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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作义是一位卓越的军事领袖，华北军事既由他统一指挥，行辕更可不必多管。此时各地国大代表已纷纷选出，中央也已明令规定于1948年3月29日召开第一届“行宪国大”，选举正、副总统。蒋先生并口头申明，本党同志可以自由竞选。经此鼓励，我原有的理想便进入实行的阶段了。
我既决定竞选，遂将私意告诉老友白崇禧、黄旭初和甘介侯三人。白君时任国防部部长，长住南京；黄任广西省省主席，常在桂林；介侯时在清华大学执教，在平无住宅，所以长住我寓，时时叙晤。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竞选副总统（2）
黄、白二人知道我这项企图后，竟一致反对。白崇禧且特地请黄绍竑、程思远、韦永成三人先后飞平来劝我打消此意。这批老朋友们竭力反对我竞选的心理是不难想像的。在他们预料中，我如参加竞选，蒋先生必定不会支持，我就必然要落选。我如果不顾蒋先生的意旨而硬要竞选，势将引起我与蒋之间的严重摩擦。我与蒋先生摩擦起来，则向来被目为“桂系”首脑的一白二黄，势必被卷入漩涡，而遭池鱼之殃。故与其听我知其不可而为之，以致牵累大家，不若早早断念于未萌之时，免惹多疑善忌的蒋先生不快。
再者，这批老朋友且预为我作了一项退路的安排。当1947年秋广西选举监察委员时，他们替我竞选，我就当选为广西籍监察委员。他们认为，在必要时，我可以竞选那位尊而无所事事的监察院院长，以免与蒋先生发生抵触。他们这项安排也可谓煞费苦心。
因此黄绍竑到了北平便劝我说：“既吃不着羊肉，何必惹一身膻呢？”所以他劝我竞选监察院院长，因为于院长春秋已高，可能要退休了，我去竞选，一定是轻而易举的事。
我回答他说：“季宽，我的看法与你和健生的看法不大一致。你知道国民党政权在现在人民眼光中已反动透顶，因此大家都希望我们党内有像我这样比较开明而敢作敢为的人出来辅佐蒋先生，换换空气。此次竞选，蒋先生和CC系不反对我便罢，他们愈反对，我自信我获选的可能性便愈大。
“至于监察院院长，我是不做的。因为我如做了监察院院长，我可不能像于右老那样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呀！我要行使起职权来，恐怕首先遭受弹劾的便是蒋先生。蒋先生如不服弹劾，那事情就闹大了，可能你们更要遭受无辜的牵累了。”
我虽然不好把我竞选的消极动机告诉他，但是黄绍竑辩来辩去还是无法说服我，更没有动摇我的决心。他见我主意已定，无法挽回，也就怏然回南京去了。
黄君去后，我立刻发出两通长电分别给白崇禧和吴忠信，表示我已决心竞选副总统，请他们便中转报蒋先生，希望蒋先生同情我的竞选。不久，得白、吴两君复电，俱说，曾将我兄之意转报介公，介公之意国民大会为实行民主的初步，我党同志均可公开竞选，介公对任何人皆毫无成见云云。我得此保证后，遂在北平组织竞选办事处，正式参加竞选了。
1月初，中外新闻界已在作将来副总统候选人的各项推测。1月8日在一外籍记者招待会中，一位美国的美联社记者向我问及此事。我回答说，我确有此意图，不过尚未征得蒋先生的同意。此消息一出，各报均列为重要新闻而哄传海内外。出人意料之外的是各方的反响均极为友好。中外报纸竟有作专论提出的，一致认为我参加竞选可以促使民主政治在中国早日实现。
1月11日北京大学校长胡适寄来一短笺说，他听到我愿作副总统候选人，甚为高兴。因为将来竞选，正如运动员赛跑一样，虽“只一人第一，要个个争先，胜固可喜，败亦欣然”。所以他写此短信，对我的决定“表示敬佩，并表示赞成”。我也立刻回他一信，希望他也本着“大家加入赛跑”之义，来参加大总统竞选。虽然大总统非蒋先生莫属，但我还是劝他竞选，以提倡民主风气。
嗣后，全国各报又登出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参加竞选副总统的消息。民社党也推出徐傅霖。因此副总统候选人已有五位。计国民党三人，民社党一人，莫德惠是东北耆宿，系以“社会贤达”的身份参加。
在国民党籍的候选人中，我想到程、于二人是不足以与我为敌的。于氏年迈，而程氏对党国的功勋似尚不足与我比拟。加以蒋先生虽反对我，也未必就支持程颂云。
他们二人之外，我还在推想党中其他可能以“黑马”姿态出现的有资望的同志。此时我便考虑到孙科。孙是总理的哲嗣。他如出马，可能得到蒋先生和CC系的支持，同时广东方面人士与孙科有极深渊源，他很可能分取我在这一方面的选票。
我既考虑到孙科是一位可能的劲敌，因此在我离平之前，便请白崇禧去访问孙科，问他有没有意思参加竞选。孙科的回答是，副总统在宪法上无权，他无意参加竞选，并祝我胜利。
在北平为竞选筹备得稍有眉目，并将行辕事务略事整理，时间已是3月下旬。国民大会开幕在即，国民党中央亦召开五中全会。3月22日我便率领竞选团全班人马专机南飞。同行的，余妻之外，计有行辕秘书长萧一山、机要室主任李扬、行辕参议刘仲华、新闻处处长黄雪邨等十余人。
飞机于下午3时在上海龙华机场降落。到机场欢迎的，有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各机关、团体代表及中外新闻记者不下数千人。大家蜂拥而前，人声嘈杂，镁光灯照眼欲盲。一场热闹的副总统竞选便正式揭幕了。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当选副总统始末（1）
第六十三章民主的高潮与逆流——当选副总统始末
一
1948年3月22日下午3时我们乘飞机到达上海龙华机场，下榻励志社。亲朋故旧来访的络绎不绝。翌日招待中外新闻记者，报告我决定竞选副总统的经过，以及将来辅翊中枢、促进民主政治的诚挚愿望。
这次招待会规模很大，与会者不下数百人。这原是我竞选团同人在北平时便已拟订的。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新闻业的中心，对国内外宣传的开山炮都应在上海发动。果然这计划十分成功，我的竞选一开始便声势浩大，不同凡响。会后，中外新闻界均有赞扬之词，足使国人耳目一新，对民主政治在中国实现的远景增加了信心。
在沪住宿一宵，次晚11时便乘京沪快车驶南京。翌晨到达下关车站。各界欢迎极为热烈。国大代表们听说我到了南京，结队来我大方巷住宅访问，日夜不绝，真有户限为穿之势。当时东北籍代表对我的欢迎尤为热烈，因为东北局势至此已有不可收拾之势，他们由于政府在东北处置失当而引起的不满心理，很快就化为对我这个欲挽颓局而力与愿违的人的同情心。他们都希望我能当选副总统，拿出气魄来辅佐中枢，挽狂澜于既倒。
其他方面的代表对我也寄予无限期望，对我的当选也均有最乐观的预测，使我深深感到，此次副总统的选举如真能恪守宪法，遵循民主方法，我将必然当选无疑。但我也深知蒋先生将因此而感不快。
3月25日，我请见蒋先生，当蒙于官邸接见。寒暄既毕，我便向他报告我已决心竞选，事先并曾请吴、白两位报告过，承蒙俯允，现在希望更有所指示。蒋先生说，选举正、副总统是民主政治的开端，党内外人士都可以自由竞选，他本人将一视同仁，没有成见。得到蒋先生这项保证，乃兴辞而出。
不久我在另外一个场合碰见了孙科。我说：“这次竞选副总统，哲生兄为何不参加，大家热闹热闹？”
孙科摇摇头说：“我绝无意思，绝无意思……”接着，他便向我解释他不参加的原因。他认为根据宪法，副总统是个“吃闲饭”的位置。他既是现任立法院院长，行宪后竞选立法院院长是轻而易举的事。立法院院长既比副总统有实权，又何必去竞选副总统呢？
3月29日国民大会如期开幕了。蒋先生当选总统当然是不必讨论的了。但是几位副总统候选人便展开了激烈的竞选宣传，真正呈现出民国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政治的气氛。虽然鹿死谁手尚未可必，但是一般预测都认为我当选的可能性最大。在此紧要的关头，蒋先生开始忧虑了。
其实按照宪法，副总统真如孙科所说，是“吃闲饭”的。我如当选于蒋先生究竟有何不便，蒋先生可能也说不出。但他就是这样褊狭的人，断不能看一位他不喜欢的人担任副总统。他尤其讨厌对党国立有功勋，或作风开明、在全国负有清望的人。记得以前当台儿庄捷报传出之时，举国若狂，爆竹震天，蒋先生在武昌官邸听到街上人民欢闹，便问何事。左右告诉他说，人民在庆祝台儿庄大捷。蒋先生闻报，面露不愉之色，说：“有什么可庆祝的？叫他们走远点，不要在这里胡闹。”蒋先生并不是不喜欢听捷报，他所不喜欢的只是这个胜仗是我打的罢了。战后我在北平，因为作风比较开明，颇为全国清议所重，又触蒋先生的大忌。他所喜欢的常是“国人皆曰可杀”的人。其人声名愈狼藉，愈得蒋先生的欢心，因为他愈不敢脱离蒋先生的左右，而蒋先生也愈可向其市私恩。例如抗战期间在河南征调民工、征发粮秣、视民命如草芥、搞得声名狼藉的汤恩伯，便是蒋先生的心腹爱将。后来汤在河南吃败仗，在重庆的豫籍参政员恨不得杀之而后快。闹得不得开交之时，蒋先生不惜亲自出马，到参政会解释说，汤是听他的命令行事，一切责任由他来负。参政员固然无可奈何，汤恩伯则感激涕零，愈要向他个人效忠了。所以此次副总统的选举，蒋先生在意气上非把我压下去不可。
《李宗仁回忆录》第四部分当选副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