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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特有素质，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他的声望何以会在议会和公众当中显得极不稳定。他对印度讨伐运动切断了他与许多人的联系，这些人不然是会同情他掀起的重整军备运动的，只是在１９３４年和１９３５年，他才极其困难地说服了他们倾听他的意见。１９３６年，是鲍德温领导保守党的最后一年，丘吉尔赢得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泰晤士报》驻议会记者在那年１１月报道有关演说辩论时说，在这场辩论中，其他一切事情“与丘吉尔同政府的斗争相比较，都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然而，仅仅过了几个星期，他干预国王退位危机一事遭到了惨败，立即引起了反应。威尔逊·哈里斯在《旁观者》上发表一则并非不具有代表性的评论：“他那才开始摆脱的刚愎自用、不听劝告的名声，又再度牢牢地按在他的肩上。”
在１９３７年，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丘吉尔不得不谨慎从事；由于鲍德温被尼维尔·张伯伦所替代，因此他很少批评政府在国家重整军备问题上的作为。在艾登任外交大臣时，他对外交政策的执行情况还是满意的，只是在艾登于１９３８年辞职后才重新回到积极批评的立场上。他所领导的一个保守党议员集团仍然没有发生任何问题，其中有两三个人同他有着特殊的个人关系，如布伦丹·布雷肯、海军元帅罗杰·凯斯爵士和年轻的邓肯·桑迪斯，桑迪斯已与他的女儿黛安娜结婚。正是艾登把动摇不定的后座议员集合起来，其中还包括像利奥波德·艾默里这样的老资格人物，形成了一个追随于他的集团。１９３９年３月，进行了一次民意测验，邀请公众判断，要是张伯伦辞职，谁会是首相的最佳人选，抽样调查结果表明，３８％的人看中了艾登，而推选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的人，各自均占７％。
可是，在这些独立行动和部分孤立行动的年代里，丘吉尔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信念，他要在战争灾难最严重的危急关头成为他的国家的领导人。他在几乎半个世纪的长时间里积累起来的有关战争问题的经验，由于他在空防研究委员会所进行的工作，以及他对德国空军实力增长的研究，而更加能适应现在的需要。他在１９３５年和１９３６年提出的批评，无疑加速了以后年份中进行重整军备的步伐，这对保护国家免遭在１９４０年的失败，可能是决定性的因素。由于他并未进入政府，因此他对那些缺点难负其咎。一旦战争打响，这些缺陷就必然会立刻暴露无遗，正如他在后来说到鲍德温执政时，他为何未能踏进官场时写道，“那无形的双翅束缚着我。”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3节 1929…1939年间的私生活：历史学家和报刊撰稿人（1）
回顾起来，丘吉尔对他在３０年代末担任公职还是感到满意的。虽说当时总觉得不是滋味，而且随着岁月流逝，这种郁郁寡欢之感也在不断增加。然而，他在１９２９年就因卸去财政大臣之职而感到轻松，使他在那年夏天能自由自在地到加拿大和美国去旅行。他几乎有３０年未曾横渡大西洋了，而且除了明显具有休息和消遣目的之外，他还想看看自他上次访问以来发生了什么变化。
此行共有４人，丘吉尔、他的弟弟杰克以及他的小儿子伦道夫１８岁和侄子约尼尔２０岁。他们乘加拿大太平洋班轮“澳大利亚女王号”到魁北克，然后转乘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公司的私人专用列车，这是该公司副总裁向他提供的，这趟专列备有“一间餐厅、一间客厅、三间卧室、两间浴室、四个盥洗室以及厨房，后部还带有一个观赏平台”。丘吉尔一行带有自己的厨师和侍者，还带了一台无线电收音机和几台电风扇。丘吉尔途中只在几个主要城市发表了演讲，这些演讲不仅简单，而且没有什么准备对他说来很不寻常。在魁北克，他们每个人都戴了一顶宽沿斯特森帽，进行了一次钓鱼远足，丘吉尔对这一身装束很得意，因为这样可以遮阳。当到达落基山脉后，他们离开专列进行了几天的游览，在位于班夫附近的埃默拉个德湖边，丘吉尔画了几张画，他头戴斯特森帽，以往常习惯的消遣方式工作着。
９月初，这４位旅行者带着多少有些不安的心情抵达美国，因为这时美国处在禁酒时期。他们随身带了不少威士忌和白兰地，但宽慰的是他们发现几乎不必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因为禁酒法的实施并不怎样有效。他们在这个共和国的旅程基本上是由伯纳德·巴鲁克安排的，此人是一位能干的金融家，曾担任过威尔逊总统领导下的军事工业局局长，他在１９１７年和１９１８年间曾同丘吉尔合作，俩人电报往来频繁，结为好友。巴鲁克说服了孤立主义者报纸《芝加哥论坛报》业主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以主人身份在加利福尼亚接待丘吉尔一行。考虑到他们之间不同的政治见解，丘吉尔对与他的东道主相处得十分融洽感到有点出人意料。丘吉尔在圣西蒙的赫斯特家里度过了４天，随后又到好莱坞影片制作中心同电影明星们会见，在这里丘吉尔同查理·卓别林结下友谊，并告诉卓别林说，他想要卓别林在一部影片中担任拿破仑的角色，他本人准备写这部电影脚本。此外，还进行了一次捕箭鱼的冒险，设法将一条１８８磅重的箭鱼拖上岸来。
他们从洛杉矶由陆路旅行时，又乘上了巴鲁克安排的铁路专列。在抵达纽约前，他们游览了大峡谷，参观了芝加哥的牲畜围栏和其它各处名胜。伦道夫和约尼尔预定要在１０月初返回牛津大学，因此不得不分手踏上归程；而丘吉尔由弟弟杰克陪同到美国内战时期的战场葛底斯堡和里士满参观，还在华盛顿呆了几天，在这里他不仅拜会了总统，而且还会见了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国会其他成员。
１９２９年夏，英国经济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丘吉尔对美国生活的轻松愉快和到处所见的乐观气氛留有极深刻的印象，“人们在街上，在商店，在旅馆；不论是电梯工、侍应生和接线员，个个都轻松快活”。然而，当他抵达旅行终点站纽约时，这幅画面又不得不作某些修改，因为当时纽约的股票市场突然暴跌。“就在我房间的那扇窗户下面、有人从１５层楼纵身跳下去，摔得粉身碎骨，引起了一场严重的混乱，消防队都赶到了。”但这种暂时的感受并未破坏丘吉尔的情绪，在某种程度上，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与此有些相像。他预见到英美合作有着巨大的前途，他认为，英国人能奉献出某种稳固性和顽强性，而这正是英国人所缺乏的：“为数众多的英国人是一个意志薄弱的种族，其结构松散易变……正是综合了来自大西洋彼岸的这些东西……不断弥补优点和才智，才使它展现出未来最美好的前景。”
尽管出现了世界经济萧条，但丘吉尔对美国仍然抱乐观态度。１９３０年末，他计划在来年秋天到美国进行一次演讲旅行。他知道，发表４０次演讲，就能使他除开销外净挣１万英镑的收入。这次旅行未能按计划成行，首先这是由于英国发生政治危机和面临大选，使丘吉尔不得不推迟他的访问；其次，则是由于他于１２月到达纽约时，被一辆汽车撞了，伤势严重。
车祸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１２月１３日，他在下榻的沃道夫—阿斯托里亚饭店用餐后，接到朋友巴鲁克打来的电话，邀请他到纽约第五大街的家中作客。丘吉尔随即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前往，但由于搞不清巴鲁克家的确切地址，就叫司机在一个他认为理应是离得很近的地方停车，然后他步行穿过马路，但由于习惯于英国左侧通行的规则，他没有注意到来往车辆的正确方向，结果被一辆卡车撞上。司机是一位美籍意大利失业青年，名叫马里奥·康斯塔西诺。虽然丘吉尔骨头未断，但由于受到剧烈的撞击和震荡，腿部和手臂都受了重伤，前额与鼻子也被擦破。围观的人群很快聚拢过来，丘吉尔这时虽躺倒在地，但神志还清醒，他向警察说明，这次车祸完全是他自己的过错，不应该怪罪司机。随后他就被抬进另一辆出租汽车，驶向位于第７６大街的莱诺克斯—希尔医院，他要了一个专用病房，很快得到治疗。
丘吉尔对这次意外的车祸非常镇静达观。他高兴地发现，不必过分担心死亡的威胁，“没有空闲、也没有力气顾影自怜，连考虑懊悔或害怕的余地都没有……大自然仁慈宽厚，不想让她的孩子，人或兽，越出她的怀抱。”他很高兴收到了林德曼寄来的某些数字计算，据林德曼的计算，假若汽车以每小时３５英里的速度行驶，他的身体则要承受大约６０００每平方英尺磅的冲击力。
这力量等于把人撞出３０英尺开外，甩到人行道上……还等于１０磅的铅弹从６００英尺高处落下来，或者在近距离射出两颗大号铅弹而产生的力量。我不理解，为什么我没有像蛋壳一样被撞得粉碎，或者没有像鹅莓一样被碾得扁平……无疑我是十分壮实，或者是极其幸运，要不两者兼而有之。
他在医院只住了８天，在圣诞节前就回到下榻的饭店，克莱门蒂娜和黛安娜、还有贴身保镖Ｗ．Ｈ．汤普逊警官，都赶到这里等候着他。看来丘吉尔的身体显然不佳，有位探望者注意到，“前额上一条深深的青褐色伤口，使他纯粹像一名重伤兵，他那有力的双肩垂落下来，显出疲惫不堪的样子，尽管他的装束斯文典雅，也不能掩饰这种有气无力的病态。”１２月３０日，他会见了一些记者，其中有一位记者说，他“脸色苍白，神经紧张，样子很衰弱”。他承认，他不能跟上当前事态的发展，他说，他的生活就像马克·吐温日记中所说，“起床、盥洗、上床。”
１月初，在妻子和女儿的陪伴下，他乘白星轮船公司的班轮“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