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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锦州失守，19日长春守将郑洞国、廖耀湘等见突围无望，遂向共军投降。蒋先生见东北无救，乃离沈南飞。卫立煌因沈阳已无兵可守，也于10月30日乘最后一班飞机离沈。国军在东北最后据点的沈阳遂为共军所占。
综计东北之战前后三年，国军精锐调往东北的不下三十余万人，到沈阳弃守时，除少数高级将领由飞机撤出外，其余官兵悉数被俘，可谓惨极。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急转直下的内战（3）
事实上，东北在大势已去之后原不应死守，而蒋先生一意孤行，下令死守到底，实犯兵家大忌。最后锦州之战，如蒋先生从卫立煌以北平为后方之议，不胡乱越级指挥，则国军在关外精锐不致丧失净尽，华北亦不致随之覆没，则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或可再苟延若干时日。蒋先生不痛定思痛，深自反省，反将全部战败责任委诸卫立煌一人。立煌不但被拘禁，几遭枪决。直至蒋先生下野后，我才下令将卫立煌释放。卫氏感激涕零，特来向我拜谢。一夕长谈，我才明白东北最后战败的情况，原来如此！
二
东北陷共之后，林彪所部不下百万人马，迅即越过长城进入关内；对平、津作大包围。傅作义部寡不敌众，被迫退入平、津两市，被重重包围。天津终于1949年1月15日被攻破，守将林伟俦等被俘。傅作义见大势已去，为保存故都文物，不得已与共军言和，北平遂于1月22日为共军和平占领。
当东北战局紧张之际，山东战局亦急转直下。守兖州的前伪军吴化文部因被围，山东省省主席王耀武拒不援救，乃降共。1948年9月中旬共军陈毅部已逼近山东省会的济南。25日城破，王耀武被俘，山东除青岛外，遂全部失守。
苏北、鲁南一带的战事原由汤恩伯指挥。1947年秋，汤恩伯奉令率中央嫡系若干残部撤往江南整补，以刘峙、杜聿明分任徐州“剿匪”总司令、副司令。原属汤氏指挥的黄伯韬所部粤军和川军则尚留于苏北、鲁南一带，与共军周旋。后又征调中央嫡系美械部队，暨徐庭瑶、蒋纬国的装甲兵团集中徐州，准备与共军决一雌雄。旋因刘峙不孚众望，调京任战略顾问，遗缺由杜聿明、邱清泉升任。到了山东全部瓦解，共军陈毅、刘伯承两部主力南下，不时向徐州外围挑衅。内战重心乃自华北移向黄淮平原。
所以国共之战发展到1948年9、10月间，共军已奄有东北、华北的全部。政府方面仅有陇海路东段若干据点，终必陷落无疑。不过政府辖区，此时尚有淮河以南、豫南、豫西、长江流域的全部和西北各省。因此国共战争的前途将全视双方在黄淮平原一带的胜负了。
为指挥这一方面的战事，蒋先生曾于1948年春初召开战略会议，决定以白崇禧兼任华中“剿匪”司令长官，驻节武汉，与徐州形成犄角之势。我闻此讯息后，即向蒋先生建议将黄淮平原划成一个战区，由白氏统一指挥。因为在战略上说，黄淮平原西至潼关、宜昌，东达滨海岸，本是一个地理单位；更有陇海、平汉、津浦三铁路纵横构成一交通网，调遣部队和指挥作战均极方便。无奈蒋先生不接受这一建议。他硬要把这个战略单位分裂为“华中”、“华东”两个“剿匪”总指挥部。此种分割已铸大错，而以刘峙担任更重要的华东“剿匪”总司令长官，尤非其选。
此时驻防徐州的为中央嫡系部队的精华，约三十余万人，全系美式配备的机械化部队，由兵团司令邱清泉指挥。黄伯韬兵团则驻于徐州东约五十余华里陇海东段的曹八集和碾庄一带，以为犄角。杜聿明和邱清泉在徐州的战略是采取严阵以待的方式。杜、邱二人皆是“天子门生”，志大言夸，骄纵不堪。东北、华北一连串的失败并未动摇他们无知的骄傲和可怕的自信。他们仍然认为共军不堪一击。眼见共军六十余万自四方向徐州合围，杜、邱二人却守株待兔，希望共军在徐州四郊平原猛烈围攻，好让中央的机械化部队充分发挥效能。
谁知共军指挥官陈毅和刘伯承也十分狡黠，他们避免和中央机械化部队作阵地战，只是遥遥实行围困。同时用以大吃小的“人海战术”，于11月初旬将火力较差的黄伯韬兵团（四个军，七万余人）重重围困，猛烈进攻。
黄伯韬突围不成，乃向邱清泉乞援。清泉竟拒不赴援。参谋总长顾祝同见事急，遂亲自飞往徐州，责令邱清泉出兵。邱清泉把眼睛一瞪，说：“我出兵援黄，徐州方面出事，谁能负责！”
顾祝同拍胸说：“我是参谋总长，徐州失守，我参谋总长负责！”
邱说：“你说得好，你才负不了责呢！”
顾说：“难道你一定要违抗我参谋总长的命令？”
邱说：“什么总长不总长，我就是不出兵！”
顾墨三气得面孔发青，但他终无法使邱清泉援黄。此事在别的军事系统看来，简直是笑话，在他们黄埔系却是司空见惯的事。大家都有“通天本领”，谁能管得着谁呢？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急转直下的内战（4）
顾祝同回报蒋先生。蒋先生居然“御驾亲征”，专机飞徐，在飞机上以电话命令邱清泉出兵援黄。邱仍然以徐州危险为辞，抗不从命，蒋亦无功而返。
至11月22日，黄伯韬弹尽援绝，全军覆没，伯韬不愿被俘，乃拔枪自戕而死。
当此消息在南京传出时，我们几乎不能相信，因为邱清泉拒绝参谋总长之命犹可，何以蒋先生的命令亦不能生效。因此有很多人就怀疑邱清泉的抗命是蒋先生授意的；至少蒋先生的命令的语气是可以便宜行事的，清泉才敢如此。因为黄伯韬兵团原是“杂牌”，早在蒋先生蓄意消灭之列，为使邱清泉保存实力而牺牲黄伯韬，也并不是费解的事。
黄伯韬所辖的四个军，一军原为余汉谋的广东部队，一军原为杨森所部川军，其余两军亦属“杂牌”。抗战胜利后不久，蒋先生命宋子文主粤，特于衢州设一绥靖公署，调广东绥靖主任余汉谋为衢州绥署主任。这又是一项因人设事的空机关。余汉谋就职之后，他的两个军遂奉命北调至苏北、鲁南剿共，受汤恩伯指挥。
粤军北上后，中央又施展分割的故技，将一个军拨归黄伯韬指挥，调往鲁南；另一军则调往陕、甘，受胡宗南指挥。此令一出，余汉谋便认为不妥。因为这两军都是岭南子弟，相依为命已久，作战时互相配合尤为有效。如今分调两地，殊无此必要。加以两广人民对陕、甘的气候、语言、生活习惯均不能适应，尤不能发挥作战效能，徒作无谓牺牲。
余汉谋首先向白崇禧和我诉衷曲，请向中央说项，收回成命。白崇禧和我都觉得我二人如开口，不但无效，反而得更坏结果。余氏不得已，乃亲向参谋总长陈诚请求。陈诚竟把桌子一拍，说：“你要把两军人留在一起，预备造反啦！”此时抗战新胜，陈诚之势炙手可热，余汉谋何敢多辩，只得黯然而退。孰知三年之后，黄伯韬全军就这样平白无辜地给牺牲了。抗战期中及抗战以后，中央企图消灭异己，结果害人害己的事例，像这样的真是罄竹难书啊！
黄伯韬兵团覆灭之后，共军陈毅、陈赓、刘伯承等部加上新降受编的国军，不下百万，遂将徐州重重包围。他们的战略是围而不战以坐困国军。徐州至蚌埠铁路交通已全部被破坏，国军的补给全凭空运。军队和居民都煤粮两缺。时已隆冬，黄淮一带雨雪交加，大军数十万饥寒交迫，惨不忍睹。蒋先生乃电令华中“剿总”速遣大军往救。白崇禧乃于11月底派黄维兵团（约十万人）自豫东循皖北一线向徐州增援。黄维师次皖北宿县以南的双堆集时，便为共军围困，战斗不及一周，卒于12月中旬全军覆没，黄维被俘。
当黄维兵团被围时，徐州已完全孤立，蒋先生乃决定放弃徐州，下令各军突围南撤。但此次蒋先生亲自指挥撤兵又重演锦州的故剧。大军数十万并不按战术原则作有条理的撤退。因此一声“撤退”，便人马杂沓，夺路而逃。风雪满天，道路泥泞，各地大军挤成一团，进退两难。全军于12月2日放弃徐州之后，勉强行抵徐州以南永城一带，又被共军重重围困。共军并发动民夫数十万，于一夜之间掘壕沟数道，使国军机械部队毫无移动的余地。国军便在风雪之中露宿兼旬，终于饿寒交迫中全军覆没，邱清泉死于乱军之中，杜聿明则被共军生擒。国军精锐，至此几全部消灭，剿共战事，遂不可收拾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从副总统到代总统（1）
第六十五章从副总统到代总统
一
1948年12月中旬，徐蚌会战已接近尾声，中共全盘胜利势成定局，京沪震动。至此，蒋先生固然感到大势已去，国内外许多民意机关，甚或统兵作战的高级将领，也都认为内战前途无望，希望政府在犹有可为之时，与中共恢复和平谈判。首作此项呼吁的为河南、湖北和湖南的省参议会。他们都有通电呈蒋总统，希望能作此项考虑。蒋先生为此也曾两度找我到官邸商谈。他说明想即时引退，希望我能顶起这局面来同共产党讲和。我闻言大惊，说：“这局面你都干不了，我如何顶得起！”蒋先生一再作出恳切的姿态劝我接受，我却竭力推辞。嗣后蒋先生又迭派吴忠信、张群、张治中等来我处，数度相劝，我均表示无论如何不愿承当。我推辞的原因，第一便是我确实也干不了；第二，我与蒋先生相处二十余年，深知其诡计多端，说话不算话，在此危急之时，他可能要我做替死鬼。
但是蒋先生既有此动机，消息很快就传遍海内外，对军心民心影响极大。12月下旬徐蚌会战结束，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