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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李维诺夫和法国驻莫斯科大使曾就支援捷克斯洛伐克一事交换了意见。他把这个消息转告了外交部，显然是希望为共同行动而进行的磋商，可以变为三个国家之间的事情。但对与法国和俄国联合行动的主张，张伯伦是明确不想这样做的，因为他已经决定，如果有发生战争的风险，就不支持捷克斯洛伐克去对抗德国，目的只是要获得解除法国已承担义务的方法。
到９月中旬，这场危机由于张伯伦实行一项他已既定的计划而变得十分严重。这项计划简而言之就是他本人去德国拜访希特勒。希特勒很难拒绝会见这位英国首相，于是他们在９月１５日于伯希特斯加登会晤，这是希特勒在巴伐利亚阿尔卑斯山中的休养地。在此期间，汉莱因这时正在德国，不光要求让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日耳曼人实行自治，而且还要求把以日耳曼人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割让给德国。这个要求由希特勒向张伯伦提出。张伯伦回到伦敦后，打算说服英法两国内阁予以接受。他们很容易地做到了这一点，剩下来的就只是逼迫捷政府也接受这种要求。自然，捷克人对此极为反感，因为割让日耳曼人居住的地区，就意味着失去了惟一有防御性的边界线，而且还使这个国家自然形成的许多条交通线遭到切断。但埃杜瓦德·达拉第内阁威胁说，如果捷克斯洛伐克不同意，法国就废除它在法捷条约中作出的保证。在这种苛刻而又无耻的重压下，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同意肢解他们的国家。
丘吉尔对这场危机的进展情况感到震骇。９月２０日，他访问了巴黎，看望他在法国政府中的亲密朋友保罗·雷诺和乔治·曼德尔。他后来回忆说，这两位部长“都极其忧虑，而且濒于辞职的边缘”，他敦促他们两个人不要离开内阁，因为一旦这样做，就会失去他们所仅有的影响；回到伦敦后，丘吉尔发表了一项声明，声言英法两国的这些提议，意味着“西方民主向纳粹武力威胁的彻底投降”。２２日，他会晤了在英国内阁中最亲密的朋友达夫·库珀，此人这时任海军大臣，达夫·库珀的妻子黛安娜后来回忆这次会见的情景说，丘吉尔“情绪极为激动，猛烈地谴责首相”，“温斯顿……在海军部笨重的家具中间来回跺脚，他急不可耐地发泄心头的怒火，并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侵略者表示藐视”。这已经不是破题儿第一遭在海军部目睹这种场面了。
当张伯伦再次去德国在戈德斯堡会见希特勒时，他发现德国这位独裁者变得比以往更加桀骜不驯了。他已远远不满足于张伯伦认为能使英国内阁感到满意的那些适中的条件，而这一次，他又提出要求，由他的军队立即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以日耳曼为主要居民的地区。张伯伦尽管对希特勒的这一举动表示气愤，但回到伦敦后，便执意要内阁接受他的要求。９月２５日，内阁就此事进行辩论，使张伯伦苦恼的是，哈利法克斯强烈主张加以拒绝，因为他的良心已被外交事务顾问们的态度所打动，他夜不能寐、苦思冥想，改变了自己的观点。第二天丘吉尔拜会首相，再次敦促由英、法、俄三国联合发表声明。他发现，会见时在场的哈利法克斯也大部分同意他的主张。结果，英国外交部发表单方面声明，声称假如法国挺身援助捷克斯洛伐克，英、俄两国“无疑会站在法国一边”。与此同时，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征召空军辅助人员，海军舰队也动员起来。
９月２８日下午，张伯伦向下院发表讲话，说明目前所发生的一切情况。下院挤满了人，气氛紧张。首相发表了历时一小时的演讲，就在他毫不掩饰地讲述事件经过时，他收到一张便笺，打断了他的讲话，正如哈罗德·尼科尔森报道说，突然“他整个脸色，整个身体，都变了模样……看来他仿佛年轻了１０岁，露出胜利的喜悦”。他宣布说，希特勒同意推迟２４小时动员，并且同意在慕尼黑举行会议，会见他、达拉第和墨索里尼。议会大厅迸发出欢呼声，站起来长时间地向他鼓掌致意，只有孤零零的少数几个人对此无动于衷。哈罗德·麦克米伦注意到，“有一个人缄默不语，仍旧坐在位子上，脑袋缩进肩头，整个举止表现出既气愤又绝望的神情”。艾登走出了会场，而丘吉尔却振作精神，在离开之前，走上前去同张伯伦握了握手，带着挖苦的口气说：“我祝贺你交上好运，你很走运。”
第二天，４位领导人聚集在慕尼黑开会，张伯伦只有霍拉斯·威尔逊爵士陪同前往，此人曾在劳工部任过职；另外还有３位相对说来级别较低的顾问：他的私人秘书道格拉斯勋爵亦即后来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露姆爵士、伦西曼代表团成员阿什顿—格瓦特金和外交部的威廉·斯特兰。丘吉尔清醒意识到，首相有进一步作出让步的危险，实际上他这样做是自作主张，并非得到内阁的授权。那天，他出席了一次“中心”组织在萨沃伊剧院一个房间里举行的午餐会。主要的反对党领导人都参加了，有艾德礼、辛克莱、几位主要的保守党后座议员——艾登、劳埃德和全国联盟的罗伯特·塞西尔。丘吉尔敦促大家应该联名打电报给张伯伦，坚持不能在捷克的安全问题上投降。但同僚们一个个地表示，他们不能署名，艾登是因为害怕引起张伯伦的反感；艾德礼则是出于未同工党同事们磋商而不能这样做，如此等等。根据当时也在场的维奥莱特·博汉姆·卡特说，“当我们分手时，温斯顿·丘吉尔的眼眶里眼泪汪汪。”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5）
当张伯伦回到伦敦时，慕尼黑协定的条款也就为人所知了，十分明显，为了换取暂时的和平，捷克斯洛伐克被野蛮地宰割了。一股感到松了一口气的巨大浪潮席卷英国。张伯伦知道，这至少暂时赢得了很大声誉。然而当下院就这一协定进行辩论时，张伯伦政策的反对者明显地比过去吵得更凶了，而且增添了新生力量。辞去内阁职务的达夫·库珀发表讲话，强烈谴责张伯伦。但是更经常、更强有力的演说来自丘吉尔，他对在伯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发生的事情作了出色的总结：
独裁者在手枪枪口威胁下勒索１英镑，如数给他后，又在枪口下索取２英镑。最后这位独裁者同意拿１英镑１７先令６便士，剩下的尾数留作保证将来采取善意的酬谢。
他以严肃的警告得出结论说：
不要以为这就是结局。这仅仅是算账的开始，仅仅是呷第一杯酒，第一次尝到苦酒的滋味；除非我们竭尽全力重振士气和军威，再度崛起，一如往昔地坚持我们为自由而战的立场，否则我们将年复一年地尝此苦酒。
辩论结束后出现的分裂，让人们看到了一种比以前更令人信服的证明，即在支持张伯伦的圈子里，反对的声浪终于开始变得强大起来。按照事先的计划，批评者们不参加投票，而是在议院席位上安坐不动。这伙人虽然为数不多，但却声名卓著，除丘吉尔外，还有３位前内阁大臣，艾登、艾默里和达夫·库珀，以及其他２０多人。正如属于这伙人中的哈罗德·尼科尔森在日记中记述道，“要紧的不是我们的人数多少，而是我们的声望……议会懂得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所了解的真实情况远比他们的多。”
在国内，慕尼黑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在一段时间里存在着尖锐的意见分歧。支持慕尼黑的保守党人在听到保守党同僚对他们的领导人进行攻击时十分气愤，想法采取反击措施。丘吉尔又一次在所在选区内遇到了骚乱，就像他在关于印度宪政问题的后期阶段所遇到的一样。他不得不威胁说，如果不停止这种做法，就辞去他的议席，去进行补缺选举。他的支持者勉强占了点上风，西埃塞克斯保守党协会中央理事会举行秘密会议，通过了一次折衷性决议，该决议一方面表示感谢张伯伦对和平作出的努力，但另一方面，又对政府未能将国家防务搞得像丘吉尔过去所要求的那样强大而表示遗憾。希特勒本人试图把丘吉尔、艾登和达夫·库珀斥之为“战争煽动者”，以此手法来扩大英国公众舆论的裂痕；但他的纳粹党喉舌《进攻报》，为了中伤甚至不惜无端夸大说，丘吉尔、艾登和艾德礼参与了谋杀德国驻巴黎使馆一名官员。其实这位外交官是被一名犹太青年枪杀的。
在１９３８年至１９３９年的冬天，局势逐渐陷于这种状况，即希特勒并不像张伯伦所希望的那样被有效地“绥靖”了，他仍与以前一样具有极大危险性，甚至还要更糟。张伯伦政府本身的行动就强烈地表明了这一结论：需要进一步采取加速重整军备的步骤，以便改善反空袭的准备工作，在９月份紧张的日子里，英国的空防就显得明显的不足。大多数人仍认为，张伯伦在避开１９３８年９月的战争灾祸上是正确的。我们从秋冬两季最早进行的民意测验的结果中可以看出，张伯伦仍获得多数人的支持。政府在秋季的补缺选举中干得相当不错，但在布里奇沃特却是例外，新闻工作者弗农·巴特利特以无党派进步人士的身份获得了这里的选举胜利；１２月，曾经代表金罗斯和西珀思郡担任议员的女公爵阿索尔辞去了她的议席，并以一名独立派人士的身份起来反对一名正式的保守党候选人，结果她被击败了，虽然她是勉强被击败的。丘吉尔给她发去电报表示支持，还几乎每天给她打电话给予鼓励，顺便打听消息。这时，丘吉尔迫不得已中断了他为《夜旗》定期撰写有关政治问题的文章的合同，很明显，这是因为比弗布鲁克感到，丘吉尔坚持战争危险的主张，对报刊的销售不利。
对丘吉尔最严重的压力来自他所在选区的保守党营垒内部重新对他持反对态度。在奇克韦尔保守党分部领导人进行年度选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