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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眷，而且要居住在隔离区内。丘吉尔与自由党人一起反对这项提案，认为这种做法不仅是不人道的，而且还会在南非现有居民中引起强烈的敌对情绪，就是在英国也会使工人深感失望，因为他们怀着一种希望，认为南非战争会扩大他们从国内向外迁徙的机会。
第一部 雄心第4节 国会议员（4）
丘吉尔接受自由党的观点，认为在对外事务和帝国事务中花钱太多，耗费的精力也太大。他呼吁紧缩陆军与海军的经费，认为这会“给英国的对外政策和殖民地政策产生相应的制约作用，而这种抑制因素完全符合国内工人的利益，也完全符合和平的利益”。在这时，他对政治的态度，似乎还没有显示出尚武精神影响的痕迹。当他的老朋友《曼彻斯特卫报》的ＪＢ阿金斯请他参加为英国青年建立体育锻炼制度这一专题讨论时，他的文章重新提起朗特里的《贫困》一书中的主要论点，强烈主张“给营养不良的儿童供应食品”。他认为，如果能将这方面的工作同参加体育运动的各种机会结合起来，就能够产生健康的体魄。
在工会权利问题上，丘吉尔那时也接受了自由党的立场。有时候，他受奥德姆工会理事会书记，后来成为工党领袖的ＪＲ克莱尼斯的敦促，出面支持工会提出的立法请求，把工会恢复到１９０１年著名的塔夫·维尔案件之前的法律地位。但有时候丘吉尔又对此表示反对，认为商务团体不受法律的约束与保护是极不明智的。然而克莱尼斯却极其执拗，他接连不断地写信给丘吉尔，审慎地回答他所运用的每一个论据；１９０３年，丘吉尔成为投票赞成工党下院议员戴维·沙克尔顿提出的要求实施新法案的１９名政府支持者之一。
１９０４年，当这一问题再次被提出来的时候，丘吉尔在演说中对这一提案给予实际支持。在法院已经作出不利的裁决情况下，他争辩说：
工会基金是多年来一个先令、一个先令地积攒起来的，并且同用于友善且目标远大的钱财不可避免地混在一起，很有可能被一扫而光。这种情况在工业区兰开夏到处都引起深深的忧虑……我想还不能说，工会在当前英国政治生活中起着越来越好的作用。
丘吉尔习惯于背诵演说词，但是在辩论这个复杂和或许不合他兴趣的问题时，有一次他竟忘记了演说词。他未能发表完演说，就不得不在慌乱中回到座位上去。他的一些朋友惟恐他会重蹈父亲的复辙，为此而十分担心。但他能找到最好的补救办法，一种简单的应急办法，即把想要说的内容提要写在手上，以防中途遗忘。从此之后，他总是细心地这样做。
丘吉尔改变对工会问题的观点可能会使他在奥德姆赢得一些选票，但在曼彻斯特西北选区却未起多大作用，这里的选民中产阶级居多数。但在另外的问题上，他又能在这一预选区的部分人中获得好评。曼彻斯特的犹太人组织急于开展各种活动，以避免像沙俄对犹太教徒那样的大屠杀。该组织领导人向丘吉尔探询他是否会反对英国政府提出的限制外国移民法案。就整个英国而论，迁居英国的移民数量并未达到很高的水准，但有许多移民已经拥入伦敦东区，在那里构成了一个稳固的社团。在１８９５年和１９００年的选举中，伦敦东区各选区的保守党下院议员发现，任何禁止进一步移民的提案均能得到选民的欢迎。很显然，为此目前而提出的提案一旦通过，就会在伦敦东区、或许还在其他地区加强保守党候选人的地位。但丘吉尔却迅速作出反应，对这项提案持反对态度，一则由于他感到在限制外侨移民与关税改革之间存在某种联系；二则由于他父亲的老朋友罗思柴尔德勋爵采取了与他同样的立场，指出这类提案涉及到要在英国建立“一套令人厌恶的警方干预和侦缉系统，以及实施护照和专权制度”。
丘吉尔在给曼彻斯特的犹太人领袖内森·拉斯基写信时说道，他将强烈反对这项没有任何可资证明为必要的措施，“这种措施玷污了英国长期以来享有盛誉的自由与好客的古老传统。”丘吉尔是这类议案众多的批评者之一，他们的反对意见产生了效力，迫使政府不得不对这一问题的立法工作推迟到１９０５年。在曼彻斯特的犹太人选民中，有许多人住在丘吉尔选区内的奇塞姆，在大选中可以指望他们持合作态度。
由于丘吉尔的态度越来越敌视保守党，因此他开始对原来党的领导人进行更加猛烈的攻击。他的武器更多地不是他父亲所使用的嘲笑的利剑，确切地说是猛烈抨击的大棒，而且只是在他惯常进行精心准备之后才使用的大棒。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他的这种作风。１９０５年７月，他在下院发表了一次演说，这次演说是政府在突然举行的表决中被击败，首相巴尔弗却拒绝辞职的情况下发表的。丘吉尔说，在其他一些事情上，他“对首相的聪明才智十分敬佩，其品格像内政大臣一样崇高”。但是他抨击说，巴尔弗继续任职“是对议会传统的藐视，将使英王的荣誉蒙受耻辱”。巴尔弗回敬得也相当恰当：“一般说来，我不希望把这种有预谋和粗暴的谩骂作风带到议会大厅中来；倘若事先经过谋划，那应当更文雅一些；倘若是非常粗鲁，则无疑明显暴露出内心的真实情感。”丘吉尔一位新结识的自由党同僚埃利班克长老甚至也觉得非给他写信不可，敦促他收敛对保守党领袖的责骂行为。
丘吉尔已经发现，忠于保守党的人对他演说的调子忿恨不满。当他在１９０４年申请作为马球队一员加入赫林汉姆俱乐部时，他蒙受了前所未有的挡驾的侮辱；还有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情是，在坎贝尼—班纳曼于１９０４年末访问曼彻斯特时，发现这里的自由党领导人怀疑这位改变了保守党信念的年轻人，是否属于是“为了拉拢温和的非党派选民的那种人”，而这类选民已准备支持这一选区在任的保守党下院议员。事情好像是，丘吉尔对政府拒绝辞职所表现的不耐烦使他平时保持的良好情绪受到了暂时的干扰。他似乎感到，他的人生因选择的事业未能取得积极的成就而已悄然逝去，年龄却已到了他父亲１８９５年去世时岁数的三分之二；他也似乎在想，他可能会过早地离开人世。这是对以往岁月和消失的青年时代的回顾而流露出的真实感情。
迪斯累里有一句玩世不恭的格言：“没有人在他结婚前会经常出席下院会议。”丘吉尔却正好相反，他对议会工作兢兢业业。下院开会期间，他与弟弟合住在位于梅菲尔的蒙特街一所公寓房子里，这里离威斯敏斯特很近。空余时间，他进行各种娱乐活动。有机会时打打马球。冬天，每到周末则去布伦海姆打猎。他母亲也想方设法节约一些，搬到伦敦郊外，租了一所叫索尔兹伯里寓所的老房子，坐落在圣·奥尔本斯附近，这给她的儿子提供了一个舒适的临时住处。他每年都到欧洲大陆进行短暂的度假。１９０２年１２月，他作为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的客人来到埃及，出席阿斯旺水坝的揭幕式。但是，要想让他在任何一段时间内置身事外，不去关心他所卷入的政治冲突，那是不容易的事情。
然而，有一项特殊的任务他决心要完成，这项任务在某种程度上使他日常从事的工作有所变化，这就是撰写伦道夫·丘吉尔的传记。他已经说服了父亲的遗嘱执行人，允许他从事这项工作。他父亲的书信文件提供了大量基本素材，他姑母温伯恩夫人精心制作与保存的反映她的弟弟生平事迹的剪报簿，对他也可能有所帮助。另外，丘吉尔还约请他父亲的老朋友和老同事回忆往事，并提供他们手头保存的来往信札原件。约瑟夫·张伯伦向丘吉尔提供了慷慨的帮助，甚至邀请他到在海伯里的家里过夜，尽管丘吉心现在是一个公开和激烈的对手。罗斯伯里给他的帮助或许是最大的。丘吉尔是这位前首相各处豪华住宅的常客，这些住宅有的在白金汉郡的蒙特摩尔，有的在埃普索姆当斯附近的杜尔顿斯，有的在福兹湾的达尔莫尼。然而他也使丘吉尔陷于最难堪的境地，因为他准备专门写伦道夫的回忆录，还建议将回忆录与传记结合起来写。丘吉尔反对罗斯伯里把他父亲描述为伊顿公学的“平庸之辈”，认为这不含褒意之词，要求罗斯伯里删去。丘吉尔的这一举动激怒了罗斯伯里，他收回自己的手稿，后来则以稍加扩大的形式单独出版。向丘吉尔提供书信、文件的还有威尔弗雷德·斯科恩·布伦特，一位年老的、行为古怪、思想激进的地产主，也是阿拉伯民族主义的热情同情者，１９世纪８０年代与伦道夫勋爵相识。丘吉尔劝说布伦特来他这里作客，以便说明信件中提及的一些事情的来龙去脉。布伦特在日记中写道：
他的举止风度及整个思维方式跟他父亲惊人地酷似。他才从马球场上回来，身材矮小粗壮，两眼炯炯有神，使我回忆起２０年以前伦道夫的特殊形象……他所具有的忠实品格使我十分感动，他仍然继续追随他父亲的事业及其争辩的问题。
这本书的初稿于１９０４年完成，１９０５年，丘吉尔请罗斯伯里、约翰·莫利和其他一些人审阅这份已经校核过的手稿。报界人士弗兰克·哈里斯，他父亲生前的一个老朋友，同意作他的出版代理人，经他努力同麦克米伦出版公司达成一项优惠的合同，对方同意付给丘吉尔８，０００英镑的稿酬先付１，０００英镑，当校样付印时再付１，０００英镑，其余６，０００英镑则在书籍出版时付清。哈里斯与他平分全部收入，各自挣得４，０００英镑。这部书分两卷出版，与《河上的战争》一书规模相当，售价也相同，为３６先令。１９０６年１月２日公开发行，此时虽值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