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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可能呈现事件真正来龙去脉的历史学家。迫切捍卫教会名声的学者抓住这点，严厉批评布克哈特，并为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辩护。
诺曼·贝恩斯（Norman Baynes）于1930年在英国学术院发表题为《君士坦丁大帝和基督教会》的演讲，提出要想在君士坦丁研究上取得突破，必须重视他自己的信函和敕令，从而为相关现代学术研究奠定了较可靠的基础。提摩太·巴恩斯于1981年出版《君士坦丁和尤西比乌斯》（Timothy D．Barnes，Constantine andEusebiu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1），在这本迄今为止关于君士坦丁最细致、全面的研究著作中，巴恩斯宣称，君士坦丁从公元312年起一直忠于基督教信仰，真诚地相信自己肩负着上帝赋予的特殊使命——把罗马帝国基督教化；至于他那些明显暧昧的宗教态度，其实反映了小心谨慎，而非内心的怀疑或犹豫。巴恩斯批判考察了所有现存叙述，并为全书配上适量的原始资料引文。但这种写作风格恰恰是布克哈特刻意避免的，布克哈特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第一版序言中已声明，他无意面面俱到，只想捕捉这个过渡时代重要而基本的种种特征，把它们塑造成明白易懂的整体。此外，不应忘记，布克哈特生在深受宗教改革传统影响的家庭，家族中出过几位新教牧师，他在转向历史和艺术批评之前，曾在巴塞尔读过两年神学。而他对自己使用的史料有全面、彻底的掌握，知人论世，洞达世故人情。几乎可以肯定，后人的异议不会让布克哈特从根本上改变他的论断。意味深长的是，时至今日，有关君士坦丁及其时代的研究早已汗牛充栋、数不胜数，但《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依然是其中最著名、被阅读最多的著作。显然，布克哈特勾勒的图景、他的见解和技巧、他的敏感和诗意自始至终得到公众最广泛的认可。
1949年，《君士坦丁大帝时代》英译本由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摩西·哈达斯（Moses Hadas）翻译出版，对学界冲击甚大。当时，英语学界自吉本以来正首次试图重新评估晚期古代（Late Antiquity）的历史地位，布克哈特所采用的文化史（Kulturgeschichte）方法启迪了一代学人。他放弃了传统上以事件为中心、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叙述，转而围绕政治、宗教和文化三个主题展开，通过揭示三者之间的互动来描述文明的演进。这种方法不再聚焦于伟人的丰功伟绩，而是强调产生丰功伟绩的文化背景，能够帮助人们把这个时代理解成一种文化现象，而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或权力结构。与此同时，它还有助于人们跳出历史实证主义的陷阱，后者相信历史的意义在于揭示事件的前因后果，为此又必须仔细甄别所涉及的事件或史实的真伪。在布克哈特看来，解释事件并不意味着寻找因果链，而在于发现事件彼此之间的联系，因果观念只是一种线性观念。社会并非由一连串线性的事件组成，而是高度复杂、相互联系的体系，其中任何一处变化都会牵动整体，诱发多重反应。更重要的是，原始资料之真伪无关紧要，因为它们反映的是时人的感觉、情感、欲望、臆断、观念和信仰。伪作对于洞悉它所产生的时代精神往往比真品价值更高；而文学作品如果运用得当亦可用来书写历史。毕竟，文化史主要关心信仰和态度，而不是事件。这种宽广的视野和对实证主义的颠覆在（后）现代心灵那里产生了共鸣，为挑战传统史学提供了火药，直接影响到晚期古代学派日后强调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和重视思想心态的研究取向，并促使人们的思索从历史现场开始——“时人信仰什么？”“他们怎样对变化做出反应？”这类问题远比“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些信仰是否正确、有用与否？”来得重要。在过去三十几年中，晚期古代学派异军突起，成为晚近人文学科发展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这一学派思想的初次总结，参看G．W．Bowersock，P．Brown，and O．Grabar．eds．Late Antiquity：A Guide to the Postclassical World．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而布克哈特敏锐捕捉到的重大时代特征，诸如晚期希腊文化的复古倾向、地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日益彰目、异教神秘主义的盛行、主教作为政治力量的兴起、修道院的出现、苦修运动的壮大等等，已成为晚期古代研究精耕细作的对象。
不过，布克哈特在一个方面与晚期古代学派存在深刻的分歧。奥古斯都代表的古典世界与君士坦丁代表的后古典世界之间的差异显而易见。如何看待这些差异？它们是否是衰落的先兆，预示了五世纪西罗马帝国的崩解？君士坦丁通过皈依基督教而最终抛弃了罗马古老的价值观，这是否加速了衰落的进程？难道只有奥古斯都缔造的和平与秩序才是古典理想的体现，而对它的任何偏离必然意味着衰落？对于这些自吉本以来始终让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晚期古代学派的答案是否定的。他们感知不到断裂、沉沦和衰落，而只看见一系列传承、更新和转型。这种观点或许不会让布克哈特感到陌生。四世纪晚期的拉丁诗人克劳迪安曾把罗马比作形容枯槁、气息微弱、步履蹒跚的老妇，同时代的基督教诗人普鲁登提乌斯则让她因基督教而返老还童。布克哈特决心为这些差异唱挽歌：帝国政府因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而逐渐僵化，虽说这种僵化在拜占廷帝国那里让部分古代世界又苟延残喘了一千年；荷马和维吉尔的宗教被一种寻觅更深刻的宗教体验的欲望所侵蚀，再遭到狂热东方秘仪的冲击，最终被新兴的基督教给以致命一击；探讨哲学没落成孤独的追求，哲学家在孤零零的梧桐树下发表演说，除了蝉没人听；古典艺术传统则屈服于追求富丽堂皇的东方趣味，名贵的材料与铺张的美感取代了对形式与和谐的关注。君士坦丁大帝时代是伟大而绝望的过渡时期，伴随基督教兴起的是古代异教个人主义的衰落。《君士坦丁大帝时代》出版八年后，布克哈特又出版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文艺复兴或许是孕育希望的过渡时期，伴随中世纪基督教衰落的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
布克哈特很清楚，在标榜“如实直书”的兰克史学一统天下的时代，《君士坦丁大帝时代》会被认为“过于主观”。这位海登·怀特赞许为“十九世纪下半叶最具才华的史学家”和“文化衰落现象的优秀分析家”在第一版序言中流露，如果允许他“献上的供品在阳光下拥有小小的一席之地”，就足够了。足堪玩味的是，希腊罗马人习惯聚集在神庙外的露天祭坛周围，与基督徒后来在教堂内的祭坛旁举行宗教仪式恰恰相反。因此，布克哈特一边摇笔写下这句话，一边思绪可能已飞向地中海某个异教神庙，顶着午后明媚的阳光，他把本书当作供品，轻轻放在神庙的残垣断壁旁……
（《君士坦丁大帝时代》，雅各布·布克哈特著，宋立宏、熊莹、卢彦名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4月版，36．00元）
时代印痕才人笔
张宏生
晚清以来，义宁陈氏之家，诗人辈出。陈三立以“脱手千诗老更醇”（汪辟疆《光宣诗坛点将录》）之才，执光宣诗坛之牛耳，是公认的诗坛领袖。其膝下数子，也都成就斐然，尤其是陈寅恪，学问既大，诗才亦高，后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化热中，风骚独领，万口竞说，享尽了一个学者的哀荣。相形之下，陈三立的小儿子陈方恪就较少为人所知，比起他的画家哥哥陈师曾、学者哥哥陈寅恪，相去似乎不可以道里计。不过，倘若让时间倒流，在民国诗坛上，提起陈七先生的诗才，那却也是如雷贯耳的。
陈方恪是一代才人，其生活固然多姿多彩，究其实际，也是文人气十足，不护细行之处，所在多有，那也是世家子弟的某些习气，见怪不怪。他平生最为可议的一件事情，就是从1938年起，先后在“维新政府”里出任教育部编审委员、考试院考选委员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考试院考选委员会专门委员、伪国民政府秘书等职了。这些事情的前因后果，似乎也难以理清，下水前固然犹豫彷徨，任职中更多矛盾心理，不过据我看，这也是陈方恪文人气的糊涂一方面，一事当前，缺少定力，行事随随便便，就往往明知其不可为而勉强为之。看他在那一段时间里的表现，也就是挂了一个空名，更多的还是诗酒唱和，仍然是一个文人。然而，陈方恪毕竟是陈三立的儿子，那位诗坛泰斗以其骨耿之风，眼见日人侵占北平古城，拒绝进食服药，以至忧虑以死的气节，也流淌在他的血液中，这又使他的生活放射出一段虽然短暂，却也是耀眼的光芒。自1942年起，陈方恪就与地下组织有了联系，成为国民政府军统的成员，不仅将潜伏组的电台藏人其所担任主任和董事会代表的金陵刻经处，而且自己出资负担潜伏组的日常开支。1945年8月6日，陈方恪被日本宪兵队抓获，虽经严刑拷打，仍然坚贞不屈，守口如瓶。幸好8月14日日本即宣布投降，陈方恪才死里逃生，活着走出了宪兵队的牢房。不管前面怎么样，他仍然可算是抗日地下工作者的一员，最终，给自己的混混沌沌的文人气，树立起一个大节，也是他人生中最富有戏剧性的一笔。
陈方恪以诗词闻名于时。陈三立于诸子之中，唯独欣赏陈方恪的诗才，曾称赞说：“唯七娃子能诗。”陈衍则认为陈方恪能传其父家学，“诗则酷似其父”，“几不能辨”（《石遗室诗话》）。至钱仲联，以其对近代诗坛的熟稔，曾对陈三立诸子有所品评：“寒柳亦能诗，而功不能与其兄衡恪、隆恪敌，亦非如其季方恪之风华绝代也。”（《选堂诗词集序》）可以看出，陈方恪诗歌创作的水平之高，乃是不同年辈人的定评。事实也是如此。陈方恪的诗歌，出唐入宋，既有唐人的丰美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