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闹大。双方打起来对谁都没有好处。”
久井道：“市长先生，那个人犯是从我们车上跳下逃走的，应该交由我方警署审讯。”
张自忠道：“这个事情我们原则上同意交你们把事情弄清楚公正处理。现在我们双方应本和平解决之原则，让各方武装人员撤回，以消除对峙甚至发生武力对抗的事态发生。”
西田道：“我们原则同意市长的解决此事的原则，立即撤回双方武装人员。请市长先生明日派出代表到我领事馆就今日发生之事件作出解释，并商谈解决办法。”
张自忠道：“可以。”
西田和久井走了，日方警察等武装人员也果然退走了。敌对的气氛也缓和了下来。
第二天，张自忠派市政府秘书长马彦翀和警察局长程希贤代表我方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解释一切。
双方商谈结果，日方提出解决条件：一、市长正式道歉；二、肇事者依法严惩；三、抚恤被害者家属，给予丧葬费；赔偿特务张宝迁、司机陈长泰医药费；修理损坏汽车；四、保证此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马、程二人代表天津市政府，根据张自忠的布置，接受了日方所提各项条件。只是在商谈过程中，对于“肇事者”张凤歧的处理上出现分歧。开始日本方面提出要枪毙张凤歧以抵偿其死者之命。马、程二人拒绝了这一要求，指出：张凤歧只是到日租界中原公司购物，并没有在日租界进行任何违法活动。而日租界便衣在没有任何证据下将其拘捕，以致造成后来之一系列误会。罪不在他，即或他有罪，也罪不致死。
最后日方作出让步，但要求重判。最后决定判张凤歧无期徒刑，将保安司令佟泽光免职。
张凤歧被判刑后，张自忠特嘱保留其军籍，薪饷照发，并派专人每天给他送饭。“七七”事件爆发，张自忠令其归队。7月28日在袭击日军海光寺兵营战斗中，张凤歧奋不顾身，勇猛冲杀，壮烈牺牲。
对佟泽光免职一事，张自忠对佟泽光道：“错不在你，当前形势使然，从大局出发，不得不如此。现在我们要忍辱负重，胸怀大局，到必要时，纵然牺牲一切，也是必要的。”
佟泽光说：“我完全理解，不会为此而消沉的。”
关于日方特务张德禄的赔偿费，日方要求抚恤费8 100元，经双方讨价还价，最后定为6 414元。
“金刚桥事件”至此基本上和平解决。
张自忠作为一名刚毅正直的军人，却要他向自己痛恨、厌恶的日本人道歉，这对张自忠来说是一种屈辱。但此时此地，为大局计，又不得不如此。张自忠在交涉过程中，采取了妥协让步、消弭事态的方针，基本接受了日方条件，力求避免中日冲突。这些都不是出自他的本意，而是由冀察当局初期对日本政策所决定的。对于张自忠来说，其心情可想而知，所以事后他在给朋友信中谈及此事时，犹痛心地说：“兄实不才，任津市实在干不了，觉着苦得很，尤其是在精神上更是苦到万分。”
这些妥协求和的做法，对张自忠来说是十分痛苦的，但是在日后，这些自然也成为他在南京被指为“汉奸”的口实，更增加他内心之痛苦，也终于酿造出千古遗憾之悲剧。
当时日本特务机关，利用潜伏在天津市的汉奸，搞便衣队，扰乱市面。张自忠采取釜底抽薪的办法，同日本特务机关暗中斗法。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5）
张自忠对马彦翀说：“现在我们要特别注意两件事，一是怎样才能不使天津市再有汉奸搞便衣捣乱；二是怎样才能杜绝各国租界自行扩张。”
日本汉奸所搞的便衣队，是天津市内的一小撮汉奸，都是一些流氓、乞丐、小偷等。张自忠的釜底抽薪办法就是把这些家伙收容起来，不让他们在市面上到处乱窜，敌人就利用不成了。
他请天津市的绅商协助，扩大救济院组织，办起游民习艺所、妇女习艺所、残老教养院，通知租界巡警和市警察局分别负责收容上述无业游民严加管教，让他们学习手艺，并不断带出去扫马路。于是市内乞丐、游民绝迹，市容整洁，受到中外人士称赞。
同时，张自忠派人通知日方：“津市地面，五方杂处，伏莽遍地，我们为保持社会治安之稳定，到处派有武装便衣密查。如日方要越界办案，领事先通知我方警察局，经我方认可，然后会同办理。否则发生意外，我方概不负责。日军外出演习，要将演习的场所，通报我市府，以便转告我驻军，以免发生误会。”
对于那些失意军人、无聊政客，或为生活所逼，不顾民族大义，铤而走险与祖国为敌的人，张自忠则恩威并用，软硬兼施，促其觉醒，晓以国家民族大义，劝导其不要为异族做帮凶，出卖祖国，最终落得可耻下场。
这样，感化了一些人，震慑了一些人，故在他的任期内，此后再没有发生变乱。市面相对平静。
英国当时是世界三强之一，在天津拥有租界。在天津的一些殖民主义分子，恃强凌弱，行为不法。张自忠与之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也是张自忠上任不久，1936年夏天，张自忠接到一份报告，这是特一区税务分局呈上来的。事情是这样的：在天津英商开办的平和洋行，在特一区大连码头出口大批西口羊毛，不缴纳地方捐就擅自装船。即将起锚时，被特一区税务分局查获。
该洋行装船时并未出示税单。主管人与之交涉，英商居然傲慢地声称，自《辛丑条约》后，英商一向不纳地方捐，至今已30余年。
张自忠看了这份报告，便在上面批示道：“不完税，不许开船。交三科查照办理。”
他还对负责交涉的市府第三科科长说：“英国鬼子诈欺取财，这回可不要放过去。”
三科当即通知特一区警察署主任黄子和，把平和洋行火轮扣下，不准起锚，坚持完税。
当时英国驻天津总领事雅斐乐派领事官何伯特前来市府交涉。
何伯特身穿外交官礼服，腰佩洋刀，气势汹汹地来到市府，要求面见张市长。
传达室主任将他引到第三科会客室。
何伯特神态傲慢地嚷道：“我是英国驻天津领事官何伯特。我奉敝国总领事雅斐乐爵士之命，前来见你们的张市长，向他提出严重抗议，抗议天津市政府无理扣押我国平和商行火轮，并要求赔偿延期费。你去给我通知张自忠先生，就说我何伯特要会见他。”
三科长对这位英国外交官那盛气凌人的态度，摆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样子，听完了他的一番气势汹汹的抗议后，淡然一笑道：“好！先生你且先休息一下，在这儿等着，我这就去向张市长禀报，看张市长是否能接见你？请你等候消息好了。”
这位科长倒是真的来向张自忠禀报了这位英国领事官提出的抗议和要求，并说：“他要求会见市长。市长是否见他？”
张自忠道：“你告诉他，事关商务，可由该洋行与三科洽办。告诉何伯特领事官，我忙，抱歉，不能见！”
三科长故意迟迟不来见这位英国领事官，让他一个人在会客室坐“冷板凳”，直让他坐得十分不耐烦了，三科长才姗姗而来。
何伯特强压心头怒火地质问道：“为什么让我等了老半天，才出来见我？”
“我也没法呀，我们张市长事情太多，我去见他，也得排队呀！”
“他能见我吗？”何伯特迫不及待地问道。
“张市长说了，这种事务纯属商业上的事务，可由平和洋行与我们三科接洽办理。”
“你给他说，我要见他！”
“抱歉，你的要求我已向张市长禀告了。张市长说，他现在很忙，不能接见领事官先生，只有请你原谅了。”
结果这位英国领事官，气势汹汹而来，却毫无结果地怏怏而去。
第二天，平和洋行派员来到市府，求见三科负责人。传达室按照科长的安排，让来人晾了一个多钟头，才让他进了三科。
科长坚持要平和洋行纳了税才可放行。来人没法，只得当场开了支票，并附书面申请纳税书，送三科收讫。随后三科把英商平和洋行纳税申请书，抄送英国总领事馆查照，并请转饬全体英商，自即日起，必须一律完税，不得托词。
自从此事件后，所有外商一律缴纳地方捐。
1936年7月下旬，英租界内8 000余户洋车夫，照章在英工部局登记纳捐，叫“起英国捐”；但若去日租界、法租界、意租界，还需“起日本捐”、“起法国捐”、“起意国捐”。就是说一辆洋车，必须要缴四道捐； 才能在各国租界间通行无阻。
当时的车夫，并非车主，他们租的是洋车厂的车，要向洋车厂交车租，也叫“车份”。一个洋车夫，每天除缴车份、车捐外，必须赚1．5元左右，才能维持一家三四口人的生活。他们不仅劳作辛苦，且地位低下。通过各国租界时，随时都有可能遭到巡捕或乘客的殴打、辱骂。
这天，从天津英租界一幢别墅式的西式小洋房里，走出一个西装革履、碧睛黄发、隆鼻白肤的洋人，手里拿着一个公文包。
第四部分：屈身难煞伟丈夫津市多荆棘（6）
他走出大门，招呼来一辆洋车，坐了上去，用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吩咐：“怡和洋行。”
原来这洋人是英商怡和洋行的职员。
洋车夫不敢怠慢，应了声：“是！”拉起洋车，便向怡和洋行的方向小跑了起来。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各大城市，洋车（即人力车，有的地方叫黄包车）都是代步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所以城市里便有了数量庞大的、靠拉洋车为生的工人——洋车夫。他们大都生活贫苦，自己是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