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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料到华盛顿的最高决策人竟会是一群目光短浅的政治家。当共产党卷地毯似地征服大陆时，他们甚至连声都没有吭。就在这时，共产党统治中国后，共产党集团变得异常强大，而北朝鲜的共产党人又变得如此大胆，竟在第二年开始了朝鲜战争。
但在今天回顾那时的情况时，我不禁不寒而栗了。今天我感到庆幸的是，当年与我打交道的美国方面的领袖人物都是一些没有经验的人。这些人在现状不变的局势下指导世界事务是能干的，但处理起严重的国际危机时，则肯定是无能为力。如果他们要像约瑟夫·斯大林那样冷酷和精明，像他一样善于抓住时机，中国肯定是会完了。如果美国人全力支持我，使我得以沿长江和毛泽东划分中国，中国就会陷入像今天的朝鲜、德国、老挝和越南同样悲惨的局面了。南部政府得靠美国生存，而北部政府也只能仰苏联鼻息，除各树一帜、互相残杀外，二者都无法求得真正之独立。又因中国是六亿人的大国，这样一来，她就会陷于比前面提到过的几个小国家更为深重的痛苦之中，而民族所受的创伤则恐怕几代也无法治好了。如果这种事情真的发生了，在我们敬爱的祖国的未来历史上，我会成为什么样的罪人呢？
虽然共产党现政权在进行迅速的建设恢复工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虽然人民也因之受到了一些苦难，但中华民族至少是有十多年没有内战了。此外，大陆之物质建设亦感人良深，迫使西方人重新对我中国人进行评价。他们将我们看作是有智慧的民族，并预言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我对共党的感情是敬仰之心和恐惧之心兼有。不论是谁做了这工作，国家资源是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的。这样看来，我自己虽然失败，而且寄居异国，但我还是问心无愧的。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江南战役（1）
第六十七章不堪回首的江南战役
一
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
使我不能有丝毫作为的第一项基本原因，便是蒋先生在决定引退之时，即已准备放弃大陆，退保台湾，以贯彻其改造党政军成为三位一体的心愿，维持一个清一色的小朝廷。他更深信大陆放弃之后，国际情势必益恶化，第三次大战亦必随之爆发，即可因人成事，回大陆重温接收政权的美梦。为布置这一退路，蒋先生于1948年12月29日突然命令孙科的行政院任命陈诚为台湾省省主席。
前已言之，陈诚于1948年春初自东北铩羽归来之后，在京沪一带的东北籍人士群起鼓噪，恨不得杀陈诚而后快。蒋先生不得已，准陈诚辞职赴台，托辞养疴，实另有所布置。此次新职突然公布时，前主席魏道明事前竟毫无所知。陈诚得令后，立即自草山迁入台北。1949年1月便在台北就职视事。行动的敏捷，为国民党执政以来所鲜见。由此可知蒋先生事前布置的周密。
陈诚上任后，蒋先生便密令将国库所存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台。因自1948年8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银元、黄金、美钞为政府一网打尽。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秘密会议报告，国库库存金钞共值三亿三千五百万美元。此数字还是依据中国公开市场的价格计算的；若照海外比值，尚不止此数。库存全部黄金为三百九十万盎司，外汇七千万美元和价值七千万美元的白银。各项总计约在美金五亿上下。
蒋先生在下野的同日，又手令提取中国银行所存的美金一千万，汇交当时在美国的空军购料委员会主任毛邦初。嘱毛将该款以及毛氏手上的余款悉数自纽约中国银行提出，改以毛氏私人名义存入美国银行。据毛氏事后对人说，蒋先生虑及与中共和谈成功，联合政府成立，该款必落入新政府之手，乃有此不法私相授受的措施。其后因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毛邦初素有夙怨，向蒋互控贪污的罪名。周指毛购料舞弊，毛则控周将公款私自提存香港某银号，据为己有。政府即派员到美京空军购料办事处查账，结果并无账目不清的迹象；而对周将空军款项以私人名义存放香港银号一事，竟亦置之不问。毛氏认为不公，仍喋喋不休。而宋美龄以毛邦初系蒋先生元配毛氏的内侄故，心存忌妒，遂怂恿蒋先生将毛邦初撤职，并勒令将当初私相授受的巨款交出。毛以该款既属渠私人名义所有，并无公款佐证，拒不接受。此为后来国民政府控告毛邦初内幕的由来。
因此在我就任代总统之日，手头一文不名。为维持军饷、安定民心，曾命行政院饬财政部将运台的国库银元、金钞运回一部分备用。但是在台负保管责任的陈诚奉蒋暗示，竟作充耳不闻的无言抗命。政府救穷乏术，唯有大量印发原已一文不值的“金圆券”。大票成群出笼，致币价贬值，一日千里。金融市场完全崩溃，百业停顿，军心民气完全丧失，遂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为抢救这危局，我曾数度就商于美大使司徒雷登，希望美国能贷中国一批白银，先行安定金融，再及其他。司徒总是说：“总统先生，你有其名无其实，政府实权完全未更动，不管美国运来多少金银，还不是和以前一样，完全浪费。”我不得已，电令驻美大使顾维钧就近向美国政府交涉。无奈顾大使仍以蒋先生的意旨为依归，对我虚与委蛇，来往电报完全漫无边际，不得要领。
金银之外，蒋先生又秘密将海军、空军实力逐渐南移，以台湾为中心。值此江防紧急之时，海军、空军为守江所必需，重心一旦南移，江防军斗志便大半丧失，纵有可为也不可为了。
蒋先生在下野前夕既已预备放弃大陆，他要我出来，显然是借刀杀人，好让他争取时间，抢运物资赴台。此种司马昭之心，连美军顾问团也看出了。
1月5日，时距蒋先生正式下野尚有十余天，司徒大使遣其私人顾问傅泾波来见我说，美驻华军事代表团长巴大维将军闻悉蒋氏有计划地放弃大陆，经营台湾，甚为诧异。因自平、津、济南失守，及徐州会战失利后，共军虽已增至二百万人以上，但国军亦立即调整补充，兵力仍号称三百五十万，虽装备奇缺，唯尚有半数可战之兵。且西北地区和长江以南省份依然完整，在此时期即做放弃大陆的准备，无乃太早。巴大维将军并认为台湾系美军从日本手中解放出来的，虽开罗会议时有归还中国的协议，但在对日和约尚未签订之前，其主权谁属，究未有法律的根据。今蒋总统即欲据为己有，作为撤退海军、空军的基地，似有僭越之嫌。巴大维将军拟请司徒大使向蒋总统提出口头的抗议，但是司徒大使尚未决定采取任何行动，故特遣傅君先来问问我的意见。
《李宗仁回忆录》第五部分江南战役（2）
我只好对傅君说，我对蒋先生这项计划一无所知，未便作任何表示。傅君始怏怏而去。
事后种种迹象证明巴大维的消息是正确的。蒋先生确已作放弃大陆的决定。他要我出来，不过暂作他的挡箭牌，好让他从容布置。布置好了，他就要促使我早日垮台，再由他自己来和共产党唱对台戏。我如果真在南京励精图治，作防堵共军渡江的有效措施，即有违于蒋先生的腹案。他必然要用尽方法，破坏我的计划，使我不能以半壁河山与中共分庭抗礼。
蒋先生既有这项决定，则我不论为和为战是如何地努力，皆是徒然。因为军国大权仍完全操在他手，我在京形同俘虏，只有听任他的摆布。
为便于控制全国各地一切军政措施，蒋先生返溪口之后，便在其故里建立电台七座，随意指挥，参谋总长顾祝同对一兵一卒的调动完全听命于蒋先生。2月16日，我在总统府宴请留京高级军政人员阎锡山、于右任、居正、顾祝同等。众人方入席，侍从人员便来报告说，溪口蒋先生有电话给顾参谋总长。顾祝同只得放下碗箸去接电话。蒋先生这电话原先打到国防部，部里人说：“代总统今日请客，参谋总长现在在总统府吃饭。”蒋先生便命令将电话接到总统府。是晚我们一席未终，顾祝同先后接了三次溪口的电话。由此可见蒋先生对各项军政大事控制的严密，实与退休之前无异。但是所有我对他的要求，如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和自台北提运金钞回京等事，蒋先生却又推托说，下野之人，不干预军国大事，把责任推到陈诚头上。但是我给陈诚的命令，蒋又授意陈诚置之不理。
蒋先生这种作风，当时不特党内元老于右任、居正等痛心疾首，就是蒋先生数十年的心腹何应钦、张治中、邵力子也看不顺眼。他们一致认为要挽狂澜于既倒，一定要蒋先生放手，让我可以大刀阔斧地兴革。他们认为要蒋放手，最好请蒋先生出国考察。但是谁都知道蒋先生的脾气，南京方面，虽大家都有此意，却谁也不敢向蒋先生当面提出。至于接近我的人，为避嫌疑，皆谨言慎行，尤其不敢乱作主张。当时CC系报纸以及少数不明内幕的新闻界，以讹传讹，甚或故意造谣，说我们“桂系”有意要逼蒋出国。这全非事实。所谓“桂系”领袖如黄绍竑、白崇禧等，那时皆常住武汉或上海，即使二三流的干部如李品仙、程思远、张任民、韦永成等，也都齐集白崇禧幕中，很少与我接触。我在南京日常过往的，皆是蒋先生夹袋中人。甚至我身边的卫士，正如吴忠信所说，都是蒋先生的人。我言行均十分谨慎。所以当时气愤填膺而形于颜色的，不是“桂系”领袖，却是张治中、何应钦、邵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