缺乏佛教知识而感到困难，想为他们提供一些方便。但这许多年来，得到国内不少人的关怀鼓励，也引起一些外国朋友的注意。事实说明，这本小书对于增进人们对佛教的了解，增进国际朋友对中国佛教的了解，不无少许贡献。
我虔诚期待国际朋友对于此书内容给予指教。
第二部分金庸：皈依的心路
金庸
池田：金庸先生信奉佛教，且对佛学甚有造诣，先生皈依佛教，是缘于什么事呢？
金庸：我皈依佛教，并非由于接受了哪一位佛教高僧或居士的教导，纯粹是一种神秘经验，是非常痛苦和艰难的过程。
池田：请往下说。
金庸：1976年10月，我十九岁的长子传侠突然在美国纽约哥伦比亚大学自杀丧命，这对我真如晴天霹雷，我伤心得几乎自己也想跟着自杀。当时有一强烈的疑问：“为什么要自杀？为什么忽然厌弃了生命？”我想到阴世去和传侠会面，要他向我解释这个疑问。
池田：是吗？我可是初次听到。失去孩子的父母亲的心情只有当事者才可理解。我也是这样，我曾失去我的次子。我的恩师户田先生也有过这样痛苦的经历，他还年轻的时候，他的仅有一岁的女儿夭折了，这是发生在他皈依佛教前的事，他曾经感伤地缅怀道：“我抱着变得冰冷的女儿，哭了整个晚上。”过了不久，他的夫人也撒手人寰，这使得他认真地思考有关“死”的问题。
金庸：此后一年中，我阅读了无数书籍，探究“生与死”的奥秘，详详细细地研究了一本英国出版的《对死亡的关怀》。其中有汤因比博士一篇讨论死亡的长文，有不少精湛的见解，但不能解答我心中对“人之生死”的大疑问。这个疑问，当然只有到宗教中去求解答。我在高中时期曾从头至尾精读过基督教的新旧约全书，这时回忆书中要义，反复思考，肯定基督教的教义不合我的想法，后来我忽然领悟到（或者说是衷心希望）亡灵不灭的情况，于是去佛教书籍中寻求答案。
池田：户田先生也曾在失去长女及妻子之后的一个时期信奉过基督教，但是，关于“生命”的问题，却始终无法令他信服，也无法解答困惑和疑问。您之所以认为基督教不合您的想法，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不能解答“生死观”的问题吧！
那次会晤，我们说起过的康丁霍夫•；卡列卢基先生曾经说过：“在东方，生与死可说是一本书中的一页。如果翻起这一页，下一页就会出现，换言之是重复新生与死的转换。然而在欧洲，人生好似是一本完满的书，由始而终（没有新的一页）。”这也就是说，东方与西方的生死观有着本质的不同，对于“生死观”，您曾作过竭力的思考，当然也不会满足于那种将人生视作“一本完整的书”的生死观吧！但是，佛典浩繁，不可能一口气学完，那种苦读和钻研殊非易事啊！
金庸：是啊！中国的佛经卷帙浩繁，有数万卷之多，只读了几本简单的入门书，就觉得其中迷信与虚妄的成分太重，不符合我对真实世界的认识；但还是勉强读下去。后来读到《杂阿含经》、《中阿含经》、《长阿含经》，几个月之中废寝忘食、苦苦研读，潜心思索，突然之间有了会心：“真理是在这里了。一定是这样。”不过中文佛经太过艰深，在古文的翻译中，有时一两个字有完全歧异的含义，实在无法了解。
于是我向伦敦的巴利文学会订购了全套《原始佛经》的英文译本。所谓“原始佛经”，是指佛学研究者认为是最早期、最接近释迦牟尼所说佛法的纪录，因为是从印度南部、锡兰一带传出去的，所以也称为“南传佛经”。大乘佛学者和大乘宗派则贬称之为“小乘”佛经。
池田：能以汉译的佛经与英译的佛经相对照比较，才可以对之进行研究。
金庸：英文佛经容易阅读得多。南传佛经内容简明平实，和真实的人生十分接近，像我这种知识分子容易了解、接受，由此而产生了信仰，相信佛陀（印度语文中原文意义为“觉者”）的的确确是觉悟了人生的真实道理，他将这道理（也即是“佛法”）传给世人。
我经过长期的思索、查考、质疑、继续研学等等过程之后，终于诚心诚意、全心全意地接受。佛法解决了我心中的大疑问，我内心充满喜悦，欢喜不尽——原来如此，终于明白了，从痛苦到欢喜，大约是一年半时光。
池田：我希望您能原原本本地谈谈当时的心情。
金庸：随后再研读各种大乘佛经，例如《维摩诘经》、《楞严经》、《般若经》等等，疑问又产生了。这些佛经的内容与“南传佛经”是完全不同的，充满了夸张神奇、不可思议的叙述，我很难接受和信服。直至读到《妙法莲华经》，经过长期思考之后，终于了悟——原来大乘经典主要都是“妙法”，用巧妙的方法来宣扬佛法，解释佛法，使得智力较低、悟性较差的人能够了解与接受。《法华经》中，佛陀用火宅、牛车、大雨等等多种浅近的比喻来向世人解释佛法，为了令人相信，甚至说些谎话（例如佛陀假装中毒将死）也无不可，目的都是在弘扬佛法。
池田：《法华经》富于艺术性，有“永恒”，有广阔的世界观、宇宙观，有包容森罗万象一切生命空间的广大。其中许多警句般的经文有影像般的美，简直可以说是一本庄严的“生命摄影集”，可以一页一页翻转的，那一瞬一瞬的画面如在眼前浮现。
金庸：我也是了解了“妙法”两字之旨，才对大乘经充满幻想的夸张不起反感。这个从大痛苦到大欢喜的过程大概是两年。
池田：《法华经》是“圆教”，如果从作为大乘经典最高峰的《法华经》来看的话，其他的佛经都可谓各执真理一端的说教，一切经全部都可收纳于“圆教”的《法华经》中，宛如“百川归海”。您先学小乘佛经，后再研读大乘经典，得出的结论认为《法华经》是佛教的真髓，这确实反映出先生对于佛教的认真探索之精神。
金庸：对于我，虽然从小就听祖母诵念《般若波罗密多心经》、《金刚经》和《妙法莲华经》，但要到整整六十年之后，才通过痛苦的探索和追寻，进入了佛法的境界。在中国佛教的各宗派中，我心灵上最接近“般若宗”。
第二部分蒋子龙：回忆五台山车祸（1）
蒋子龙
在1987年的“中国文坛大事记”里，最具轰动效应的事件是三十多位作家、编辑在五台山遭遇车祸。事后，经历那次车祸的人分成两种态度：一种是著文立说大讲车祸的过程和感受；一种是三缄其口，只字不提车祸的事。我属于后一种，原因是觉得有些现象很蹊跷，说不清楚。当时我曾想当然地认为，车祸跟文人们轻慢无羁、在五台山上胡言乱语不无关系，既已受到惩罚，怎敢再造次，口无遮拦！
但我始终未能淡忘那次车祸，对每一个细节，每个人说的话，都还记得清清楚楚。人活一世有些事情是终生都不会忘的。实际上正是那次车祸使我开始有意识地修正自己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自觉渐渐改变了许多。于是十五年后的今天，我要回顾一下那次车祸了……
1987年的夏天，山西省作家协会发起组织了“黄河文学笔会”。一批当时文坛上的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