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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地带（指美国中西部生产玉米的地区，东起俄亥俄州西部、西至内布拉斯加州东部和堪萨斯州东北部，尤指衣阿华州、伊利诺斯州和印第安纳州。——译者注）、大平原和得克萨斯农村已经成为比收入、和平更加重大的问题……在没有清晰地看到任何一个候选人支持什么观点或者能够在这些问题上做些什么的时候，宗教问题正在成为一个决定性因素。”而两个方面都传来了埋怨声：一些著名的天主教徒很不满意杰克反对“在许多公众事务中的天主教立场”。
相对不那么声张的担忧是有关杰克玩弄女性的传言。1959年6月，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些来信和一张照片，“包含有关杰克？肯尼迪个人行为不检点的指控。很显然，”联邦调查局的备忘录记载道，“该资料已经广泛传播——寄信人声称已经将复印件发送给‘大约35名记者’。”备忘录还记载说，“数月以前，”调查局 “已经从一个可靠的渠道收到了……有关肯尼迪参议员性生活的情报。你们还记得，我们在局档案里有详细的重要情报，表明肯尼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经与另外一个男性的妻子发生过不合法关系。”1960年3月，负责新奥尔良分局的特工报告说，与弗兰克？西纳特拉（Frank Sinatra）有关的一个犯罪集团中有些成员在经济上支持肯尼迪的竞选活动。该特工还汇报了“一次谈话，其中暗示肯尼迪参议员在内华达州拉斯维加斯曾经与一名妇女上床。”还有一些报告说，迈阿密的一名空姐曾经被“派去看望肯尼迪参议员”。5月，调查局收到了在右翼报纸上刊登的一张照片，显示杰克“在凌晨 1时离开他女朋友的家。她是他的一名漂亮入时的雇员。”
由于有关肯尼迪玩弄女性的谣言广为流传，结果纽约联合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的亨利？范杜森（Henry Van Dusen）请阿德莱？史蒂文森“与愿意终止有关肯尼迪参议员传言的……一些……朋友们坐下来谈一谈。”可是，“一点不掌握任何一手资料”的史蒂文森不愿意证实这些街谈巷议。他相信肯尼迪“有可能在1955年以前在那个方面过于活跃，”当时严重的脊背毛病令人怀疑他能不能活过来。可是，一系列的手术给了他 “正常的寿命后，他似乎已经塌下心来准备实现自己的抱负——总统的宝座。”史蒂文森得以证实这一结论的事实是，“有关他私生活的大多数此类故事似乎都是 1955年或者在那之前的事情。因此，我的观点是，这些谣传已经过时，大部分没有事实根据。而且我必须说，即便谣传属实，也根本算不上什么本质问题，因为除他以外的选择是尼克松！我本人就是恶劣谣言的受害人，我觉得这种勾当恶心之极！”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7）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onal Conference of Citizens for Religious Freedom）——该机构由150名以诺曼？文森特？皮尔（Norman Vincent Peale）博士为首的新教牧师组成；他们说，罗马天主教具有教堂和教皇国的双重身份，因而肯尼迪的信仰在竞选活动中是一个合法性问题。有一位成员宣称，肯尼迪跟赫鲁晓夫一样，是“一个体制的俘虏”。虽然牧师们都是希望尼克松当选的共和党保守人士（并且在宣称肯尼迪的教堂会有何作为时，表现出了十足的虚伪嘴脸——干涉世俗政治），但他们的阴谋诡计并没有消除他们提出的警告的影响。
有些预测表明，除非这种宣传得到回击、反天主教倾向得以克服，否则肯尼迪的宗教问题可能会给他带来多达150万票的损失。肯尼迪竞选班子立刻组织了一个社区关系分部，迎头痛击宗教问题。全国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职员詹姆斯？瓦恩（James Wine）负责这项工作。瓦恩像杰克竞选班子里的任何一个成员一样忙碌，每星期要回复600至1；000封信，并敦促新教的在俗和神职人员抵御那些矛头直接、间接指向天主教、指向肯尼迪的言论。
9月12日，肯尼迪在得克萨斯州休斯敦一群新教牧师前的一次取得重大效果、被大肆宣传的公开演讲起到了帮助作用。博比、杰克的竞选队伍、约翰逊和雷伯恩都反对他去演讲。“他们大多数是共和党人，他们的目的就是要逮着你，”雷伯恩告诉肯尼迪。但是，肯尼迪相信，他必须在某个时候面对这一问题，而且他希望能够在竞选活动的早期完事，以便自己可以转向更富有建设性的问题。 “我已经厌倦了这些以为我要用圣水来取代诺克斯堡的金子的人们，”他告诉奥唐奈和鲍尔斯。事实上，他在教义方面的知识以及与教堂的关系十分有限，因而他请来了天主教学者约翰？科格利（John Cogley）辅导他进行演讲的准备工作。
虽然肯尼迪认为自己的演讲以及按照自己所说过的话对观众提出问题的答复是竞选活动的关键，但他走到休斯敦莱斯饭店（Rice Hotel）水晶舞厅中300名观众（以及全国各地数百万电视观众）面前的时候，却没有丝毫的犹豫，或者说没有明显的紧张迹象。他讲话时表达的真诚看法瓦解了他的政敌，传达了一种内心的自信，从而转化了几个反对者，并使得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相信，他具备一个好总统所需要的成熟程度和平衡能力。
开始演讲时，他首先强调，虽然宗教信仰是今天晚上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但他看到“1960年的大选中还有关键得多的问题……因为战争、饥饿、愚昧和绝望是没有宗教界限的。”但是，他的宗教信仰问题是眼下的关心对象，而且他毫不避讳地坦率阐述自己的观点和打算。他宣称，他信任“美国这个将政教绝对分开的国家……我信任的总统，其对宗教的看法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既不是国家强加给他的，也不是国家作为担任这个职位的一个条件而强加给他的……我不是天主教总统候选人，”他声称。“我是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恰好还是个天主教徒。在公共事务上我不是代表我的教堂——教堂也不代表我……如果当真出现了这种时刻……即我的职责要求我要么违背我的良知，要么违背国家的利益，那么我就会辞去公职，而且我希望任何其他有良知的公仆也会这么做。”演讲结束时，他恳求用宗教的宽容心服务于国家的安康。“如果大选的决定基础是4；000万美国人在他们接受洗礼的那天起就失去了当总统的机会的话，那么在世界各地的天主教徒和非天主教徒看来，在历史看来，在我们的人民看来，输家将是整个国家。”
虽然后来提出的一些问题对他的观点表现出不屑一顾，但他回答时的镇定和克制令牧师们在会面结束时不禁起身鼓掌，而且有些人还走上前来跟他握手，并祝他竞选顺利。在电视里观看演讲场面的雷伯恩喊了起来，“我的上帝，看看他——听听他说的话！他简直是在给他们洗脑。这个年轻人会成为一个伟大的总统！”
政治生涯总统大选（8）
史蒂文森并不是目睹当选官员性生活受到公众过度议论的惟一的人。用“最原始手法抨击公众人物的先驱人物”、传媒大王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反对探究私生活，而赫斯特——他本人在被指控为荒淫浪荡时也并非无懈可击——就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媒体道德观的一个典型代表。汉弗莱、约翰逊、尼克松，甚至是鄙视肯尼迪家人、为打败杰克愿意不惜一切代价的吉米？霍法，都说过许多有关他的不光彩事情。但是，在无情攻击政敌这个领域里，谈论性生活越轨行为却属于出圈。比如，联邦调查局备忘录中提到的那35名记者从来没有在报道中使用过那份情报。也许是因为他们无法给予谣传足够的确认。也许，在尼克松方面，跟赫斯特一样，他可能很害怕自己被抨击为伪君子。理查德？博林（Richard Bolling）众议员听说过尼克松有个女朋友的故事，而且博林得知，如果尼克松拿杰克拈花惹草的事情做文章的话，乔？肯尼迪就准备将该女朋友的事向公众披露。但是，在当年的行为标准下，这种针锋相对的斗争简直难以想像，而杰克也不担心他的风流成性会对竞选活动产生重大影响——不像针对他的宗教信仰和年龄的攻击。
宗教问题仍然是个障碍。9月7日，《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报道的是名称令人啼笑皆非的公民宗教自由全国大会（Na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