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941 年，我生了邓林，因为我们常常转移，就寄养在老百姓家。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砍头我也要跟着他” 卓琳：后来我就对他说，我说话你得听。你不听，我这人好说话，没人听，我跟谁说呀。听了以后呢，你觉得……我这人就是比较落后的，你有意见你就给我提意见，我对的地方你也告诉我。他就不吭气。我说，我说话你不说话，我们这样相处下去也不行啊，你得说点话呀。他说，我这个人就是这样的脾气，你愿意说话你就随便说，我有意见我就提，没有意见就这么算了。我想，这个老干部，你要老让他说话也不行。你要老是让他说，他也说不了什么。算了，慢慢相处吧。就这样，慢慢互相之间就了解了。 妻子渐渐适应了丈夫的性格，也理解了丈夫的心。她默默地支持着丈夫。从太行山到大别山，从抗日战争到解放战争，邓小平率领部队每解放一个地方，卓琳随后就带着孩子们也赶到那里。 卓琳：以前都是他们在前方打仗，我们家属都在后头。他们打完仗休整的时候，再把我们接去。后来，进军西南的时候，不准带家属，我不干。我说，你们老是把我们“丢”下不管，不行，这次我一定要跟着你去，我是共产党员，你砍我的头我都得跟着你去。他没办法了，只好允许带着家属。 但是去的方式是，他们在前面，有侦察兵看好路了，我们带着孩子随后再跟上。那些日子是很苦的，男孩子尿尿，汽车走着，就那么把着。女孩子要尿尿怎么办呢？教堂里有一种水罐，就拿那个水罐给女孩接尿，接了以后倒在汽车外头。 解放重庆后，干部都要下乡工作，那孩子们怎么办呢？后来想了个办法，在城里成立人民小学，由我当校长。当时学校分高、中、低年级，吃、喝、住、衣服全由我们来负责。当时有些孩子很调皮，我想我得治治他们，要治他们我决定先从我自己的孩子治起。邓朴方睡午觉时，看见我在，就假装睡觉，我一走就手舞足蹈。我为了治他，中午睡觉时就躺在他的床上，把他的胳膊腿全摁住，用手巾把他的脸蒙起来，对他说：“你不好好睡觉我就不走。”邓朴方没办法只好睡觉。其他孩子看到我这样治邓朴方，睡午觉时也都不调皮了，秩序就这样维持下来。 当时邓小平顾不上管孩子，我想我一定要把孩子们培养成为有知识、有文化、有专业的人才。孩子当时在八一小学住校，每个星期六晚上回家来住，我就常把他们集中起来讲个课题，增加他们的知识。每个孩子都根据他们的兴趣培养一门专业。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我给他当秘书”
“我给他当秘书” 1952 年，邓小平从西南局调到中央工作，卓琳也带着孩子一同到了北京。 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的邓小平对自己的妻子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不要到外面工作，不要出风头。 卓琳：我说算了，我也不出去找工作了。解放后，邓小平任总书记，文件很多。当时有很多中央领导同志的夫人都在单位工作。公安局怕她们路上出事，就派人暗中保护她们上下班。她们本人并没有要求，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我想与其这样给公安局添麻烦，不如就给他当秘书，反正他一个秘书也不够用。邓小平也同意了。 卓琳：我给他当秘书。他看完的文件要发的，就交给王秘书。当时中央领导数他的文件最多，所以他的文件存档要有专人负责。他的文件看完了，就要送到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去存档，我就负责把那些文件登记。登记完了以后，我再用三轮车送到中央办公厅……那时候就数他的文件最全。所以当时中央存档的文件，都以我整理送去的为准。 邓先群：我大嫂这个人，从来不给我大哥添乱，她不去参政，就做好她的本职工作，她该做的那份工作。我大嫂就是这样，她特别体贴我大哥。家里的开支都是由我大嫂管。比如我大哥特别爱喝茶，茶叶还是比较贵的，他爱喝龙井，龙井是比较贵的。烟，都是自己买，哪有别人送的啊，所以都要精打细算。但是，我大嫂舍得买。茶呢，我大嫂是每天上午都给我大哥泡浓浓的一杯茶。我大哥喝完了以后，剩下的茶根我大嫂接着喝。下午再给他泡一。她非常地爱他，非常地体贴他。就在家里那么一种情况下，我觉得，我大嫂特别关心体贴我大哥。 邓楠：老爷子这个人非常有规律，他几点起床，几点吃饭，几点散步，几点干什么事，都非常有规律。他工作也非常有规律，而且劳逸结合，该工作的时候，集中精力工作，该休息的时候休息，他这个习惯是做总书记的时候养成的。做总书记的时候非常累，如果他每个星期没有放松的时候根本就不行。 邓榕：他的工作效率非常高，工作方法非常好。他不会把一件很简单的事处理得很复杂，也不会事无巨细地什么都自己去办、自己去过问。他就是提纲挈领。他的工作方法绝对不是把什么工作都自己去做。他是把要做的事跟你交代清楚，你可以去发挥。这样也可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主动去做。老爷子这里只有王瑞林这一个秘书，到后来，到“文化大革命”以后才加了两个值班的秘书。 邓楠：大家分工去做，最忙的是王瑞林，实际我妈就是管理文件，王瑞林如果有什么事要出去或者干什么去，她就替他做一会儿。王瑞林是一天 24 小时住在办公室，离不开他，就他一个人，一个人 24 小时值班。 邓榕：可以说，爸爸、妈妈是同事，又是战友，又是夫妻。我觉得他们的夫妻关系更正常、更家庭化，更是典型的中国传统化的家庭，更人性化。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困难时期他也不单独吃饭 邓楠： 20 世纪 60 年代的困难时期，那时候比较困难，供应的油和肉比较少。当时，对他们这些高级领导干部，还有一些特殊的照顾，所以给他们多一些油和肉。当时因为我们家人口很多，除了我们几个子女以外，还有一些亲戚也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总有十几口人吃饭，所以他那点油和肉，大家一起吃就肯定不行。最后我妈妈就说让他单独吃。为了保证他的身体好，能保证工作顺利，所以就让他单独吃饭，他不干，就说不行。后来我妈妈没办法了，就说：这样吧，派一个人陪你吃饭，所以我经常就是那个派去陪他吃饭的人。结果，只吃了很短的时间，最后，他又不干了。他说我要跟大家一起吃，没办法，他又跟全家一块儿吃。后来，我妈妈就又想办法说：给他单独炒一个菜，别的菜都一样。结果就这一个菜，到了饭桌上以后，他就到处分。给你点，给他点，最后他一口也没吃，全分给别人。没办法，后来就大家都吃一样的。
第二章 相濡以沫58年非常岁月……
非常岁月…… 1966 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把邓小平一家推向了灾难的深渊。艰难岁月，更显出夫妻间的情深意切。 卓琳：“文化大革命”时，我和邓小平住在中南海。有一天，有人来说孩子们不准回家了，所以只有我和他相依为命。有一次我看到他在抽烟，就拿起他剩下的烟来抽。他说：“你怎么也抽起烟来了？你的烟瘾好像比我还大，看你以后怎么戒！”我说：“我抽烟是因为想孩子，只要孩子们一回来，我一定能戒掉！” 1969 年 10 月，邓小平被下放到江西劳动，卓琳一直伴随着他。在江西三年的日子里，他在荆棘中踏出的那条“邓小平小道”后来被传为了佳话，而夫妻间互相帮扶的故事却是很少有人晓得的。 邓先群：“那个时候，有好多人划清界限，当时别人家吧，反正有好几家人都划清界限。我妈就跟我大嫂讲了：卓琳啊，你可要清醒哦！你们夫妻这么多年，你应该是了解他的，你可别犯糊涂哦！就跟我大嫂这么说。因为我大嫂身体一直不是太好。我大嫂就告诉她说，我是了解他的。奶奶你放心吧！不会的。” 卓琳：有一天，有人让我和邓小平还有老祖 （ 夏伯根 ） 收拾些东西坐飞机走。我们收拾了邓小平常看的几箱书。我们坐在汽车里绕了好几圈，汽车的窗帘都放下来了，最后我们到了飞机场，把我们送到了江西新建县步校。我们住在一幢两层小楼里。 江西，对于邓小平来说，是一个刻骨铭心的地方。在他漫长的革命生涯中，两次最痛苦的磨难都是在江西度过的。 1933 年， 29 岁的邓小平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强迫劳动。 36 年过后的 1969 年， 65 岁的邓小平第二次受到错误批判，被送到江西，监督劳动。 比起在北京被监禁的生活，江西的气氛轻松了许多，邓小平也很快熟悉了这里的生活。 在江西劳动时，邓小平被分配干钳工活儿。这对他来讲并不陌生，少年时代，在法国勤工俭学时他就干过，但此时的邓小平毕竟已是将近 70 岁的老人了。 卓琳：“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在江西，一个月只给我们 200 块钱， 200 块钱的生活费。老爷子说，我们要节约一点，节约一点钱，给孩子们当路费。因为孩子们都被分配到四面八方，给孩子们当路费，有时候来看看我们。他说咱们来种地吧。我们住的那个“将军楼”前面有一块空地，原来也有人种过，后来我们就开了一块地。我那个时候有高血压，不能多动，连上我们住的那个楼我都说：喂，老爷子，拉着我，我上不动了。他就拉着我，我一手扶着栏杆，一手拉着他上楼。他挖地，我就拿个小板凳坐那里拣石头。拣完石头以后，弄成一亩地的样子。那种菜怎么办呢？总得种点吃的呀！我们就跟老百姓要种子，种那些茄子啊、辣椒啊，种这些容易种的东西。浇水呢，他去浇水。 邓先群：他们住在楼上，吃饭在下头。有时候我大哥还要照顾我大嫂呢！家里重活都是我大哥干。我大嫂这人，心胸是比较宽广的。在江西，他们几个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