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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９７年，我由一名民办教师正式转为了公办教师。虽然女儿逝去的光阴再也无法挽回，但我想说：“我有一个让我值得骄傲的女儿，她曾用一颗懂事的心，一双稚嫩的小手，托起了一个经济拮据的民师家庭。春晓，爸谢谢你了。”
春晓现在已从安阳一五一医院回到家里，在黄家坡村小学幼儿班当老师。她说，我是她最敬爱的人，她正是受到我的影响，才决心要做一名教师，为乡村教育出一份力的。
（记录：刘波）
第四卷从没把学生当外人
王喜顺，男，６４岁
荥阳市峡窝镇柏庙学校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５日
１９５７年，也就是我２０岁那年，高考落榜后走上了我们县高山公社中学的讲台。
我有个爱好——吹口琴。在高山的第二年，我的班上有个学生叫杨玉杰，家是高山乡许村的，非常喜欢听我吹口琴。当时，学生家里的条件都不好，他硬是缠着父母给他买了只口琴，要我教他。
从此，我就利用中午、下午放学后的时间教他吹口琴。学口琴入门并不难，但要学好也不容易。杨玉杰在音乐方面还是很有天赋的，再加上他的勤奋，不到两个月，他就能跟我合奏了。在以后的日子里，只要班上或学校需要演出什么节目，都是我们俩来伴奏。我们第一次参加的演出，是１９５８年春节前学校的文艺汇演。那时候学校的条件差，搞演出不像现在有录音机或乐器伴奏，当时，几乎都是清唱。那次演出被师生们认为是历年来最好的一次，原因就是有了我和杨玉杰十分默契的口琴伴奏。
我当时刚参加工作不久，还体会不到这种默契的师生感情，我是在以后的２０多年间才逐渐体会到的。
杨玉杰毕业后，开砖瓦厂，办阀门厂，成了当地有名的企业家。１９８３年，有人告诉我说，杨玉杰在四处打听我呢。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事，心里一直惦记着。后来，杨玉杰找到我，要把大儿子交给我，跟我读书。当时我已调到北峡窝中学，他家离学校还有十几公里。我担心离家远，孩子受苦。杨玉杰却说，远一点不怕，少回家几次就行了，孩子跟着你我放心。
杨玉杰的大儿子叫杨河山，当时上初二，成绩不算太好，但还说得过去。这个孩子有个特点——懒，爱睡觉。一下课，别人还要在教室看会儿书，而他一早就跑回寝室睡觉了。我当时教历史，历史有很多东西需要记，他就是记不住。后来，我就每天一大早，在教室门前等他，每次问他一个问题，逼着他学。这一招还挺有效，小家伙成绩提高了不少。河山跟我两年，考上了县重点高中。听说后来河山考上了郑州轻工业学院，现在在上街区工作。
河山毕业后，杨玉杰又把他家老二杨青山送到我这里。青山跟我时也是上初二。第二年，我被调往马固中学。但有一个难题，当时，北峡窝中学是重点中学，各方面条件都比较好，马固中学是一所村办中学，条件比北峡窝差得多，教学质量也远不如北峡窝。为此，我就和杨玉杰商量看孩子怎么办。他却说，你去哪儿就让孩子去哪儿。就这样，青山又跟我去了马固中学。
马固中学没有学生宿舍，青山就跟我一起住在办公室。这小家伙学习比较差，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给他补课，但他基础差，改变不大。没办法，学习上不能帮他提高多少，生活上还是要尽力照顾好，每逢教师伙上改善生活，我都要买些好吃的带给他。随着功课越来越紧，他对学习失去了信心，到初三时，说什么也不愿上了。
青山现在在上街开车。大概是１９９５年，有一次我在上街等车，他开车路过，把车头一调，执意把我送回学校。也许是有一段共同生活的缘故吧，在他们兄妹三个当中，青山与我的感情最深厚。路上，青山告诉我，他很后悔当初没好好上学，现在为了提高自己，正在上夜校。
１９９１年，我又被调回北峡窝中学，杨玉杰又把小女儿杨丽芹送到了学校。当时学校没有女生宿舍，我女儿正好在镇上的卫生院上班，有一间房子，我就让女儿回家住，把房子腾出来给小丽芹住。小丽芹学习还不错，我基本上没怎么费心，后来考上了林州农业机械学校。
大概是１９８５年，我家里盖房子，那时我的工资是每月６９元钱，干了这么多年我总共攒了１５００元钱。可我盖了１２０平方米的平房，按当时的造价没有６０００元钱是下不来的，但房子盖成了，我没欠一分外债。这全是我的学生帮的。杨玉杰家里有大卡车，我盖房用的砖、沙、石灰都是他帮忙给拉的，并且都没有让我拿钱。
房子盖成了，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拿着钱找他结账。谁知，他见我拿着钱来，就满脸不高兴，说我把他当外人了。最后实在拗不过我，他便从中抽了几张，往桌上一放，说：“这就够了。”回到家，我自己算了算，光杨玉杰一个人就拿出了１０００多元，这在当时可不是个小数啊乡亲们都羡慕地说：“王老师是享了学生的福了。”
教了一辈子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与学生的真挚感情。不管你吵他也好，骂他也好，只要是发自内心地关心他们，爱他们，学生就永远不会忘掉你。
我今年已６４岁了，按说也该好好休息休息了，但就是感觉离不开学生，至今仍在柏庙学校担着六年级的数学课。因为患有严重的类风湿病，我全身骨关节肿大，腿不能打弯儿，上讲台要扶着墙。
（记录：侯军锋）
第四卷都市里寻不到我的梦
刘高峰，男，２３岁
郸城县东风二中教师
口述时间：２００１年７月２８日
１９９７年，我中师毕业，被分配到小学。刚踏上讲台，对工作充满了热情，教学给了我充实和快乐。但这些感觉很快就消失了，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辅导自习，每天都是这样单调地重复，我想要是这样干一辈子，会有什么出息？
为了我上学，家里欠下了不少债，本指望毕业后拿工资偿还，但每月就２００多元的工资，干了几个月，连一分也没有领到。为了生活，只得从家里拿馍，背面，还得向父母要钱。我身为长子，不但不能接过父母肩上的担子，还要给家里增加负担，心里很不是滋味。
加上感情的事也不顺利，毕业后，先后有人给我介绍过几个女朋友，都以失败告终。后来，认识了一个女孩儿，人长得挺俊秀，我感觉是自己心目中的那种，两个人谈得也比较投机。相处了两个多月。她父母知道了，打听到我是个教师，坚决不同意我们来往。她迫于父母的压力，和我分了手。这对我打击很大。当教师，连称心的对象都找不到，我思考再三，决定出去闯闯。
１９９８年春节刚过，我不顾家人反对，带着一个年轻的梦，混入了南下的打工潮。
在深圳，我每天都睁大眼睛，寻找机会。然而，我渐渐发现，在深圳把梦想变成现实，是那样艰难，甚至连维持起码的生计都得付出艰辛。
刚到深圳的一段时间，我没有找到工作，每天待在老乡的住处，烦闷时就到附近的大街上走走看看。在一家花店门口，我看到有许多人在争相买花，这才想到情人节快到了。我脑子里突然闪现一个念头，如果批发一部分花到公园去卖，肯定会赚不少钱。于是，马上拿出仅有的２００元钱，批发了３０朵玫瑰和一些百合。由于没有经验，贪图便宜，批的花不新鲜，很难出手，没卖出几枝，就枯萎了，不但没有赚到钱，反而连本也搭进去了。
很久，我才找到了一份洗车的工作，雇我洗车的是个中年人，人挺不错的，管吃住每天给１０元钱。那时正是冬天，我值夜班，经常是缩在门面的一角，独自望着黄黄的街灯发呆。门面小，外面又下雨，我时常感觉自己的心情也是湿漉漉的。有顾客洗车，我便立即端起水枪故作麻利地冲洗，然后把手伸进冰冷刺骨的水里，把抹布沾上肥皂沫，随后像一个下贱的仆人，钻到车子的座位下面擦很脏的脚垫。我被彻底地冷落了，没有人注意我，没有人知道我的梦想。
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我在一家叫聚仙阁的酒店找到了一份工作，当服务生。一开始听到“服务生”这个词还感到挺新鲜，干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就是端菜倒茶伺候人的差使，真不情愿干，但想到走出家门时不顾父亲劝说，还立下誓言说什么“孩儿立志出乡关，干不成名誓不还”，就忍了下来。
若不是出了一次小小的意外，说不定我会在那里一直干下去。
有一位女士隔三差五地出入这家酒店，她并不为吃饭，有时喝杯咖啡，有时唱一会儿卡拉ＯＫ，看上去她的生活过得很悠闲，很浪漫。不知是巧合还是有人故意安排，有好几回都是我送咖啡给她。这女士４０来岁，但看起来还不到３０岁，穿的全是名牌衣服，浑身珠光宝气。她有时会轻描淡写地问我一些她不该知道的问题，但由于我当时不谙世事，都如实作了回答，并且竭力表现出刚从师范学校走出的特有的内涵和不凡，因为我不愿让别人感到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只会端盘子的年轻小伙子。
一个傍晚，她又翩然而至，我像往常一样，端上她所要的一杯咖啡，而她却格外兴奋，让我坐下，然后很直接地提出让我和她“出去走走”，并亮出几张百元钞票。我的内心受了极大的屈辱，我起身离开了她，也从此结束了酒店里的服务生涯。
好多时间我都在想，我来深圳到底为了什么？
我又辗转试过许多工作，干推销，练地摊儿，做搬运工，当门卫，但都一事无成。我不害怕吃苦受累，只是一直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天空。半年后一个明丽的早晨，我买了火车票，踏上了归途。
（记录：高金才）
第四卷想读书而不得的年代
闫中祥，男，５９岁
新蔡县今是中学教师
口述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