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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团结一致：
让党派利益搁在一边，把我们的全部精力集中起来，使国家的全部才智与力量都投入到战争中来，把所有健壮的马匹都套上轭具。
但是，或许正是艾默里这位老资格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对张伯伦直接的谴责，引起了最巨大的冲击波。他援引克伦威尔对长期国会所说的话，断言说“看在上帝的面上，走开吧”。５月８日晚，下院发生分裂，正如休·道尔顿在日记中写道，反对派集团“似乎充斥着清一色的年轻保守党人，卡叽布、海军蓝和空军蓝的服装全都混杂在一起”。事实上，反对张伯伦领导地位的力量，并不像可能具有的那样人多势众，政府的多数虽然从通常的２００多票下降到只有８１票，但其中大约有４０人改变立场，或许更多的是弃权或缺席。
保持８１票多数的一届政府通常是不会有垮台危险的，但是在要求社会各阶层都作出牺牲的战时条件下，这样的多数地位就远非正常了。正如执政党议员首领戴维·马杰森所指出，投票数字并无多大关系，因为“自从在不高明的尼维尔领导下，联合已成为不可能的事，就注定了政府的厄运”。辩论之后，张伯伦决心再次寻求说服反对党在其领导下任职的可能性。在此期间，丘吉尔于５月９日同艾登和金斯利·伍德共进午餐，伍德是一位内阁大臣，直到如今，还对张伯伦忠心耿耿。金斯利·伍德尽管本身缺乏军事上的实际经验，但他意识到，对一个处在战争中的国家来说，张伯伦不是一位令人满意的领导人，而丘吉尔却具有这方面所必要的能力和意志，适宜于担任这个角色。因此，他劝告丘吉尔说，当他应张伯伦之请就哈利法克斯担任首相是否合适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看法时，要保持缄默，这样就可以抑制对这一想法予某种鼓励。
那天下午５月９日，丘吉尔得到机会来试验一下伍德提出的这一劝告。张伯伦召见他和哈利法克斯，还有马杰森。张伯伦告诉他们，他将提出辞职，他请马杰森说说谁应该是他的继任者。然而，马杰森拒不在丘吉尔与哈利法克斯之间作出选择。丘吉尔本人也一言不发。正如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所指出，“通常我会滔滔不绝地谈论，但这一次我却缄默不语。”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哈利法克斯才说，他作为一名上院议员，担任首相有所不便。显而易见，这不过是一种托辞，简单地说，哈利法克斯至少在战时不想干这个差使，他意识到，丘吉尔会“想方设法来驾驭战争”，他哈利法克斯很快就只能成为名义上的首相。这时丘吉尔也认识到，这个重任将要落到他自己身上，他说“在接到国王授权我组阁的谕旨之前，不准备同两个反对党中的任何一党交换意见”。他就以这种奇妙的消极方式表明了他接受这个国家最高职务的意图。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4节 再任海军大臣（4）
在此期间，等待已久的德国对西线的进攻快要开始。５月１０日清早，猛袭开始了。起初，看来只是对荷兰与法国，但几分钟内就波及到比利时。张伯伦开始认为，鉴于情势危急，他的政府应继续存在下去；同时也认为，他对西线所给予的优先安排已为一系列事变证明是正确的。但金斯利·伍德却负起了责任，催促他立即让位。于是张伯伦只好决定，等待工党领袖们作出正式答复。当时，工党领导人已到伯恩默思去出席党的代表大会，这次大会将要对是否参加政府的问题作出决定，如若决定参加，又将接受谁的领导。但张伯伦还在作最后的努力，使哈利法克斯同意出任首相。他请他的私人政务秘书道格拉斯勋爵亦即后来的亚力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给外交部打电话，询问外交部次官Ｒ．Ａ．巴特勒，看看他能否说服哈利法克斯改变自己的主意。但巴特勒在可资利用的短时间内什么也干不了，因为哈利法克斯因不慎滑倒，需要治牙。
下午５点，艾德礼从伯恩默思打来电话，工党全国执行委员会正在这里召开，电话中说，“工党准备作为一个正式伙伴在新政府中分担责任，政府要由一名新首相领导，这位新首相应得到全国的信赖。”“在一位新首相领导下”这句话看来是通过深思熟虑后才添上去的，道尔顿在他的回忆录中说，实际上是他提议加上这句话的，希望毫不含糊地表明，该党抵制加入由张伯伦领导的政府。张伯伦了解这个信息的含义，这是一个让他退职的明确表示：
首相说，按照这一答复，他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途径是他应立即向国王提出辞呈。那天晚上，他就这样做了。
于是，下午６点左右，张伯伦到王宫递交辞呈，并建议国王授权给丘吉尔。接着在半小时后，丘吉尔被召到王宫，根据他本人的记载说：
国王“以一种锐利和奇妙的眼光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对我说，‘我想你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找你来吧？’我顺着他的情绪回答说：‘陛下，我简直想不出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要请你组织政府。’我说我当然愿意遵命。”
从国王自己对这次召见的记载中，似乎他认为丘吉尔作出吃惊的反应是真的，相信他确实不知道为什么召他来王宫。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丘吉尔对政治形势了如指掌，当然他巴不得国王正式邀请他来组织政府。
随后，丘吉尔回到海军部，为建立他的战时内阁首先采取了几项措施。他在唐宁街１０号给艾德礼及其他的副手阿瑟·格林伍德留下一封信，当时这两个人正在伯恩默思返回的途中，丘吉尔在这封信中请他们到海军部来会见。当他在晚上９点３０分左右见到他们时，就邀请他们两位参加“由５人或可能是６人”组成的战时内阁。他还表示，其他人的任命也从工党和工会代表大会领导人中选择。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小心翼翼地遵循他们党关于参加政府的各项严格规定，用电话将所提的各项建议梗概地向道尔顿作了说明，并由他向伯恩默思的全国执行委员会进行汇报。艾德礼和格林伍德坚决反对张伯伦重返财政大臣这个原来职位的建议，而丘吉尔大概也未亲自向张伯伦提出过这项建议。另外，这两个人还反对张伯伦担任枢密大臣以及出任下院领袖。这后一项任命已向张伯伦提出并被本人接受，但在工党领导人的坚持下，于公布之前撤销了。哈利法克斯仍继续出任外交大臣。
在工党执行委员会同意了这些条件之后，内阁大臣的名单，包括丘吉尔本人在内共５人，就呈报给国王。丘吉尔本人不仅担任首相，还接了个“国防大臣”的头衔。在他５月１１日凌晨上床休息时，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仅浮起一种新的使命感，而且还“强烈地感到宽慰”，因为他现在可以指挥政府的全局，“我觉得好像正在和命运一同前进，而我以往的全部生活，都不过是为了这个时刻，为承担这种考验而进行一种准备罢了”。
丘吉尔出任首相一事，被某些人看作是民众的情绪对传统观念的胜利。Ａ．Ｊ．Ｐ．泰勒先生写道，“他召集民众起来反对身居上层的那些人，而这最后一招他获得了成功。”确实，那些“身居上层的人”希望一旦不得不发生变动，就由哈利法克斯接任张伯伦。张伯伦及其一派的人更喜欢哈利法克斯，因为他与丘吉尔相比，毕竟是一位他们更亲近的同僚，也是参与慕尼黑的人之一。工党领导人认为，哈利法克斯在印度宪政改革问题上，按照他们的观点看来要更正确些；国王还记得，丘吉尔在国王逊位危机时，曾是他的兄弟爱德华的坚定支持者。但这时哈利法克斯偏偏已不能担任公职，当张伯伦提出由他接替自己的位置时，他害了“严重的胃痛病”。他认识到，丘吉尔无论如何要“操纵国防事务”，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快就会出现像当年的阿斯奎斯与劳合·乔治分庭抗礼那样的情景。就这样，这个最高职位阴差阳错地落到了丘吉尔之手。
然而，就连丘吉尔自己最为亲密的政治盟友都认为，他“缺乏判断力”，这一点会使他失去资格。早在１９３９年１０月底，艾登就对丘吉尔关于他任自治领事务大臣所涉及的一些事情所采取的态度表示强烈不满。
他“对温斯顿关于爱尔兰的态度极感失望，后者想要占取几个港口，他就要把爱尔兰逐出大英帝国！……温斯顿对印度的态度也极糟糕……”丘吉尔在这些事情上的判断力是如此之差，以致艾登对他到底能否任首相开始表示怀疑。
丘吉尔所作的广播讲话使他在某些方面赢得了支持，但哈罗德·尼科尔森在１９４０年１月听取了他的广播讲话之后，就断定说，他“在这个和平主义笼罩的年代里，是有些太好战的色彩了”。民意测验表明，这年年初，他的主要支持者是在“那些收入较低的人中，这些人的年龄在２１岁到３０岁之间，以及是成年的男子”。但如前所述，即使在４月初，他在普遍得人心方面，还是比艾登要稍为差一些。他的几个最亲密朋友仍然认为，劳合·乔治是尼维尔·张伯伦的最佳继任者。尽管如此，直到挪威战事爆发时，张伯伦仍赢得多数人的支持，只是在此之后，他的关于希特勒“错过了公共汽车”的名言才被广泛引用来反对他。
那些具有较高职务的文官对丘吉尔控制政府的前景表示极大的关心，这种关切的心情并未因为挪威战事遭到惨败而有所减弱。根据张伯伦的助理私人秘书杰克·科尔维尔所说，想到丘吉尔要当首相，就使“唐宁街１０号的工作人员感到透心凉”。伊斯梅将军将丘吉尔在军事协调委员会所引起的“混乱局面”讲给他们听，科尔维尔就补充道：
我们在唐宁街１０号的看法，在内阁各部门、在财政部、在整个白厅都广泛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