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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一个政治家的阴私，黄氏用假名发表了几篇文章，重提旧日的桃色事件——“敝眷蓝妮”。蓝妮是一个颇有姿色的交际花，曾有个时期是孙博士的情妇。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氏为父亲。抗战时期，蓝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了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所有伪官员的财产都由政府没收，其中也包括蓝妮小姐的。于是，当她以前的情人回到南京当了立法院院长时，她便拼命向他求救，试图取回被没收的财产。孙氏便给上海负责官员去了一封信。在信中，他把蓝妮称作“敝眷”。那时蓝妮小姐也颇有名声，照片也常出现在中外文报纸的头版新闻上。所以，孙氏此信便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了。而“敝眷”二字更是好久都用大体字排印出来。
1948年4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黑马”，参加副总统竞选活动。黄绍竑很有文学天才，便在这时改了一下前次的题目，发表了另一篇儿女风情纪事的文章。这使得孙博士尴尬万分，并认为我手段恶劣。选举失败，他或许可以忘掉了，而黄氏重提蓝妮之事，则恐怕是不能忘怀的。现在正是他进行报复的好机会了。
我还得对付CC系的其他反对者。CC系那班人都心胸狭隘，他们从不知道我之接任总统乃是克服政府危机的必要步骤。他们简单地认为，中央政府中权力变动为“桂系”争权的“最终胜利”，无论什么场合，他们都抵制我。所以，在蒋氏幕后指挥之下，孙科派和CC系就联合一致，共同来陷害我。其第一步就是把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
值此关键时刻，国民政府不能从南京迁走。类似任何轻率举动都定然会予共产党人以足够的借口来拒绝进行和平谈判。其次，政府方面的任何举动都会影响民众的心理和士气。我虽反对，然则蒋先生自南京引退后不久，孙科就把行政院及其所属各部迁往广州。立法院的CC系分子步其后尘。南京城空了一半。幸好，立法院大部分委员却情愿和我留在南京。
因之立法院分裂，两派公开彼此弹劾，乱七八糟。我深感为难，以致不知所措。我在南京处理了大批政府事务之后，正等着共产党的答复。2月22日，我飞往华南，表面上是去华南视察，孙科和陈立夫两人都到飞机场见我。当晚我和孙科作了长谈。我镇静但坚定地要求他把行政院迁回南京。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3）
起初，他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我说：“哲生兄啊，在八年抗战中，有哪一天不是在敌炮火轰鸣下过去的？”因为我竭诚力劝，孙氏最后乃同意回返南京。我经桂林、汉口于2月25日飞回南京。孙氏跟着于2月28日回抵南京。政府的所有人员都回到南京来了。这样总统和行政院之间的争执乃告结束。只有国民党的中央党部在CC系控制下，仍留在广州。
在和我不和期间，孙院长显然错了。他的不计后果的举动在立法院引起了普遍不满（他原是立法院院长）。立法委员们动议对他投不信任票，他狼狈之极，向我提出辞职书，但我私下又交还给他，叫他不要泄气，而应和我协调一致，共同克服政府之危机。3月7日，孙氏复来见我，要求我解脱其职责。既然大多数立法委员都觉得在当时孙氏不是能肩负责任者，最后我只好接受他的辞呈。
选择他的继承人是个新难题，经过相当的考虑以后，我决定把他的职位让何应钦继任，何刚辞掉中国驻联合国军事代表团团长的职务从纽约回来。白崇禧和吴忠信到上海把我的亲笔信交给何，但是何断然拒绝了。3月9日我亲自拜访他，他仍然拒绝接受，但是我还是设法引他谈起了二十几年前的一些历史事实，就在蒋先生于1927年8月第一次辞职以后，我和何在南京合作。我诚恳地说：“敬之老弟，历史正在重演，蒋先生又辞职了，南京再度垂危，当你以前的同事孤独的时候你能无动于衷吗？”何将军看上去受了感动，表示愿意帮忙，但是他说没有蒋先生的赞许他不敢做任何事情。我立即叫吴忠信打电话到溪口，向退休的总统报告何将任新职的事情。蒋回答说：“让德邻弟自己安排一切，我是退休的人，能说什么呢？”何听到蒋这客气的回答不寒而栗，请求我允许他远离政界。
我接着派吴忠信到溪口请求蒋给何说几句话。蒋先生给何打电话，相当冷淡地说：“既然德邻想让你担任那个职务，接受下来吧。”何应钦到溪口从“退休老人”那里取得更详细的指示以后，最后接受了我的任命。
我和何应钦要克服无数困难才能组成新政府。我们不容易找到适当的人才来填补政府各部的空额，特别是财政部。前部长徐堪已辞职，不愿意再回来。我们打算把这个职位给陈光甫或者张公权，他们都是上海有名的银行家，但是他们两人都婉言谢绝了。我们让他们推荐一个，他们看中了中央银行的总裁刘攻芸，他是蒋先生完全信任的人。我没有见过他，也从来没有听说过他。但是何很了解他，接着何便接受了这个人。
我一回到南京，又面临了一项辞职，这次是总统侍从室秘书长吴忠信。我本来想让翁文灏博士填补这个空缺，但我犹豫不决，因为翁以前是行政院院长。根据中国官场传统，总统府秘书长的地位对于前行政院院长来说是太低下了。但是我决定无论如何要试一下，结果出我意料，翁立即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能为国为民做什么事情，我一定毫不犹豫地去做，国家濒临灭亡，我怎么可以把这个职位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侮辱呢？”
刘和翁两人都得到我最大的尊敬，因为在那个时期没有人想卷入政界，完全是爱国心使他们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顾个人的利益。但是，翁一接受任命，蒋立即派了一个代表去秘密见他，翁遭到了一顿辱骂。那个代表让他记得他是靠委员长发家的，并责问他怎么会无耻到原先的主子一退休就向“桂系”投降的地步。翁给说得心烦意乱，后来他一从法国回来就投向共党，可能就是因为他对蒋心地狭窄的反感。
后来刘攻芸也受到了蒋先生同样的辱骂。1950年初，刘在香港的时候，向台北“外交部”申请要一个护照。“外交部”很谨慎，不敢在没有得到蒋介石允许的情况下给他发这样一个重要的护照。他们把收到刘的申请的事向蒋先生报告的时候，蒋先生非常生气。我从可靠人士那里得知消息，蒋用手捶了一下桌子说：“刘攻芸是已经投降桂系的反动派。”这样，刘的申请被拒绝了。
1949年3月12日，我把新政府的名单交给立法院批准，投票结果是二百零九票对三十票，这样就正式成立了新政府。政府成员名单，现记起的如下：
行政院院长何应钦
副院长贾景德
政务委员张群、莫德惠、张治中、朱家骅
秘书长黄少谷
内政部部长李汉魂
外交部部长傅秉常（叶公超代理）
财政部部长刘攻芸
国防部部长何应钦（兼）
参谋总长顾祝同
经济部部长孙越崎
交通部部长端木杰
教育部部长杭立武
司法行政部部长张知本
蒙藏委员会委员长白云梯
侨务委员会委员长戴愧生
主计处主计长庞松舟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收拾不了的烂摊子（4）
新政府面临两项紧急任务：第一，要指定一个正式代表团和共产党谈判。第二，必须取得内部团结，以便迅速进行政治改革。释放政治犯，制止通货膨胀，准备长江的防守工作。第二部分的问题下一章再谈。这一段主要谈谈与共产党的问题。
1949年2月14日，由颜惠庆率领的第二批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以后，共产党派林彪、董必武和叶剑英和他们谈判。共产党电台正式宣布说，他们愿意和政府和谈。2月25日，我一从广州回到南京就召集了所有在南京的领导人开会。会上我们采纳了以下三点，作为将来谈判的基本指导原则：
一、和谈必须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我们绝对不能让共产党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们接受不体面的条件。
二、鉴于铁幕后面的附属国形势混乱，我们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党的联合政府。我们应该建议立即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
三、我们不能全部接受所谓八条，而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八条。
我完全清楚，即使这个建议被接受，共产党也不会和我们谈成功的。我觉得如果我们能阻止他们过长江，他们就别无他法，只得接受我们的建议，我们是不是能守住长江还是另外一个问题。
我组成新政府以后授权行政院院长组织一个正式代表团，根据以上三条原则和共产党谈判。何应钦通过电话和蒋先生商洽以后，指定张治中、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和李蒸组成政府代表团，以张治中为团长。当行政院何院长把名单交给我批准的时候，我加上了刘斐将军的名字。接着张治中将军到溪口去取得蒋的批准，然后，我们就给共产党打电报，把名单通知他们。3月26日，北平共产党当局指定了一个包括周恩来、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的正式代表团，他们建议把4月1日作为在北平开始和谈的日子。
我们代表团启程的前夕，我把居正、阎锡山、白崇禧、张治中和别的一些领导人叫来开了个会，会上我建议组织一个指导委员会来监督即将到来的与共产党的谈判。接着，除我以外还有十人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他们是：何应钦、于右任、居正、张群、吴铁城、孙科、吴忠信、朱家骅、徐永昌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