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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了下来。
除了这些涉及南非前途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丘吉尔也常常与上司发生磨擦。额尔金不得不听取他这位部下就这一或那一政策问题、或需要批准的某一特殊情况发表的高谈阔论。殖民地事务部一位官员写道，对丘吉尔说来，发生下述情况也是司空见惯的：
同额尔金勋爵呆在一起２０分钟，或半个小时，他在房间里一边来回踱步，一边滔滔不绝地倾吐自己的看法，额尔金勋爵则几乎一言不发。直到最后，等丘吉尔说完，他才转过身来说，‘我不同意你的意见，我也不会那样做。’然而，不管你再说什么也别想使他改变主意。
保守党一名前座议员奥斯汀·张伯伦并不是丘吉尔的朋友，却也被下面这件事弄得发笑：一次，丘吉尔为额尔金写了一个篇幅很长的备忘录，末尾写有“这是我的看法”的字样，额尔金看过后，仅仅附上一句话：“但不是我的看法。”在这两个人之间发生的这些问题，或许更多地是因为个人的地位和经历不同而引起的，并非由于一般政治态度各异所致。丘吉尔知道，他不得不代表政府来回答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的问题。这些人对各种原则问题异常敏感，而且对各个殖民地总督普遍持有对立情绪，往往把他们视为守旧的达官贵人。额尔金作为一名前任总督，考虑问题也较多地从担任过边远地区统治职务的观点出发的。
为了说明所发生的冲突，我们可以举出一个很好的例子，即锡兰一个铁路职员案件。一个名叫塞拉辛格的铁路职员，由于据说有诬告一位车站站长嫌疑而被解雇。丘吉尔认为，这块殖民地的总督亨利·布莱克爵士在尚未发现这个人犯有此种指控罪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就下令解雇是极其错误的。但是，他不能说服额尔金勋爵也同意他的看法。丘吉尔认为，只要有任何一位下院议员抓住此事，并且在下院提出来，那首当其冲面对批评的这个人就是他，而不是额尔金。他指出：
如果Ｓ先生决定给任何一位自由党或保守党议员写信，反映他因警察局缉查部门罗织的、而为高等法院宣判为无罪的所谓诈骗行为而遭到解雇这些严厉的批评也传到了我的耳朵里，那我就要极其严肃地指出，自由党特别关心的应该是，个人权利要得到公正与合法的对待，不应考虑什么殖民地总督非常渺小的妄自尊大心理。
额尔金勋爵面对这种抗辩依然执拗不化，丘吉尔给他写信，还进一步抱怨说，他的意见在毫无适当理由的情况下“遭到否决”。额尔金对此作出的回答是十分有节制的，他又重弹以前提出的一项要求，即他们之间的分歧不允许“在部内传阅的文件上反映出来”，就这一案件的实质而言，他说：
我曾经也是处于那种负责地位的人，这一事实也许使我的看法受到影响，然而我不明白，对于这一级别的雇员为什么只有高等法院才能定罪与否……在这个案件中，说殖民地总督非常渺小的妄自尊大的心理，我不认为是适当的。毫无疑问，在这些人中妄自尊大心理是存在的，但这种心理在其他人中、甚至在下院议员中也是存在的。
这只是许多事件中的一个例子。在这些事件中，尽管这位大臣急于要同他的身为议员的次官保持良好的关系，但仍然坚持自己的主见，绝不因受到要挟而作决断，因为他的性格和经验告诉他，这样作出的决断是不正确的。然而，这两个人的关系从未达到破裂的地步，额尔金总是很有耐心，丘吉尔也从不有意表示对他不忠。他们俩人平时总是表现得相互彬彬有礼，看来丘吉尔在他们进行合作的第一年年终写给额尔金的信中所表现的热情是诚挚的：
没有一个人能像我这样感到非常幸运，在第一次参加一届政府之际，就遇到一位对人信任、宽大为怀的上司；在处理政务的过程中，我从你的教诲和楷模中学习到很多东西，而如果我在别的地方，或许我的一生依然茫无所知。
可是，不仅额尔金感到与丘吉尔在工作中关系有些紧张，很快他也明显不受手底下供职的一些文官的欢迎。他们讨厌他的习惯，即在回答议会提出的问题时，总是改动他们为其精心起草的措词，他们发现，像丘吉尔这样一位年纪轻轻的人却相当专横。但是，过错并非都在丘吉尔一边。试想，这位曾经从事过报界工作的老练记者，如果允许普通的文职人员来决定他公开发表的言论该用什么调子，就正好证明他的软弱、懒散和政治上的迟钝。至少从这方面来说，把这位年轻而雄心勃勃的殖民地事务部次官清除出坎贝尔—班纳曼政府就不是没有可能的。
这一时期，殖民地事务部仍然负责协调帝国同它的属地、自治领的关系问题。１９０７年四五月，在伦敦举行了一次讨论殖民地问题的会议，各自治领政府总理出席了这次会议。为了使各自治领的自尊心得到满足，额尔金在会上宣布，他建议在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一个单独的机构，负责处理各自治领同不列颠的关系问题。从此以后，这种会议就更名为帝国会议，而殖民地事务部内设立的这一机构就称之为自治领事务局。
第一部 雄心第5节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2）
丘吉尔不是这次会议的正式成员，但他出席了大会举行的各次会议，或许是在他个人的要求下，还应邀就帝国特惠制的政治方面的问题发表了演说。他希望各自治领政府总理说明，谁是极其赞同关税改革的。他认为，即使英国政府最终同意参加帝国金融保护体制，英国国内的反对趋势仍将持续下去。丘吉尔认为，由于实行特惠制度的结果而导致的涨价，“就要刺激这个国家的穷苦百姓积聚起对殖民地和殖民事务的愠怒和怨恨。”这一看法似乎使气氛过度紧张，激怒了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弗雷德·迪金，他尖刻地回答说，这篇演说是“沉溺于狂热的想象”。出席这次会议的人不得不承认，在帝国特惠制问题上存在分歧。实际上，以前在１９０２年举行的会议上也是如此，那次会议是在约瑟夫·张伯伦宣布改变其主张以前召开的。
此次会议结束后，近期内殖民地政策上的主要问题似乎放到了一边。丘吉尔开始筹划去东非旅行，以便使他能亲自了解在以前３０年间英国取得的大片属地上的具体情况，并且为这些属地的发展所应采取的措施方面取得某些现场的感性知识。额尔金极力鼓励他进行这次旅行，这或许是希望，丘吉尔的外出会使生活平静一些。丘吉尔想在这次旅行中进行狩猎活动，猎取一些大动物。为了避免敌对性的批评，同意由他自己负担这次旅行的费用。为此丘吉尔连续给《滨海杂志》写了报道这次旅行的文章。他估算，这次旅行要支付４个人的费用，因为陪同他前往的不仅有埃迪·马什和一名男仆，还有他的表叔戈登·威尔逊中校。
人们很快就看出，丘吉尔不可能把这次旅行看作是任何意义上的“私人”旅行。在所访的每一个港口，从马耳他和塞浦路斯开始，他就立即深深地卷入公务之中。不久就着手准备长篇报告，提出他认为是对有关的殖民地福利事业所应采取的措施，并寄往白厅审阅。额尔金惊恐地发现，“这次纯属野外运动和私人旅行”随即变成了“官方出巡”。他为不断寄来的备忘录所困扰，并认为其中的大部分意见是“毫无可行的希望”。１９０７年１０月２８日，丘吉尔到达肯尼亚的蒙巴萨住了几天。在此期间，他对各种地方性问题进行了讨论，接见各种代表团，并为他到内地旅行作准备。他出席了在蒙巴萨俱乐部为他举行的一次宴会，宴会以名称不确切的冷盘开始，到琼森—希克斯油煎面包片和伯莱尼苹果冰淇淋结束。丘吉尔从这里出发乘火车前往内罗毕，途中临时停下来打猎，猎获了一头犀牛，这是一次令人激动而又很危险的经历。在内罗毕，他再次被游说者和请愿者所包围，正如他所说，“内罗毕的每个白人都是政治家，他们中的多数人又都是各政党的领导人”。
３天后，丘吉尔及随行人员从内罗毕出发，沿着通向乌干达的铁路线前往维多利亚·尼亚萨湖和乌干达保护领。在去维多利亚·尼亚萨湖的途中，他进行了猎野猪的活动，然后乘汽船横渡湖面，进入乌干达。他会见了乌干达王公，当地人称为喀巴喀，这是一个１１岁的孩子，正在按照英国方式接受教育。据乌干达总督赫斯基思·贝尔的说法，这位喀巴喀及其手下的酋长，举止庄重适度，但丘吉尔却“非常讨厌，整个会见过程他总是在照相机镜头前躲躲闪闪”。总督看到，他的这位宾客在晚间边洗澡边向埃迪·马什口授为《滨海杂志》撰稿的素材。显然，贝尔很欣赏丘吉尔，“他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但我不能不喜欢他……他看问题豁达开朗，并对这个令人注目的国家潜在的工业发展的巨大可能性作了充分的估价”。
此后，这次旅行进入了最艰难的阶段，亦就是徒步旅行的阶段。要穿过丛林进行勘测，以便探寻铁路延伸的线路，把维多利亚湖与艾尔伯特湖连接起来。勘测时还带了４００多名当地民工，他们一天只能前进１２或１４英里。丘吉尔在大部分时间里感到身上十分难受，因为他要天天戴一顶遮阳帽，并且“总是用它把整个头部都遮掩起来，模样活像一个圣诞老人”。他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他皮肤过敏，另外也是因为他相信一种流行的看法，热带阳光的直射对白人说来是很危险的事情。当走到可以骑自行车的地方，他就骑上自行车前进，这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一些劳累，而他的同伴和那一长串民工队伍则仍然徒步行走。每天晚上他们一伙可以在当地部族专为他们搭起来的临时窝棚里休息，当地人称这种临时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