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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大选斗争开始了。丘吉尔同他的派别表示支持联合国民政府，但他失望地发现，在他自己的选区里，仍遇到了一名工党候选人和一名塞缪尔派自由党候选人的敌对。幸好这年夏天所发生的事件，至少将比弗布鲁克—罗瑟米尔无党派人士的竞争因素排除了。自由党人Ａ．Ｓ．科敏斯·卡尔是一位有名的土地法律师，也是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以自由贸易者、印度政策问题上的稳健派人士，以及丘吉尔在１９２５年恢复金本位主张的反对者身份出场来拉取选票。但普遍的舆论站在丘吉尔一边，因而合计起来没有丢掉多少选票。他现在完全放弃了自己从前的自由贸易主张，并告诉选民说，他“永远抛弃”至今还在影响政府的“财政上的科布登主义”。另外，还有一位工党候选人，名叫詹姆士·兰杰，是某公司的秘书，政治上的一名新手，因而根本没有获胜的机会。丘吉尔的票数居于多数，而且有大幅度增加，等于１９２４年的两倍。投票结果是：
丘吉尔保守党 ３５９５６票 当选
科敏斯·卡尔自由党 １５６７０票
兰杰工党 ４７１３票
全国各地都发生了相类似的变化，但由于有许多候选人退出竞选，因而难以比较。工党方面减少很多，只剩下可怜的４６席。联合国民政府名义上的支持者总数不少于５５４人，但其中４４７人是保守党人。很显然，与丘吉尔的预料恰好相反，鲍德温既以新政府的主人身份出现，又成了他自己所在党内对手的主人。
丘吉尔很自然对这届联合国民政府怀有复杂的感情。他对国内出现的热情高涨的浪潮留有深刻印象，这股浪潮也影响了下院的许多候选人，他们参加了原来由工党控制的选区的选举；但丘吉尔对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不怎么看得起，他在那年年初就把麦克唐纳称作“没有骨气的奇才”。他抱怨说，麦克唐纳在大选期间攻击了他，而在新政府中担任内阁职务的赫伯特·塞缪尔实际上也给丘吉尔的自由党对手送去了支持的信息。因而，丘吉尔感到，在辩论中可以不客气地说话，他对这届政府充其量不过是采取一种“区别对待的宽厚态度”罢了。他强调，迫切需要实行关税改革，并提醒鲍德温，他们俩人在１９２４年至１９２９年的政府中共事时，鲍德温总是使他留有“憎恶联合”的印象。他告诫保守党领袖，劳合·乔治联合政府在１９２２年发生的事情，也可能在新的和平时期，并且保守党在下院居于多数的一届联合政府中发生。
第二部 胜利与背弃第1节 在野：卷进印度事务（3）
但到这个时候，国民政府在获得选举胜利之后，已相当稳固了。１２月，丘吉尔动身去美国旅行讲演，这次旅行自秋天以来一直拖延下来。不幸的是，他在纽约被出租汽车撞倒，结果多处受伤，不得不将讲演推迟。直到３月中旬他才回到英国。此后，他又很快专注于新闻撰稿工作和马尔巴罗生平的研究。那时，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恰特韦尔度过的。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在他想要发表意见时，才出席下院会议，而且也没有任何培养新议员的企图。１９３２年５月，有一次他在傍晚走进下院，恰逢就财政法案举行委员会会议，发现他感兴趣的啤酒税问题未经讨论就已通过，这时他站起身来“报告到当时为止的进展情况”，从而拉回了这个话题。反对党领袖乔治·兰斯伯里随后就对他的这种无礼举动进行了猛烈的谴责：“他霸占了这个议院的一个席位，似乎就有权走进来、发表演说、出去和离开议会，好像都是天经地义，俨然是万能的上帝在说话……除了他自己之外，他从来不听任何人的发言。”兰斯伯里对丘吉尔开炮不仅在工党议员中，而且在政府要员中收到良好效果，似乎下院非常愿意听到丘吉尔受到这种谴责。但他出席下院会议的方式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到了秋季，他又缺席了好几个星期，因为他在参观马尔巴罗当年在巴伐利亚的战场时，染上了副伤寒症。
１９３３年３月，由于在一份白皮书中公布了政府的建议，印度宪政改革问题重新又突出起来。白皮书提出了通过选举成立印度联邦政府的计划，但要在印度各邦中，有半数以上人口众多的邦政府答应予以支持才行。上院和下院的一个联合选举委员会在法案起草前对各项提议进行了审查并提出了报告。丘吉尔自然也参加了下院就白皮书问题举行的辩论，虽然像往常一样，他对演说稿进行了精心准备，但当他在演说中指责英国各级官员的提升是以对政府政策是否同情为依据而不是以功劳大小为基础时，有人提出了质问，但他拿不出证据，从而使演说大为逊色。国务大臣塞缪尔·霍尔爵士写信告诉总督威林登勋爵说，这是“一次最令人吃惊的失败”。这大概是丘吉尔在策略上的错误，因为他参与了追随其他几位主要反对者，诸如劳合·乔治和亨利·佩奇·克劳福特爵士等人，一致拒绝为联合选举委员会效劳，他们的借口是，该委员会过于偏袒政府。下院提出一项动议，要求从联合选举委员会的３２名委员中去掉６位内阁成员，但以２０９票对１１８票否决。自１９３１年选举以来，在反对政府的投票记录中，这是票数最多的一次，它表明印度问题的反对者正在增强力量。
现在形势变得很明朗，当联合选举委员会开会时，反对者尽最大努力动员国内舆论，特别是动员保守党的院外组织。有两家报纸站在丘吉尔一边，一家是《每日邮报》，另一家是《晨邮报》，丘吉尔完全有能力发动一场与父亲伦道夫勋爵曾发动过的相类似的运动，以迫使党的领导层作出让步。２月，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会议上，反对者显示出令人刮目相看的力量，仅以１８９票对１６５票遭到否决。霍尔的副手Ｒ．Ａ．巴特勒随即被委派去组织一个压力集团，作为印度帝国协会相对立的组织起作用。５月，英印联盟成立，与印度帝国协会一样，英印联盟的领导成员中，有许多人是前任官员和其他一些原来侨居印度的英国官员，这些人也在白皮书问题上开展了宣传活动。丘吉尔和他的朋友们作出响应，从他们自己的事业考虑，也成立了相应的组织，名曰印度保卫同盟，该同盟实际上是保守党下院反对派议员组织的印度保卫委员会的进一步发展。印度帝国协会还继续存在，其成员中有些是曾在印度行政部门和印度军队中原来著名的人士，但加入该协会的人不超过２０００人。印度保卫同盟则以发展保守党普通成员为目标，如樱草联盟，就搜罗了相当广泛的成员，他们戴着它的会徽，作为团结一致的象征。
５月，反对派组织又取得了两项附带的成功，这两项成功都得到了丘吉尔家庭成员的帮助，他的儿子小伦道夫帮助在青年帝国协会的会议上，为争取反对白皮书而赢得了投票胜利；克莱门蒂娜在全国联盟中央妇女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发言，也表示不赞成白皮书。还有一项不大重要的成功是，１９３３年６月，反对者在全国联盟中央理事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所作出的努力，在这次会议上，劳埃德勋爵提出一项决议案，“应当以极慎重的态度审查向目前的印度中央政府移交权力的提议和把司法与警察系统的控制权归之于对由选举产生的非议会负责的部长手里的提议”。鲍德温出席了这次会议，目的在于击退对政府进行的攻击，他发表了有力的演说来回敬丘吉尔。一项赞成白皮书政策的修正案以８３８票对３５６票获得通过。各项程序都在良好气氛中进行，丘吉尔本人呼吁要相互尊重，指出“在这件事情已经过去和获得解决后……我们将再次站在同一条战线上”。
但反对者阵营并没有理由认为他们失利，因为以丘吉尔为副主席的印度保卫同盟已得到５７名下院议员的拥护。可是在１０月初于伯明翰举行的全国联盟年会上，反对派又以非常相似的票数，即７３７票对３４４票被击败。
很明显，如果在印度建立起中央政府，在白厅对印度的财政政策方面，兰开夏的棉布贸易最终将失去左右作用。丘吉尔知道，兰开夏的选民一个时期以来对这种影响作用给予相当的重视。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对印度财政政策的控制能力已束手无策。印度政府对从英国进口的棉布在财政税的幌子下强行征收进口税。印度国大党也发起抵制英货运动，这场运动加上征税以及经济不景气所产生的后果，使英国棉布对印度的出口自１９３０年的７７８００万平方码，下降到１９３１年的３８９００万平方码和１９３２年的５９９００万平方码。丘吉尔过去常常激励兰开夏人，要他们起来保护自己在贸易方面的利益。但在１９３３年５月，他在曼彻斯特的自由贸易大厅向一大批听众发表演说时，却已不像昔日在他的自由贸易运动中那样，能够激起巨大的热情。曼彻斯特商会，本来可以用印度财政自治权威胁着兰开夏的贸易为理由，带头攻击新的印度立法，却未这样做，而是宁可向印度派出代表团，探索同印度制造厂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
丘吉尔发现，曼彻斯特商会实际上已准备好以损害兰开夏的贸易利益为理由，向联合选举委员会提出反对宪政改革的证据，但是在其领导人出席了德比勋爵邀请的一次宴会之后，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