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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询，他无法让联合选举委员会感到满意，从而肯定这是一项切实可行的计划。另外，人们对他在１９２１年至１９２２年任殖民地事务大臣时有关印度自治领地位的言论提出了质问，他很难解释清楚他并未真正改变了自己的观点。当时他把“自治领地位”解释为并不意味着朝着宪政改革方向前进，而是要在帝国范围内加强控制。《泰晤士报》对有关他的证词的评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它听起来使人感到滑稽、有趣，用各种熟悉和丰富多采的漂亮形容词加以修饰，但这有点儿太不负责任了……它并未提供建设性讨论的基础。”
当然，丘吉尔对印度民族主义的发展前景的看法虽有偏见，但也有正确的一面。他极其清醒地预见到，一旦英国政府撤走后，次大陆的各个教派之间将有发生冲突的危险，这种危险在１９４７年发生对立数源的大屠杀后达到了高峰，从而导致两国之间的战争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孟加拉国所处的可怕国境。但是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面对着代表着政治上活跃的中产阶级绝大多数的国大党的日益壮大，英国政府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实行镇压；要么进行妥协。人们很难相信，实行镇压能成为一项令人满意的长远政策，它只能在几个月或几年内获得成功。
要对丘吉尔关于印度宪政改革进行的长期抵制的效果作出估价是困难的。无疑，这使新宪法的颁布推迟了几个月的时间，强化了反对多数人统治的保护措施，结果增加了国大党的敌对情绪，同时也促进了各地王公对到联邦政府任职是否明智产生疑虑。这一切都使１９３９年战争爆发前成立一个经选举产生的中央政府变得愈加困难。然而，我们可以公开提出这样的问题，即霍尔和欧文设想的这种立宪制度到底是否行得通。在他们两人的回忆录中都说到，他们认为这种制度能够维护一个统一的印度，他们责怪丘吉尔使这一机会白白失去。后来，巴特勒勋爵对这一制度是否会使穆斯林感到满意这一点抱怀疑态度，这些怀疑，大体上为近来的学术研究所确认。
对丘吉尔本人及对自己国家的历史而言，这些后果或许是可以觉察得出的。毫无疑问，这些后果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对欧文的“绥靖”使用这个词的是伯肯赫德，不是丘吉尔本人政策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出的悲观预言，从长远看是正确的，但在短期内又似乎是过分夸张了，结果使他提出的与此相类似的悲观警告大大降低了份量，这一警告表明，姑息希特勒日益增长的力量是危险的，就好像一个人经常大喊大叫“狼来了！”结果使别人不再相信他这种叫喊了。就鲍德温来说，自１９３５年５月拉姆齐·麦克唐纳退职后，他接替了麦克唐纳任首相，鲍德温下决心不再冒风险使这样一个难于对付的人成为自己的同僚。此时丘吉尔已经６０岁，看来，他的官场生涯似乎一去不复返了。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2节 通向战争之路（1）
尽管对印政策是丘吉尔在１９３１年这一届议会任期中政治活动的主要议题，但随着希特勒的崛起而使欧洲形势发生了变化，对外事务和重整军备问题亦成为他日益关注的事情。１９３０年，他表示支持“欧洲国家联盟”的主张，这一主张是一位匈牙利贵族库特胡夫·卡勒吉伯爵提出的，但他认为，英国应从外部世界考虑支持这一主张，因为它自己的命运与大英帝国和英语世界是联系在一起的。１９３１年末，丘吉尔对至少“在若干年内”欧洲不会爆发战争的前景仍然深信不疑。但到了１９３２年，德国“战争意识”的重新抬头使他感到惴惴不安。这年夏天，在他凭吊马尔巴罗早年打过仗的古战场时，访问了巴伐利亚，留下了令人不愉快的印象，一群群情绪高昂的条顿青年，在德国街道上列队游行示威，他们的眼睛里闪烁着渴望着为自己祖国牺牲的光芒。
鉴于这种危险，他认为拉姆齐·麦克唐纳把追求达成一项新的裁军协定作为政策上的一项主要目标，是一件迷惑人心的伎俩。他认为，消除那些真正的领土纠纷，例如德国对于波兰走廊，或匈牙利对于特兰西瓦尼亚的领土争端，要比出于私利而鼓吹裁军好得多，他说：“这就是我总的原则，消除战败国所怀有的那些合理的不满因素，应该比战胜国实行裁军要优先。”
１９３３年１月底，当希特勒上台后，如同对共产主义的敌视一样，丘吉尔是首先声讨这个新政权的罪恶性质的人之一：
我们以吃惊和忧伤的心情看到：残忍的暴力和好战的狂热甚嚣尘上，对少数民族进行残酷无情的虐待，仅以种族为借口而拒绝对文明社会为数众多的个人提供正常的保护。
在这种形势下，丘吉尔认为，欧洲其他各国人民可能对此会感到惊慌，但更加令人宽慰的是，至少在当时，德国在军事上与其它邻国相比要弱，特别是法国：“有许多人对他们自己说，正如我几年前说过的一样：‘感谢上帝，为我们准备了一支法国军队’。”
丘吉尔后来回忆说，在他作出这一评论时，他的下院同僚们在脸上露出了“痛苦和反感”的表情。关于可能会与德国发生一场新战争的危险，这一还相当模糊的事实，这时还未在英国得到公认。１９３３年，通过全面裁军而带来和平的希望还非常强烈，彻头彻尾的和平主义者的人数还明显有所增加。连丘吉尔也可能错误地认为，这一信条会激励牛津大学的大部分学生，而这些学生支持学生俱乐部的一项著名决议，该决议声称“该团体决不为国王和国家而战”。他的儿子小伦道夫回到牛津大学后把事情弄得更糟糕。小伦道夫两年前就离开这所学校，他仅在这所学校过了１８个月的正式学生生活。这时小伦道夫提出，应该将这项令人愤慨的决议从该团体的卷宗中剔除出去，他的提议为绝大多数人所击败。然而过了１８个月，一项支持国际联盟“全面的军备措施”的决议却以巨大的多数获得通过。这是与丘吉尔的想法更加相符的。而在投票支持原先那项决议的人中，也有人在毫无异议的情况下支持该项决议。
集体安全而不是和平主义，这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初期左翼的口号，也是工党和自由党正式采取的政策。但麻烦的是，两党领导人都相信，英国在集体安全体系下可以充分履行其义务，而不必为在军备上花更多的钱。他们似乎没有意识到，由于英国在世界范围内负有义务，因而在抗击侵略者时，落在英国身上的担子将会多么沉重。１９３３年，看来对国际联盟有关当局的严峻考验是，当中国吁请国际联盟援助它抵抗日本侵占它的北方各省时，国际联盟是否能做些事情来帮助中国。丘吉尔并不认为，在这一形势下，英国政府应该迫使国际联盟采取行动，因为美国和俄国都不是国际联盟会员国，而没有这两个国家的支持，要想制止日本是毫无希望的。不管怎样，他完全不相信，中国农民在日本统治下的境遇，会比在军阀混战和共产主义造反者的摆布下更不好。他读过赛珍珠写的《大地》这本小说中有关中国农民生活的描写，简而言之，他的看法是：
全世界都在关注的是，法律和秩序将在北部中国建立起来……但我并不认为，对国际联盟寄于过高的期望会有什么好处。我对国际联盟怀有极大的敬意，并认为它在欧洲是一个极有价值的工具。
按照丘吉尔的观点，即使对欧洲而言，国际联盟可能发挥的作用也不是那么确定无疑的。他设想，英国并不会超越它在洛迦诺公约所承担的现有义务之外，再对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作出什么贡献。在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告诉伦敦的听众说，“我们的职责，我们的才智，是尽可能使我们的国家避开正在欧洲大陆风起云涌的激烈冲突。”他认为，如果英国鼓励德国的邻国进行裁军，那英国就不能达到上述目的。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他敦促英国本身应当强大起来：国家防务上的一些缺陷要加以补救，特别是政府应该接受“这样一条原则，即至少要建立一支与能对我们发动进攻的任何大国一样强大的空军”。
在前些年里，丘吉尔知道皇家空军要比法国空军弱一些，实际上，当时的英国空军在世界上仅占第５位，但丘吉尔对此并不感到特别担忧。但现在很明显，德国公然蔑视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而在重整军备，他感到有必要立即行动起来，以确保皇家空军与希特勒建立的空军一样强大。他认为，１９３４年空军预算中规定增加经费１３万英镑有点太可笑了。他并不隐讳他之所以如此关心的原因：“我担心有这么一天，那时威胁大英帝国心脏的手段将出自德国现在的统治者之手。”他向鲍德温发出了一项特别呼吁，促使他认识到，应尽快保持英国空军力量的均势地位：“他是今晚把守大门的卫队长。”鲍德温虽然不是首相，但作为保守党领袖，该党始终声称自己对维护国家的军事力量特别关心，他不能玩忽职守。在辩论中他答复说，他下决心要使英国空军力量“在我们的海岸线受到袭击的距离内，决不次于任何国家”。
７月，政府宣布，要用５年时间来加速扩充皇家空军力量，但这并不使丘吉尔感到满意，他主张英国要跟上德国重整军备的势头。１１月，他同另外几位资格较老的保守党后座议员一起，其中包括利奥波德·艾默里和罗伯特·霍尔爵士，提出了一项修正案，要求在议会答辞中写明“我们的国防力量，特别是我们的空防力量不够充分”这样的话。他在演说中的要点，在此之前都曾向鲍德温指出过，他谈到了空军攻击城市的危险性，特别是用燃烧弹时就更加危险。他敦促要立即研究办法，去设计适当的防御手段。他断言，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