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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话在１０年之后是“一个伟大人物最值得记忆的失算之一”。２５年后的今天，没有理由再修改这一判断了。
需要再加说明的是，在以后年代里，丘吉尔自己也欣然接受了这一不可避免的事。１９４９年当尼赫鲁出席在伦敦举行的英联邦总理会议，确认英王是英联邦首脑这一新的头衔时，丘吉尔请尼赫鲁吃饭，两人开始了友好关系。这时丘吉尔在下院宣称：“君主国的最后的重要性和价值，似乎因印度共和国和英联邦的君主国同样承认英王而自然得到了提高。”
但是，如果说丘吉尔这些年来错误判断了印度的形势，那么在这一阶段，他对巴勒斯坦问题的态度，总的来说更为锐敏。长期以来，他个人是赞助犹太复国主义的事业的。但是，保守党前座议员中他的所有同事，并不认为真是这样。在战争期间，战时内阁曾同意这种看法，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巴勒斯坦分治，但因战争还在继续，没有采取有效行动。工党政府被外交大臣欧内斯特·贝文说服，认为一个分离的犹太国家是不能生存的。在战后初期的年代里，英军从埃及领土撤退，实际上导致了在巴勒斯坦英国势力的增强。
另外，英国占领巴勒斯坦还是来源于旧国际联盟的委任统治，其中也由于美国主张恢复犹太移民的强大压力。１９４７年２月内阁同意将问题提交联合国，９月宣布从委任统治地撤退的决定，这一行动，丘吉尔曾在１９４６年８月提出过。１９４７年１１月，联合国投票赞成分治，１９４８年初英军几乎以不适宜的速度撤出了这个国家，让它的居民自相残杀。英国观察家感到有些惊奇的是，犹太人竟在内战中得胜，成立了以色列新国家。丘吉尔后来在１９４８年说：
我认为很可能，当然我不能证实，外交大臣错误地估计了双方的力量对比，从报纸上看，无疑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人从各方面进攻，似应取得胜利，但那不是我的看法。
他要求早日承认这个新国家，它已被许多国家承认，包括苏联和美国。
在这些问题上，丘吉尔并不总是和他的同僚持相同看法。某些场合下还可能同他们有摩擦，而且更为严重的是由于竞选失败，党的领导人实际上处于某种内部反叛的危险之中。流传着这样一种想法：如果政党被击败了，必然是由于它的领导犯了某些错误。因此，即使像在保守党内受到崇敬的巴尔弗，也不得不受制于“巴尔弗必须滚蛋”的运动。鲍德温在１９３０年受到新闻业巨头的围攻，虽然没有被挤垮，但历尽困难才站住脚跟。
丘吉尔１９４５年遭到极为严重的挫败，而且他已７０多岁，这些因素本身可能会导致试图立即把他从领导地位上替换下来。但是，像我们所看到的，并没有这样的尝试。当他出席新议会时，受到支持者衷心的欢迎和祝贺。议会党团中的大多数至少好像承认，在选民印象中，失败的是这个党，而不是党的的领导。主要的分歧是一些人认为应该改进的是党组织，另一些人则认为，急需有一个能证明对选民更有吸引力的新的政策声明。
事实上，没有理由认为为什么两种任务不能同时实现。１９４５年后期，丘吉尔任命战争年代原教育大臣Ｒ．Ａ．巴特勒为党的研究部主任，负责拟定党的政策新路线。巴特勒很欣赏这一任务，并在１９４７年制定了一个“工业宪章”，这是一个典型的含糊不清的文件，得到丘吉尔的赞同。１９４６年夏天，丘吉尔说服最近转党的伍尔顿勋爵——战时曾任粮食大臣，工作很有成绩——任党的主席，负责党的组织。可是伍尔顿上任伊始，１９４６至１９４７年第一次征求新党员运动只是取得一般性的成功，发展了２２６０００名新党员，和工党的庞大队伍相比，数字不算很大，工党党员数是在劳资纠纷法案废除的影响下扩大的。
此外，保守党在补缺选举中没有任何收获，国内向左的倾向在整个１９４６年继续存在。１９４７年初，议会党团对丘吉尔缺席下院会议，专心撰写回忆录一事，在议会窃窃私议。当时任议会党团领袖的詹姆斯·斯图尔特曾讲起他怎样在贝尔格拉维亚的庞特街哈利·克鲁克香克家中遇到７个其他的人，这些人都同意丘吉尔该辞职了，并让斯图尔特将这消息转告领袖。当斯图尔特照办时，他发现丘吉尔已从别的方面的暗示获得了同样的信息，他听说后“反应粗暴，用手杖敲打地板，认为我也参加了阴谋，要撤换他们一伙”。
但是，从此之后保守党的前景稍有改善，工党政府本身陷进了麻烦之中，１９４７年严重的燃料缺乏和同年夏天的盖洛普民意测验中，保守党超过了工党。一般说来，中产阶级对配给和控制感到厌烦。当伍尔顿发起新的发展党员运动，征集成百万保守党新成员时，他在一年间完成了他的目标。此外，工人阶级选民对工党的忠诚仍异常坚定，还在１９４８年１１月之前，在埃德蒙顿补缺选举中，虽然又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当选，但表明已有可观的选民转向保守党，以致丘吉尔感到能够欢呼这一结果是“另一次阿拉曼战役”。
然而，尽管丘吉尔本人准备写信给每一位保守党补缺选举的候选人，但工党政府继续保持它占有的所有席位。１９４９年２月，在丘吉尔对埃德蒙顿选举感到欣慰之后，保守党对没有在哈默史密斯南部选区取得胜利感到失望，原以为这个选区肯定也会发生可经与埃德蒙顿相类比的转变。随着这一结果而来的是报刊对保守党领导层大量的批评。自１９２２年以来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委员会要求丘吉尔作出新的政策声明。议会支持者的这种行为不是丘吉尔所能接受的。３月３日丘吉尔同他们开会时，据说他曾肯定地告诉他们，他“不想用更广泛的改革计划和工党抢先争胜”。
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毫不新鲜。在整个战争年代，他反对让自己在详细的改革问题上表态，特别是像比弗布鲁克报告中那些花费较多的改革。从那以后，他曾对巴特勒讲过同一个问题：……“当反对党琢磨出它的政策细节时……它已失去赢得上台的乐趣的机会，同样也失去下台后得到好处的机会。”结果巴特勒研究部所草拟的“工业宪章”在性质上颇为模糊。然而，“工业宪章”接受了英格兰银行和煤炭工业的国有化，但要求铁路运费和没有重新开放的利物浦棉花交易所的自由，宪章也对工党政府未来立法计划中的钢铁工业国有化表示反对。“工业宪章”的建议温和而模糊，激起比弗布鲁克报系和保守党右翼议员如沃尔德伦·史密瑟斯爵士的愤怒。
但是１９４９年春天，准备新大选的时间已经来到，巴特勒起草了一个名为“英国的正确道路”的更详细的政策声明，丘吉尔对这一声明感到真正的兴趣，因为据巴特勒说，这一声明“是丘吉尔亲笔校改的，由于丘吉尔撰写前言而增添了光彩”。丘吉尔自己在７月里在沃尔弗汉普顿的讲话中将这一声明公诸于众。与此同时，工党内阁正在讨论，什么时候选举最合适，但艾德礼在初秋时宣布，在那个日历年中不举行大选。
丘吉尔在１９４５年的被击败，是否如克莱门蒂娜所认为的，是一件“焉知祸福”的事呢？它确实给它一个恢复健康和精力的机会。战争快要结束了，他从常举行内阁会议的安内克塞出来，不得不要由海军陆战队用椅子抬着。但到１９４６年６月，他对莫兰勋爵自夸他的精力，说到“他怎样外出吃饭，谈到夜里两点”，然后在回家的路上，看到下议院的灯光通明，说明会议还在进行，他就进去“听上半小时，接着作一次精力充沛的讲话”。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想对工党政府报复。他告诉莫兰：“不久以前，我想退休，并且体面地死去，但现在我想留下来，把他们赶出去。”
第三部 余生第1节 反对党领袖（3）
他虽然年逾７０，但与莫兰在他的回忆录——未经确定的标题《为活下去而斗争》中的印象相反，他与他的年龄是十分相称的。１９４７年６月他必须动疝症手术，带着两卷麦考莱的论文集到私人医院。５周后又重新在下院露面，据《泰晤士报》报道，他看起来气色“非常好”。接着圣诞节在马拉喀什度假时，又患了重感冒，他担心是并发症，请莫兰医生飞来见他，莫兰向他保证不是并发症，他很快就康复了。
从此以后，他的身体很健康，努力撰写他的回忆录，直到１９４９年８月，那时候他搬到法国里维埃拉的比弗布鲁克的别墅去住。当他正在同比弗布鲁克的一个客人、加拿大报业老板米切尔·沃德尔准将玩“陷阱”牌戏时，他感到右腿和右臂失去了知觉，但一天以后，在莫兰爵士再次匆忙来就诊之后，他又感到好一些，并议论说：“短剑的刺伤，但这时剑还没有完全地刺进去。”不管怎样，他现在能继续到斯特拉斯堡去，在那里，显然精力并未减退。
１９４９年末，丘吉尔似乎完全康复，他的老朋友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现在是瑟索子爵，圣诞节前不久访问了恰特韦尔，发现他已从极重的感冒中恢复，而且气度不凡，“就如早年在内阁时一样，谈话生动活泼、滔滔不绝，吃饭、喝酒、吸烟和从前一样贪婪”。
在此期间，他已着手撰写《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各卷，他从美国霍顿·米夫林公司和英国卡塞尔公司预支稿酬，以为儿子和孙子们支付信托基金。为了马上得到若干现款，他和《生活》杂志商定，复制了他的多幅绘画，得到２５０００美元的酬金。他听从别人劝告，按常规办法写文章，很不值得，因为这些收入要付很多所得税。这一年底，他同意提出由《生活》杂志出版他的《秘密会议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