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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卢沟桥附近永定河东岸不得驻屯中国军队。
“三、鉴于本事件多半是由所谓蓝衣社、共产党以及其他抗日团体所挑起，今后对上述团体应彻底取缔。
“以上条件如得同意，应以书面向日本军提出。以上条件经中国方面同意后，日华两军应各退回原驻防地。但卢沟桥附近应按我方要求执行。”
事端由日方挑起，而松井太久郎却摆出兴师问罪的架势，提出如此蛮横的无理要求。双方争论三小时，仍未得结果。最后张允荣根据张自忠授意表示说：“其他各条可以考虑，但从卢沟桥撤军和处分肇事者有困难。”双方不欢而散。
这表明张自忠虽主张和平解决事变，但实质上仍坚持不让步。
最后，由秦德纯与松井太久郎签订的《秦松协定》，实质上是接受了日本条件，只是把在卢沟桥驻军改为由保安队驻防。这实质上是察北六县当时由保安队驻防的又一翻版，其结果就是卢沟桥和宛平像察北六县那样，落入日本人手里而已。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3）
7月10日，张自忠、秦德纯、冯治安联名发电报给何应钦：“彼方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城外，方免事态扩大，但我方以国家领土主权所关，未便轻易放弃。倘彼一再压迫，为正当防卫计，不得不与之竭力周旋。”
何应钦回电说：“兄行应付适宜至为佩慰。”
7月11日下午6时，宋哲元到达天津，当即发表书面谈话：“此次卢沟桥发生事件，实为东亚之不幸，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尚属不幸中之大幸。东亚两大民族，即中日两国，应事事从顺序上着想，不应自找苦恼。人类生于世界，应该认清自己责任。余向主和平，爱护人群，决不愿以人类作无益社会之牺牲。合理合法，社会即可平安，能平即能和，不平决不能和，希望负责者以东亚大局为重。若只知个人利益，则国家有兴有亡，兴亡之故，殊非尽为吾人所能逆料者也。”
就在这时，日本政府却于同时发表了《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决定立即增兵华北，并于同日任命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接替田代皖一郎，出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随后日军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的独立混成第一、第一一旅团和飞行集团（辖六个中队），以及朝鲜的第二十师团等部，迅速向平津一带集结，同时在本土动员三个师团。这一切意味着“扩大派”已在日本政府和军队中占据了绝对的优势。此后虽然也仍出现“不扩大”方针的提出，那只是一种烟幕而已。
正当华北中日双方准备签约之时，日本政府《关于向华北派兵的声明》由东京传到平津，中国驻屯军的扩大派也随之占了上风。驻屯军的情报参谋专田盛寿兴奋地打电话给今井说：“今天东京的内阁会议，下定重大决心，决定动员本土三个师团和关东军及朝鲜军的有力部队……所以，当地交涉已经没有进行的必要，如果已达成协议，也予以撕毁。”
但是，桥本群和松井太久郎认为，在大军未达平津前，仍有必要签订停战协议。当然这是迷惑冀察当局领导人的烟幕弹，目的在于麻痹对方，从而放松警惕和戒备。
他们的这一手，其实并不怎么高明，但是，宋哲元、张自忠等冀察当局，对日方的意图，竟然是毫无察觉，确也可悲。
“七七”事变爆发后，南京政府也进行了一系列活动。10日，针对日方以“现地解决”为名，将南京政府排斥在外的企图，蒋介石责成外交部发表声明说：“此次议定或将来待成立之任何谅解或协定，须经中国政府核准方为有效。”
这个声明，不仅仅是针对日方的，同时也是对冀察当局的告诫。
同日，外交部派遣杨开甲、孙丹林为特派员，前往北平监督冀察当局的对日交涉。
从11日起，蒋介石授意设置“卢沟桥事件会报”，由军政部长何应钦每晚在部长官邸大厅，召集有关负责人具体商讨处置对策。
12日下午，蒋介石在庐山海会寺别墅会见汪精卫、程潜、陈诚等高级文武官员，商讨对策。制定的方针是：“应战而不求战，作和战两手准备，力求局势解决，万不得已时不惜一战。”
同日晚，何应钦以特急电催宋哲元到保定指挥，并指出：“卢事日趋严重，津市遍布日军，兄在津万分危险，务祈即刻秘密赴保，坐镇主持，无任盼祷。”
但宋哲元对和平解决事变仍抱幻想，加上对国民党、蒋介石不信任，以为蒋催他去保定会另有所图，故不愿赴保。
15日，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员致电宋哲元：“自本月7日以来，日军乘机挑衅，积极增兵，二十九军喜峰口之精神，忠勇抗敌，全国振奋，士气昂扬。13日来，谣诼繁兴，颇传有局部妥协之势，同人等深恐蓄意分化，以遂其侵占华北之阴谋，务恳我公，上承中央之意志，下循举国之舆情，砥柱中流，力排浮议，勿求苟安，为民族正气，为我公保全盛名，同人誓矢精诚，为公后盾。北京大学全体教职同人叩。”
同时，天津学生发表了联合宣言。
国立中山大学电慰宋哲元及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尚望贯彻始终，誓死守土，本校全体师生，誓作后盾。”
北平各大学并推举李书华、李燕等五名代表，赴津谒宋哲元，探询华北局势真相。
天津市民1000余人联合签名，为卢沟桥事件发通电，主张：
一、拥护宋哲元统军抗战到底；
二、要求中央派兵北上，全国一心，努力杀敌；
三、要求独立、解放的和平，反对屈辱的和平；
四、誓死反对一切汉奸敌寇的分裂阴谋。
在中日双方谈判中，宋哲元等人向中央、向报界、向民众均一再表示决不以损害民族和国家主权与利益为原则。
在整个谈判过程中的焦点是，日方坚持要宋哲元出面道歉；罢免冯治安；二十九军撤出北平。这些当然为中方所不能接受。
日方谈判，本就是为了赢得增兵平津的时间而施出的一招迷惑对手的欺骗手法，随着增兵的源源抵达，日本在迫使中方步步退让中，态度日益强硬，条件日益苛刻起来。
第五部分：风雨卢沟桥风雨卢沟桥（4）
7月14日，奉蒋介石之命北上的孙连仲部第二十六军开抵保定。与此同时，奉命北上的参谋次长熊斌也抵达保定。熊斌原是西北军将领，曾任过冯玉祥的参谋长，与二十九军将领都很熟悉。他到保定后派李忻赴天津，向宋哲元交代两点：中央军北上乃为增援二十九军；如能和平解决，亦可为二十九军助威。
7月16日，日本陆军省确定了一个几乎等于最后通牒的强硬方案：
（一）以7月19日作为限期，最低限度应使其实现下列要求：（1）宋哲元正式道歉；（2）处罚负责人，并罢免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3）撤退八宝山之部队；（4）对解决7月11日之解决条件，应由宋哲元签署。
（二）在上述期限内，我方要求如不见实施，我军立即停止现地谈判，并对第二十九军进行讨伐。为此，应于限期满时，动员所有需要之国内部队，派往华北。
日本何以态度变得如此强硬，日陆军省军务局军事课长田中新一道出了内幕：“事变发生后，政府包括陆相在内都抱乐观态度，认为卢沟桥事件不久即可解决。然而如此大叫大嚷，既煽动举国一致，却仅止于解决卢沟桥事件，无论如何也不能满意，并且会担心成为世间笑柄。大家希望一旦造成举国一致的态势，借此良机，解决多年来对华悬案。这种想法，在阁僚之间，特别是在首相的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这段话已是说得够露骨的了，说白了，既然动了牛刀，岂能宰只鸡就算完事！
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希望由和平的外交方法求得卢沟桥事件的解决。”他说：“一、国府政策为求自存与共存，始终爱好和平；二、卢沟桥为北平门户，卢沟桥事件能否结束，就是最后关头的境界；三、临到最后关头，只有坚决牺牲，但吾人只准备应战而不是求战；四、和平未绝望前，终希望和平解决，但要固守四点最低限度之立场：（1）主权领土完整不受侵犯；（2）冀察行政组织不容改变；（3）中央所派官吏，不能任人要求撤换；（4）二十九军驻地不受约束。”
18日南京专电称：“中央对日政策已定，如和平绝望，日军再度进攻时，为国家领土主权之完整及保卫人民生命财产计，出而应战。”
秦德纯同时再电中央说明：“冀察当局对日方非法要求与武力威胁，决无屈服事。”
冯治安20日致电中央，对外传津方已签订和平办法之谣言予以否认：“二十九军全体将士，在宋委员长领导下，决本中央旨意，守卫国土，请中枢当局释念。”
张自忠23日在天津发表题为《只知服从命令，自信爱国不后人》的谈话；“此次卢沟桥不幸事件发生，适余卧病在平，当即力疾会同秦市长、冯副主席本素主不丧权、不辱国之精神，与之周旋。所有经过，业会同秦、冯通电各方。迨宋委员长到津，余始来津，一切均照宋委员长指示办理。当知中国是整个的国家，中华民族是整个民族，如属国家整个的总体问题，应由中央统筹处理。若系地方事件，当惟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之命令是从。余份属军人，兼绾市政，只知服从命令，捍卫地方，自信爱国尤不后人。至连日情形，已散见各报。刻宋委员长已返平，故一切均由宋委员长在平处理。余以病犹未愈，各位记者未能多听延见，故简谈经过如此。”
16日至19日，日关东军独立混成第一旅团、第一一旅团相继从关外抵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