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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身不由已。”我没说话。“哎，”她忽然高声，赂膊肘放到桌上，“你说咱们那算爱情么？我指咱们好的那一段。” “得算吧。”我还是那么说，“不过如此。” “可我们老吵架。”她皱着眉头说。“我一想起我们在一起的事就净是怎么跟你吵架，别人也这样么？” “不知道别人什么样，可我们这个，尽管老吵，我觉得还是算！”我这次的语气十分肯定。 她迟疑地看我一眼，旋即眉开眼笑：“那我就觉得够本儿了。”“过把瘾就死是么？”“过把瘾就死！”我忽然感到这话说得不祥，忙岔开话道：“还有呢？还有什么要说的？”她暧昧地瞟我一眼，脸上浮起一丝坏笑：“真希望我那一刀砍下去，不砍死，光让你残废。”
我要走了，一边穿大衣，一边酒气冲天地不断指着她唠叨：“不许胡来，好好过你的，我要定期检查的。你要过得不好，我可不答应。”她笑嘻嘻地说：“几天检查一次呀？” “别嬉皮笑脸的，你必须对得起我。”我走到门口，又转回来，郑重地向她建议：“我做你最好的朋友好么？”
“不要！”她正色道。“我不要你做我的朋友！” “那就算了。”我穿好大农，挟起要带走的一摞书，刚要开门，她在后面叫我：“等等。” 我转过身，她严肃地走上前，轻声说：“再抱我一次。” 那摞书噼哩叭啦接二连三地掉在地上。 我搂住她的头，下巴贴在她毛茸茸的头发上，眼泪就一滴滴流下来了。我和几个朋友去了趟南方。他们去谈生意，想带一桌牌，包吃包住包玩，我就作为“牌架子”去了。脸上的伤疤也可以冒充杀手，在交易现场起一种威慑作用。
5。越吵越凶杜梅不让我告诉你。但我觉得还是应该让你知道——（2）
我扭着身子，十指抓挠想解开腕上的绳扣，她捆得很紧，系了死结，我手指都酸了也无法解开。
我一滚，摔到地上，坐起来，看着脚腕子上的绳子，想用牙去咬，可无论怎么弯腰佝首也够不着，我真恨自己平时缺乏锻炼。屋里已经很亮了，我用屁股蹭地像划船一样一点点挪到床边，挺腰站起来，一头载在松软的床上。
这短短的几步路已使我累得气喘吁吁，我闻到床被中杜梅身上的气息，这时，我感到屈辱。 我在阳光中趴在散乱的被中默默流泪，手脚和脖颈上的疼痛像虫牙啮咬着我的内心。一阵阵汹涌袭来的巨大悲哀吞没了我。我觉得我太惨了，太倒霉了，简直就是个可怜虫。我的一生都是这么被人捆绑着，任意摆弄。 一种悲愤油然而起，我停止了哭泣，心像浸泡在刺骨的冰水中阵阵紧缩。我冷眼瞬睨厄运，已不再委屈，自怨自艾。我感到坚定，情感凝固犹如重创之后的厚厚血闸，我将悍然拒绝——对一切！上午十点，我一头撞破了窗户上的玻璃，满面鲜血，像人们狩猎归来缴获的兽头悬挂在墙上。 正在外面园子里玩的几个小孩，当场吓得哇哇大哭起来。 我始终神智清醒，看着人们惊慌地跑来，七手八脚地把我抬往急救室，路上费力地解开我手脚上的绳子。打麻药缝针时，我仍清醒得像块干净的玻璃，第一个微小的疼痛，针扎进皮肤，线在肉里穿行，甚至人们抬我时攥着胳膊的一只手稍稍用了点力，我都感觉到了。 我躺在病房里，每一秒时光的流逝都在我的记忆里留下了印象。我伤得不轻，右耳被落下来的玻璃削掉了一块，双颊各有一道很长很深的口子，加上脖子上的一处割伤，缝了７０多针。我想我有权利对别人粗暴一些了。 隔着两栋楼，一个花园，无数堵墙壁，我就对杜梅闻讯后向这里奔的神态看得一消二楚。她不住地流泪，不停地对贾玲辩解中我没想真砍他，我就是想吓唬践唬他，让他说实话。他老爱开玩笑，人以为他这次还是开玩笑。我一直在等着他对我一笑，说没事了，跟你逗着玩呢。我一直在等着……”她进了病房，眼睛哭得红肿，躲躲闪闪地不敢上前，向隅而泣。她擦干泪，上前看我。我脸上伤口疼，不能大声说话，就用手推她，用脚踹她，她忍疼坚持在床前，一步不退。 她亲自端碗喂我吃东西。 我吃一口，对她说一句：“滚，你滚！” “我和你离婚。”她低着头站在床前小声对我说，“你一出院我们就离婚。”贾玲找我说了很多，希望我原谅杜梅。她声情并茂地说了一大通后。我对她说：“你也滚。” 烧退了，还没拆线我就出院了。杜梅早早为我准备了一个箱子，里面装了我的全部衣物，家里的全都现款和存折也都在里面。我拎着箱于就走，对迎面而来和我打招呼的医护人员一概置之不理。杜梅在贾玲的陪伴下，一直在后面过远地跟着，目送着我出大门，看着我在街上叫了一辆计程车。 当我钻进车里坐定后，司机刚要开车，她离开贾玲一个人跑上来，脸贴着玻璃睁大眼睛凝视我，如同照相机深幽的镜头，要把我的面貌纤毫不差地拓印下来。 汽车开走了，她一下拉出老远。 我回到父母家，沿途看到我的人，无不骇然。 冬天，寒风凛冽，我一个人坐在家看书，听窗外的北风呼号，有时电话铃响，响了一阵就没声了。杜梅给我写过几封信，我看也没看就烧了，我不想激动。 离婚的事正在进行，街道的办事员一定要我们亲自去谈一谈，而我现在这样没法见人，就暂时拖着。 我的伤口愈合得不错，给我缝针的那个医生，是她们医院最好的整形外科大夫。拆了线后小感染了一次，后来就全长平了。我对着镜子看，不仔细观察几乎看不出刀口，仅仅疤口的颜色比周围皮肤的颜色稍红一点。我的脸型因此有所改变，真正刀削般地富于棱角，倒比我过去骠悍了一些，不免窃慰。为了掩饰那只残耳，我圈了一头长发。 过了年的一天中午。外面还不时有零星的鞭炮声。潘佑军给我打来一个电话，说杜梅找他，让他告诉我，她有事要见我，她给我打电话我总不接。 “你问她有什么事。先说清有什么事。” “她就在我这儿呢，要不让她自己跟你说。” 我刚要再说什么，潘佑军已经放下话筒。 话筒里传来贾玲的声音：“她怕你，不敢跟你说话，让我跟你说，她有要事一定要见你。” “有什么事就在电话里说吧。” “不行，这事电话里说不清，一定要和你当面谈，你就见一面怎么啦？至于那么深仇大恨么？” 当时，我正在和我过去十分倾慕但始终没勾上手的一个女同学聊天，她如今也是残花败柳了，刚离了婚，也不那么清高了。我不愿意此刻有人来打搅。 潘佑军接过电话说：“你干嘛呢？是不是有事？” 我看了一眼那女人，说：“没事。” “没事就见一面呗，人家大老远的已经来了，别弄得事儿似的。”“……好吧。”我说，“你让她们过来吧。” 十分钟后，听到她们上楼的脚步声，然后敲门。 我开了门，看到她们穿着大衣，戴着围巾。一副生客造访的拘谨，杜梅比过去憔悴了，脸色暗黄，和贾玲冻得喷红的光滑脸蛋恰成对比。她看到我那个女同学没什么反应，默默地坐到一边，倒是贾玲无所顾忌地看了人家几眼。 女同学说：“你这儿要谈事，我先回去了，一会儿再来。” “好吧。”我没更多表示。 女同学走后，我又看了眼杜梅，问贾玲：“什么事？” “你跟他说吧。”贾玲对杜梅说。 杜梅看我一眼，张了张嘴，又垂下眼睛。 “还是我说吧。”贾玲道，“她想求你一件事，陪她去见一个人。”“什么人？还得我陪她一起去见？” 贾玲看看杜梅：“我看这件事也不能再瞒他了，否则也说不清楚。”杜梅点点头。“我全告诉你吧。”贾玲说，“这个人是她父亲。” “她不是没父亲么？都死了。”我看杜梅。 “没死，她妈妈死了，她父亲还活着。” “活着？为什么不早说？” “不早说是有原因的。” “什么原因？自己父亲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 “这你就不必打听了。”贾玲道，“她父亲想见你，所以请你劳驾务必去一趟。”“我觉得没必要。”我看了眼杜梅说，“过去要见还可以，现在我已经和她没关系了，我去算什么？”“请你务必帮这个忙，就去一趟，装装样子，不要求你别的，完了你就回家——因为她父亲快死了。” “我装不了，装不象，她父亲死跟我有什么关系？” “你不该这么不善良，不该这么冷漠。我觉得你还是应该有点起码的同情心和……不说是助人为乐吧。这是一个临死的人对你请求。就算杜梅有什么对不起你的。伤害了你，可她父亲……”“你少跟我来这套！少跟我说什么同情心和善良！指责我？你凭什么指责我？我不善良？对，我就不善良了！同情心？谁同情谁呀？谁知道打哪儿又冒出个快死的爹来？谁知道你们想干嘛？你以为我那么傻呢？你们说什么我就信什么。” “算了贾玲，”杜梅第一次开口说话，“他不愿意去就算了，反正也没一两天了，我编个借口哄得过去。” “不行，必须让他去。这点要求他都不能答应，那他还算个人么？都告诉他得了，反正这次完了各走各的路，他知道了，也没什么。”贾玲对杜梅说。 “她父亲……”贾玲刚开口，杜梅便打断了她：“我自己说吧。为什么一直没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因为他犯了罪，是个犯人，一直关在监狱里。他把我妈妈杀了，用绳子勒死的，他想和他的一个学生结婚。因为他对国家的一项事业有特殊贡献，上面有人替他说了几句话，所以就没杀他，判了无期徒刑，从六五年到现在——他今年有７０了吧？”杜梅掉脸问贾玲。 “整７０。”贾玲说。“我妈妈比他小１１岁。我不太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