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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成就。倒霉的巴尔弗不得不靠其他地方进行补缺选举的办法，使自己回到下院中来。实际上这个地方只能是伦敦城。
新选出的下院，自由党人占４０１席，工党占２９席，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占８３席，保守党占１５７席。保守党内主张自由贸易者遭到了惨重的失败。丘吉尔这些从前的盟友，直到巴尔弗辞职之时还站在支持内阁这一边。休·塞西尔勋爵败下阵来，丘吉尔给他写了一封慰问信，这封信饶有兴味，因为信中表明丘吉尔本人对在这次党派之争中所尽力取得的胜利仍然怀有复杂的感情：
托利党是软弱无力的，还记得甚至在１８３２年，他们就不得不移交给辉格党了。现在又败在激进主义者手中……而且还不仅仅如此。它在急速地向下坡路滑下去，使我们陷于新的困境。得啦这是一封充满胜利喜悦的奇特信件。哎呀往昔浮华，现今安在
他仍然感到，他还不能十分适应这样一种政党体制，即他是一个辉格党人，却又同激进党的主子为伍。在他３１岁时，政府中一项新的任命又摆在他的面前。正如他在给哈罗公学老校长的祝贺信所写的复信中所说，“我被任命的这项职务并不是一项重大的使命，但它有两种可能：要么使我通向危险，要么取得成功。”
第一部 雄心第5节 殖民地事务部次官（1）
１９０５年１２月，自由党政府就职。新任的殖民地事务部大臣额尔金勋爵，对于他同这位身为下院议员的次官之间关系的前景表示忧虑。“当我接受丘吉尔为我的副手时，”他后来写道，“我就知道我的工作不会是轻松的。”额尔金勋爵加入坎贝尔—班纳曼内阁时是５６岁，在此之前，他是印度总督，在履行这个高级职务时功勋卓著；但是，他腼腆胆怯，既缺乏演说才能，又完全不具备社交风度，因而严重损害了他的声望。丘吉尔的私人秘书埃迪·马什说他是“一个德行古朴、头脑简单的粗俗老乡绅”。现在，他在下院有了一个比他年轻２０多岁的代言人，这个人虽年轻，但已作为那个时代最有影响的演说家之一而名噪一时。他得在下院对付那些向殖民地事务部提出的大量尖锐的批评。在这样两个迥然不同的人之间，不产生磨擦是不可思议的。人们不难听到这样流传的看法，即丘吉尔在殖民地事务部正逐渐取代额尔金成为政策的制订者。
然而，就这位国务大臣的行政能力及其部下对他所具有的忠诚和礼貌待人的品格的印象而言，上述看法是不够公正的。额尔金放手让丘吉尔参加所有的政策讨论，但把最后决定权握在自己手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决心让他接触一切政务，但要对他有所控制。”幸亏他们在处理重大政策问题上意见是基本一致的，因为在本质上，这两个人都是具有辉格党传统的政治家。只是在清理南非战争遗留问题时，他们才不得不放弃大多数辉格党人希望维持的那种政策上的连续性，这是因为，米尔纳力图加快使南非英国化的政策加深了非辉格党化。新政府不得不声明，本届政府与前届政策不同，热切希望同战败的布尔人和解，给他们与英国血统的南非人一样的平等待遇；另外也要使后座议员和国内的支持者相信，政府正在采取一切措施结束在德兰士瓦雇佣中国劳工。这在刚刚结束的大选中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
摆在额尔金面前的首要问题，是接受他的保守党前任艾尔弗雷德·利特尔顿草拟的德兰士瓦新法案呢，还是改弦更张。额尔金不希望完全背离前任所做的工作，认为对利特尔顿法案建议设立代议制的，但并非具有全权的责任制政府，可以进行某种修改而使它适合自由党的要求。然而，１９０６年１月２日，丘吉尔到曼彻斯特进行竞选运动的前夕，他提出了一项措词强硬的备忘录。这个备忘录有助于使这位殖民地事务大臣认识到，在这个问题上还是同以前的政策彻底决裂为好。丘吉尔运用军事术语来打比方，对此进行争辩。在他一生中，打这类比喻时脑筋动得极快，他说：
我们已经放弃了一个有用的防御阵地，那就是皇家直辖的殖民地政府……利特尔顿先生的方案似乎既不能确保长治，也不能保证久安。放弃了山顶的防线，必须要转移到另一道防线上去，停留在山谷的半山腰则是致命的。下一个防御阵地是什么呢？我认为，现在还不可能拒绝在德兰士瓦建立一个由行政长官负责的代议制机构。
此外，丘吉尔赞成拥有充分民主的公民权。他说，在有权选举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实行“一人一票”和“一票一用”的原则，才能表明在这个国家里，对英国的基本群众给予了充分的权利。“民主原则并非经常有助于帝国政府，只是在这些原则得到珍视的时候才能如此。”
上面提到的丘吉尔这份备忘录，是他在政府长期供职中所写的第一个重要国务文件，阅读过这份文件的不仅有殖民地事务大臣，还有大法官洛尔伯恩勋爵。他们两人对丘吉尔赞成在德兰士瓦及早建立责任制政府的主张留有深刻的印象。在１９０６年２月８日举行的一次内阁会议上，决定撤消利特尔顿法案，另行立法。当时正在伦敦的布尔人领袖史末资将军，把这看作是对他的同胞作出的一种和解姿态，并错误地认为是他极力倡导的结果。然而，那一时期的文件资料表明，甚至连自由党领袖也对史末资存有戒心。
丘吉尔本人把同战败的敌手实行和解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尽管在私下里他极力强调，必需保卫与扩大英国在南非的势力，但他同时又认为，必需把布尔人争取到帝国事业这一边来，正如法国人在加拿大所做的那样。１９０６年４月，在下院发表演说时，他说：
在下院，有关南非政治问题的各个思想派别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分歧……我们认为，南非的英国当局必须用两条腿站立着，那些持反对立场的尊敬的先生们则操劳１０年，使它用一条腿站立着。我们知道，在这方面，如果要使英国在南非的统治持久稳定，则必须长期取得荷兰人的合作。
这种对待布尔人的态度似乎是大度而乐观的，然而这项政策在为非洲土著居民同白人殖民者发生对抗时提供保护的问题上，没有留有什么余地。按照１９０２年战争结束时签订的韦雷尼京条约的条款，实际上已经把非洲人的权利一笔勾销，该条约的第七条规定，“土著居民拥有公民权这一问题将在实行自治以后再予以确定。”
１９０６年７月３１日，公布了自由党政府提出的德兰士瓦法案条文。丘吉尔在下院就其细节作了说明，演说结束时，他有力的呼吁保守党给予支持：“我们只能使它成为一党的礼物，而你们则能使它成为英国的礼物。”保守党领导人对这一呼吁没有作出反应，但自由党各界人士却拥护这一提案，并在秋季顺利地进行了为这一法案起草新的特许证书的工作。１２月，两院进行辩论，丘吉尔就这一问题再次发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演说。在结束语中，他表现出惊人的概括能力：
各小国的百姓将获得更多的喘息机会，各大帝国将以我们为榜样，深受鼓舞，进入一个阳光更加和煦和更为宽宏大量的年代。
在此期间，华工问题成为棘手的难题，因为尽管坎贝尔—班纳曼于１９０５年１２月宣布，内阁决定“立即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停止”输入劳工，但人们发现，英国政府无权吊销业已颁发的许可证。额尔金和丘吉尔感到，自己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地步，因为一方面自由党后座议员正在施加压力，力促尽早从南非遣返全部中国劳工；而另一方面，德兰士瓦矿业主则争辩说，没有华工就不可能迅速恢复兰德矿区的繁荣局面。早在１９０２年２月，丘吉尔曾告诉下院，不能把华工的状况说成是像“奴隶一样”，如他所说，“这样说有某种扯谎之嫌”。他这种用词招致了来自保守党人大量的尖刻批评，而正是这些保守党人在这次竞选运动期间也受到了“华工奴隶制”的谴责。但这种谴责却出自自由党候选人之口，尽管实际上丘吉尔本人并没有这样说。
与此相应的是，在３月，米尔纳曾允许以鞭打惩处华工的违法行径被揭发出来。这就促使大批自由党后座议员提出谴责米尔纳的动议，当时他已退职不干了。就自由党领袖而言，把反对这项动议的困难任务交给丘吉尔是犯了一个错误。很显然，这本应是由一名年纪较大、有丰富经验的大臣去干的事情，或者由首相本人去干。丘吉尔像通常一样，预先对演说作了精心准备，在他私人秘书面前进行背诵演习，直到秘书满意时为止。然而，这却是一次失败的演说，在保守党人中激起了巨大的愤怒。马什说，“这是一次态度上而非感觉上的错误……他仿佛是在奚落一位信誉扫地的政治家”。从这篇演说的效果看，至少达到了它的主要目的，即团结大多数自由党人支持政府否认这项动议。但是英王认为丘吉尔的措词“激烈而令人生厌”，在写给丘吉尔一位远房亲戚伦敦德里夫人的信中说道，“你这个亲戚的行为简直使人反感之极”。
此后，华工问题又困扰了额尔金和丘吉尔达数月之久。一项自愿遣返计划提了出来，但这一计划未能得到极其有效的宣传，因而只有少数华工按此办理回国。只是在１９０７年德兰士瓦法令开始实施后，整个问题才得以解决。出人所料，布尔人在新的德兰士瓦政府中占据了优势，政府决定不再重新颁布劳工法令，因此，华工合同一旦期满，即行遣送回国。一个令人不可思议地使英国选民激动不已的问题就这样最终平息了下来。
除了这些涉及南非前途的重要而敏感的问题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丘吉尔也常常与上司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