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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丘吉尔最严重的压力来自他所在选区的保守党营垒内部重新对他持反对态度。在奇克韦尔保守党分部领导人进行年度选举时，张伯伦派“大获全胜”，丘吉尔派的人马全部被张伯伦派取而代之；此后不久，塞顿博伊斯保守党分部也宣称全力支持张伯伦，埃平分部内部亦产生了裂痕。３月１０日，在奇克韦尔举行一次集会，当地的保守党分部拒绝予以支持，丘吉尔虽在会上陈述了自己的主张，但也不是没有向反对者作出某些让步，他说，他会“真诚地支持政府现行的政策”。这意味着他要在重整军备和防备空袭方面作出更大的努力，他描述了“我们空中防御的落后方面”。他拒绝收回关于慕尼黑事件所说过的话，但是他承认，“首相是一位真诚为和平而工作的人，这一众所周知的事实，已在独裁者统治的国家的人民中间产生良好的反响。”
然而，３天以后，促使他降低调子发表意见的那种必要性消失了。３月１３日，希特勒侵占捷克斯洛伐克剩下来的地区，宣布对波希米亚实行保护。丘吉尔所说的关于慕尼黑协定毫无价值的话，现在看来完全应验了。３月１４日，当他在他的选区再次发表讲话时，采取了完全不同的调子，向埃平的张伯伦派人士发表措辞严厉的讲演：
人们谈论着我们的议会制度和议会民主，如果这些东西能够生存下来的话，那并不是因为选民们选出了听话的、驯顺的和屈从于人的议员，而是想法阻止各种形式的独立判断。
这时，国内的情绪发生了巨变，施加压力去全力重整军备的决心，甚至支配了张伯伦本人及其亲近的同僚。为了制止希特勒会立刻利用他在中欧取得的成功来进攻其他的邻国，政府于３月底立即向波兰作出保证，此后又扩大到罗马尼亚和希腊。丘吉尔认为，向波兰作出的保证是欠考虑的，因为很难看出，英国能尽早向波兰提供什么援助，波兰漫长的边界已更多地暴露在德国侵略者的面前，这种情况甚至比捷克斯洛伐克还要糟糕。他告诉议会说，“在我听到他们作出这种保证时，我感到吃惊。我支持这种做法，但我却为此而吃惊。”
内阁也终于对建立军需部的要求作了让步，这是丘吉尔早在３年前就催促的措施，但鲍德温和张伯伦两人都认为毫无必要，除非重整军备的问题被置于比平时一切正常贸易处于优先地位的时候才能这样做。现在政府已明确接受了这一主张，即不能再在“有限责任”的基础上安排军队后勤计划。就陆军而言，在安排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３８年战备计划中，充其量只不过被委以充当维护殖民地的角色，现在则要扩充编制，以使在西线作出有益的贡献。３月底，作出一项决定，将本土军扩大一倍编制；此后不到一个月，张伯伦宣布，要求议会授权进行征兵，这在和平时期还是第一次。
此时，丘吉尔的注意力转向在希特勒再次发动进攻前去促成欧洲各国联盟的前景问题。他对巴尔干各国深表忧虑，在墨索里尼于复活节那天占领阿尔巴尼亚后，他认为英国应征得希腊政府同意在科孚岛驻扎英国海军部队。另外，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次危机期间，地中海舰队的战舰“散泊各处，处于最易遭受攻击的混乱状态之中”。其中有一艘战舰竟停泊在那不勒斯港。后来在春天，当地中海的紧张局势稍有缓和，他就将注意力转向主张同俄国结盟的紧迫问题上来。但直到６月，才向莫斯科派去一名使节，为达成一项政治性协议铺平道路，这位使节不是一名大臣，而是一位外交部中级官员，名叫威廉·斯特兰，他也曾参加过慕尼黑会议。
到了夏天，甚至在迄今仍忠心耿耿的保守党人中间，均产生了这样一种看法，即丘吉尔应该进内阁。既然战争不可避免，那么国家就需要杰出的军事政治家。７月３日，正统保守党的喉舌《每日电讯报》，在一篇社论中极力主张这样办，文章这样描述丘吉尔：
不仅是一位由于同国家事务有着长期而密切的接触而训练得极有责任心的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对处理在战争中出现的、特别是具有高度战略意义的棘手问题，具有无可比拟的实际经验的政治家。
这篇社论使几个著名人物受到鼓舞，包括保守党中最受尊敬的人物之一索尔兹伯里侯爵，他向这家报纸写信表示同意。甚至还有人发起一场张贴布告和标语的运动，提出“丘吉尔必须回来”的口号。７月１２日，《每日电讯报》发表了一封由维奥莱特·博汉姆·卡特和其他几位知名的自由党人士署名的信件，赞成丘吉尔回到高层职位上来。这封信最初是送到《泰晤士报》的，但道森拒绝发表，他在对外政策上与丘吉尔持有对立看法，正如他在印度问题上与丘吉尔相敌视一样。然而，张伯伦仍然感到和平还有一线希望，认为如果让丘吉尔回来任职，这一线希望就会化为乌有。正如他在当时所写，“若有任何缓和紧张局势和恢复同独裁者正常关系的可能性，我都不会甘冒那种无疑会被他们视作为一种挑战的风险。”
在此期间，丘吉尔正在竭尽全力来巩固英法联盟，对法国军队以高度的赞扬，因为他已看到，战争最沉重的担子将落在法国军队肩上。７月１４日，他赴巴黎参加法国国庆节及为攻陷巴士底狱１５０周年举行的专门庆祝活动。英国内阁批准了一项为表示团结一致而作出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行动，即利用这一机会，派遣皇家海军陆战队和皇家卫队参加阅兵分列式，皇家空军的飞机从空中飞掠而过；而霍尔－贝利沙以最高级的政府代表身份出席了阅兵式。８月初，丘吉尔在下院反对政府作出的关于议会休会到１０月的决定，但没有成功。几天后，他又返抵法国，视察马奇诺防线，这次视察持续了３天，总司令甘末林将军的参谋长乔吉斯将军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陪同他。返回巴黎时在莱斯特车站受到热烈欢迎，人群中不时发出欢呼声，丘吉尔对欢迎的群众宣称，“对你们的国家，我的信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不可动摇。”
６天以后，即８月２３日，苏德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丘吉尔对这一举动并不特别感到惊奇，他已经注意到，在此之前的４年中，俄国外交政策对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逐渐减弱，但他很自然地对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未能使俄国站到西方盟国这一边而感到痛惜。希特勒这时增加了对波兰的压力，要求波兰立即派一名全权代表到柏林来讨论他所提出的条件以解决问题。但波兰政府仍然表现得十分强硬，拒不派遣使者。１９３９年９月１日早晨，德国军队越过国境入侵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役开始了。
丘吉尔对英国的外交政策和延误重整军备进程的政策一直持批评态度，回顾起来，这些批评并非是前后一致和首尾连贯的。诚然，从希特勒执政时起，丘吉尔就看到了德国在一个特别残暴而冷酷的领导人统治下复活军国主义的危险。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变成了一个尽一切可能将防务经费提高到最高比例的鼓吹者，但除此而外，在他的其他各种看法中，却是不断发生变化的。他没有意识到战争的不可避免性；在任何程度上说，他都不反德，就像那些同情他的人中间的某些人一样；他对独裁统治者的功绩持极其坦率的看法，认为墨索里尼为意大利做了大量好事，希特勒也能够和可能为德国做好事。他在１９３７年写道，“历史将宣告希特勒，要么是一个魔鬼，要么是一个英雄。”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6）
丘吉尔确实是一位有经验的政治家，他对外界情况的变化能够迅速作出反应，并对各种变化极其随机应变的能力。只要英国并未出现来自欧洲大陆的直接威胁，这就是说，只要与它有联盟关系的法国仍对德国占有明显优势，除了英国已在国际联盟盟约和洛迦诺条约中所承担的有限责任之外，他就反对英国方面承担任何的义务。但过了不久，当法国所拥有的优势地位消失时，他就决心更加有效地利用国际联盟这架机器来协调各大国的团结一致，以维护和平。在布尔什维克革命后的早期年代里，他对俄国领导人曾怀有极大的憎恶，但丘吉尔在这时甚至准备同俄国签订一项协议，正如他在１９３６年所说，“这不是一个右和左的问题，这是一个正确或错误的问题。”这种摆脱意识形态的考虑使他在整个西班牙内战中保持严格的中立态度，由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军事援助对于加强佛朗哥的力量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而在内战后期阶段，丘吉尔转变得有点倾向于西班牙共和国的事业，那也仅仅出于个人的同情罢了。
另外，在丘吉尔对政府所采取的态度上，也发生了显著变化。事实上，他不得不留有余地，因为他是一名保守党成员，他就是以这种身份当选的，同时还必须设法以这种身份来重新当选。他知道，他重新任职的机会，取决于他对大臣们都面临的各种问题采取一种建设性的看法。与当代其他几位大政治家不同，诸如劳合·乔治和约瑟夫·张伯伦，他没有牢靠的在地理区划的权力基地，尽管他也可能有一个地方，那就是他如果在１９２３年作出选择回到兰开夏的议席上的话。在向其他下院议员同僚们投以秋波以建立个人的追随者集团方面，丘吉尔既无手腕又不具备这种气质。正如Ａ．Ｇ．加德纳在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中期颇有见解地指出，他“在公共生活中是一位被社会所摒弃的人”。每一件事情都不得不依赖于他作为一名演说家所引伸出的才能，不管是在下院的会议厅里，还是在公共讲台上。
他的特有素质，有助于说明这一时期他的声望何以会在议会和公众当中显得极不稳定。他对印度讨伐运动切断了他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