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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二十三岁，正确一点推算，她十四、五岁即以“陈平”的本名投搞。作品不多，零零散散的短篇小说和散文，分别发表在《现代文学》、《皇冠》、《幼狮文艺》、《中央副刊》和《人间副刊》。
严格说起来，它们苍白、忧郁、迷惘，充满了对生命、真理固执的探索，而撒哈拉的一系列故事，健康、豁达、洒脱不羁。
“出国以后，我就没有再接触过诗、书和文学了。等《中国饭店》写出来以后，一看，我就说，这不是文学。跟我以前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忽然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我变了，我所写的，不再是我过去关心的人生，现在所写的，都是我的生活，技巧上不成熟，只是平铺直叙述说彤活。”
只是，笔也再没有停下。
生活，是一种更真实。
她想起在文化学院选读的哲学课程。
“哲学并没有使我找到生命的答案，我唯一学到的是分析。研究哲学，对我是一种浪漫的选择，当初以为它能解释很多疑惑，事实上，学者的经验并不能成为我的经验。”
她换了一个坐姿，抱著膝盖沉思。深蓝几何图案的地毯上，搁著烟缸、茶杯。书桌一角的台灯，洒下柔和宁静的亮光。
“我只能说，生活把我教育出来了，哲学是基础，人生，根本不能问。”
沙漠给了她答案。定下来后，几乎抛弃了过去的一切。
她开始对四邻产生关切∶“以前的好奇还是有距离的。好奇的时候，我对他们的无知完全没有同情心，甚至觉得很好，希望永远继续下去，因为对一个观光客来说，愈原始愈有”看”的价值。但是，后来他们打成一片，他们怎么吃，我就怎么吃，他们怎么住，我就怎么住。”
不会再把邻人送来的骆驼肉偷偷开车到老远扔掉了，对于风俗习惯，也不再是一种好奇的观察。
“我成为他们中的一份子，个性里逐渐掺杂他们的个性。不能理喻的习俗成为自然的事，甚至改善他们的原始也是不必要的。”
在她眼里，他们是很幸福的一群人。
许多沙漠朋友问∶“你认为撒哈拉怎么样？”
她反问∶“你呢？”
“我觉得它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地方。”她重重的说著“最”，代他们深吸一口气。
“你有没有看过树？有没有看过花？你觉得怎么样？”她又问。
撒哈拉朋友说∶“在电影上看过。但是啊，你有没有看过沙漠的星空，我们的星，都像玻璃一样”撒哈拉人对这片大漠有著无比的热爱，她住久了，也有同样感觉。“想到中国，我竟觉得那是一个前世，离我是那样远，远可不及。”撒哈拉的家，就此开放了。骆驼肉做菜，也发觉不是那么不可忍受的事了。结交朋友，认识环境，《悬壶济世》和《芳邻》就是这样写出来的。
她告诉我，在沙漠里学到最大一门功课就是“淡泊”。
（反过来说也许是“懒散”。）“他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名，也无所谓利他们就是沙漠里的一种产物，跟沙漠里的一块石头，一朵仙人掌上的小花一样，属于大自然。”
他们从不抱怨冷，从不抱怨热，也许知道世局，但并不关心如果每一个人都像撒哈拉人，这个世界不会进步，但至少和平。
“更可贵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民族，可是并不刻意追求这是最高的境界，也是最低的境界。”
她说，沙漠里，物资的需求几近于零，但仍然有精神生活。他们不一定了解宗教的真正意义，对于回教的“律”却信守不渝。他们也没有看过繁华世界，有水喝，有骆驼肉吃，就很满足了。
“政治意义还是要被瓜分时才恍然觉悟的。他们只知道自己属于沙漠，甚至很有钱的沙漠人到德国留学，回到沙漠后，还跟我说∶“多么快乐，又可以用手抓饭吃了！””
说这些话时，态度是专注严肃的，但是，她的笑声、手势、连带弹烟灰的姿态，都十分俏皮、坦然，人事风霜的历练，似乎使她反璞归真。
她一直是理想主义者。
“学校并没有给我什么样的教育，而且，我一直希望离家出走，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哲学系三年级，她首次听到一张西班牙古典吉他唱片，非常感动。西班牙的小白房子、毛驴、一望无际的葡萄园，那样粗犷，那样朴质，是她向往中的美丽乐园。
“我一直在想，是不是应该到那里看一次，然后把哲学里的苍白去掉。”
终于成行了。
不过，今天的她仍然认为去西班牙是一个浪漫的选择，而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
住在马德里大学宿舍里，既不认识什么人，语言也不通，唯一的依靠，就是家信。收不到信，就流泪，收到信，就关起房门不停的写回信。除了读书，她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完全没有计划过日子。
“出国前，我的个性很不开放，始终所想的就是一个人生的问题∶为什么？为什么？那时候常想死，想自杀，但是到了西班牙，看见别人的生活方式，才知道这样也是健康的，并不肤浅。”
听见音乐，他们就在大庭广众下旋舞，毫无顾忌。她想，怎么会这样开放？恐怕自己永远也做不到。日子久了，习惯了，她感染了他们热情的天性，不知不觉融入了自己的血液里。
她庆幸有这样一个宽阔的起步，另方面，又感到前途茫茫。考虑良久，她选择了德国，继续前程。
在萧邦和乔治桑住过的一个岛上做了三个月导游，赚了点旅费，一张机票，她到了德国，进入歌德学院，专攻语文。
一天念十六小时的德文，九个月就取得德文教师资格，对一个外国人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成绩，“但也是我留学生活最贫乏的一段。”
她轻轻地笑，抿抿嘴唇∶“我一天到晚就在念书，对德国的人和事，完全讲不出来。我认识的德国，就是上学的那条路和几个博物馆、美术馆。”
回想起来，真是很大的损失。她情愿没有拿到什么证书，情愿说不好德文，（她学的德文，有“正统”的柏林口音。）而了解他们的衣食住行。
在德国，也打工。看见广告上征求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她想，为什么要一个漂亮的日本女孩子？于是寄了十几张彩色照片，竟然很顺利的应征到这份工作。那是第一次为了赚两百美金生活费“抛头露面”，她在一家大百货公司里做蔻蒂化妆品公司的模特儿，卖十天香水。
“第一天简直羞愧得不得了，一点不觉得是一种骄傲，恨不得把自己埋起来。”
在德国，除了看到一些伟大的艺术品，她认为实在没什么可讲的。“对劳苦的大众来说，艺术品不重要，重要的是国民住宅。”
西班牙两年，德国一年，她又转移目标了。她得到一个伊利诺大学主修陶瓷的机会，提著两口大皮箱，走出芝加哥机场。
一个月后，她谋得职位，在伊利诺大学法律系图书馆负责英美法分类。第一天上班，她就闹了笑话，在两百本书页里盖了两百个错误的图章，日期是∶十月三十六日！
美国一年，父母最关心的是她的婚姻有不少博士找她，但是，她坚持要嫁一个自己所爱的人。
她回家了，在文化学院、政工干校和家专教了两年书，她又想飞了，离开家，继续流浪短短十年，遍历大半个地球，甚至东德、波兰、南斯拉夫、捷克、丹麦都去过了。不过，她说∶“我并不是一个非常喜欢旅游的人，因为很累，我不爱”景”，我爱“人”，这是真的。”
悲天悯人的情怀，这正是她一系列撒哈拉故事里最吸引人的特色。
“年龄愈大，我愈能同情别人的苦痛，而我的同情不是施舍，施舍就成了同情的罪。”
她清晰的音调急切起来∶“我这样想，是因为自己经历过很多苦难，而悲天悯人不是你怜悯他，是他给了你东西，因为怜悯别人，自己才会进步。”
“我也没有真正帮助过什么人，到现在为止，我能做的，都是我愿意做的。”从撒哈拉回来，为了节省旅费，买的是半价优待的渔民机票。
飞机的行程是非洲马德里日内瓦瑞士雅典曼谷香港台北，刚开始，渔人羞涩、自卑，不敢跟她打招呼，也不敢说话。
她慢慢和他们交朋友，他们每个人都有很多可爱的小故事。
有人说，你不要跟渔民一起走，他们素质太差，同行是很辛苦的。她却认为，渔人给了她很多启示和感动。
“虽然，我一直强调自己是一个没有阶级观念的人，可是，你生下来就被定在一个阶级了。要打破这个阶级，可以，要了解这个阶级，就不容易。”她有点感伤。“”谢谢你”、“再见”、“你好”，这些都简单，但是你在这个阶层的时候，绝不会嫁一个阶层比你低的人。”
“在国外，渔人、农民里可以产生诗人、哲学家，而我们的渔人、农民为什么不能产生诗人、哲学家？他们对于自己的本身，有的只是自卑和不满，对他们的孩子，尽可能不要他再下海下田了，这种职业，对他们不是骄傲。”
她非常认真∶“我们能不能想办法纠正这个观念，告诉他们，你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和总统一样的了不起！告诉他们，不应该这么自卑，你对社会的贡献，不比别人少！”
她也被瑞士航空公司空中小姐的服务态度感动了。
渔人难免脏，难免带点鱼腥味，他们也不知道守秩序英文、法文、德文，一句也听不懂，但是她们耐心的拿著咖啡和茶比较，让他们选择，一个个的帮他们系好安全带。
因为冷，她向空中小姐要了一床毯子，而拿来的是十五床毯子。渔人以为是台布，统统铺在桌上，空中小姐说，这是盖在身上的，啊，原来是盖的，渔人高兴的盖在身上。
“这真是一种了不起的敬业精神，一种伟大的爱心，她们的笑容是那么自然，完全不勉强，”她顿了顿∶“真正有智慧的人，一定是仁慈的。他们的教养，出自心底。”
到了香港机场，看见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