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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需要再把他成为最受人欢迎的、活跃的战地记者的那些才干一一列举吗？他善于把握战况，乐于探索如何使知识变得易于一般人理解所应采取的方式，他描绘逼真，但又不使人觉得只不过是在进行素描，他无畏地陈述自己对战争与政治的见解，却又显得那么自信，有时引人注目，有时妙趣横生，但不管怎样却总是能得分。
所有这些成功使温斯顿开始变得相当富裕，《河上的战争》一书的版税，在南非作为《晨邮报》记者领取的薪水，以及最新出版的两本书的版权使他有了大约４，０００英镑的收入。此后，温斯顿为１９００年的竞选而奋斗，他在奥德姆选区勉强取得了一个席位。１１月，他周游全国进行演讲，又获得了４，０００英镑的收入。正如他所说：“在所有最大的会议厅里都挤满了友好的听众，演讲中还伴以放映幻灯，来展现我所经历的冒险业绩和从俘虏营中逃脱的经过，所有这一切又都镶嵌在这场战争的总的框架之中。”
同年１２月，温斯顿去美国，以期继续干他这一成功的事业，但使他失望的是，他发现美国有一股“强烈亲布尔人的情绪”。每演讲一次，除去花费之外，他自己只能收入５０英镑左右，这一数额只及在英国的一半。在纽约，他的演讲会由著名作家马克·吐温主持，他收入了１５０英镑，但这是最高的数额。温斯顿在加拿大与英国总督明顿勋爵一起过圣诞节。次年１月，他在加拿大自治领内向为数众多的听众发表演讲，但他本人的收入很少，因为他的代理人以固定的数额把组织演讲转包给第三者。虽然如此，在他回国以后，将他所有的收入加在一起，总共已达１０，０００英镑左右。他把这笔钱交给了欧内斯特·卡塞尔爵士，代他进行投资。这笔钱财足够他几年的生活，在这期间就有可能使他或多或少集中精力投身于政治生涯之中。
第一部 雄心第4节 国会议员（1）
从一开始似乎就明显可以看出，温斯顿·丘吉尔会选举保守党作为实现他政治抱负的工具。在１８８０年选择失败和迪斯累里辞职之后，他父亲仍被认为是比任何人都更主张在这个国家恢复保守主义的人。温斯顿从父亲那里“几乎毫不犹豫地”延用了这一政治策略。丘吉尔家族同樱草会这一保守党的附属团体仍然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伦道夫勋爵是这一团体的创始人。温斯顿本人早在１５岁的时候，已经成为该团体地方机构或分会的成员。他在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说，正如我们前面已经提到的，是１８９７年在樱草会的巴思分会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发表的，当时正值他从印度回国休假。在发表那次演说的过程中，温斯顿以赞许的口吻提到了政府坚定的对外政策和所颁布的劳工补偿法案。当然，这项法案是由他父亲和旁人签署的，但他却只提及了他父亲的名字，以期激发听众的热情。
但在这一切背后，年轻的丘吉尔对于应选择什么地方作为自己政治上的立脚点犹豫不决、疑虑重重。诚然伦道夫勋爵从未离开过保守党，但他已经形成的那些政见，尤其是在他生命的最后阶段，却几乎与索尔兹伯里勋爵政府的政策南辕北辙。在伦道夫勋爵最亲密的朋友中，无论是自由党人还是保守党人，他都同样进行经常的交往，虽然在这些自由党人中，有些人已于１８８６年成为自由党人合并派。他的儿子２１岁时曾听过他的老朋友罗斯伯里勋爵的一次演说，得到了极为深刻的印象。罗斯伯里勋爵在１８９４年格莱斯顿离职后成为自由党政府的首相。温斯顿曾对他母亲建议，认为罗斯伯里与约瑟夫·张伯伦之间，亦就是自由党与前自由党之间联合起来，对国家将是一件最好的事情。这将创立一个新的核心政党，一方面可以把“芬尼亚运动成员”——这里温斯顿指的是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清洗出去，另一方面，又可清除掉那些“守旧分子”，亦即保守党内非进步分子。他写道：“罗斯伯里和约·张伯伦会成为托利民主党的杰出领袖。”
在印度时读过吉本和麦考莱的著作使温斯顿更加倾向于自由党的主张，或至少倾向于辉格党的主张。１８９７年初，他为索尔兹伯里显然不愿意帮助克里特岛居民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做法所激怒，他从印度给妈妈的信中写道：“除了名义以外，我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自由党人。我的观点刺激了笨蛋虚伪的恐惧心理。但要不是为了爱尔兰地方自治的话——对此我是决不会同意的——我会以一名自由党人的身份进入议会的。实际上，托利民主党肯定会是一个我将置身于它的领导之下的标准的政党。”
但是，按他设想的托利民主党，尽管与他父亲的政治态度极为一致，但却超出了当时大多数保守党人所能接受的范围。它主张实行普选权、下院议员领取报酬、征收累进税、对陆军的规模实行严格限制。温斯顿尽管曾置身于军界，但同意他父亲的主张，即对一个以海军为主的国家来说，这支陆军的确是太庞大了。他在《马拉坎德野战部队纪实》一书中所表达的反对在印度边境上实行“过激政策”，与他这一见解是完全一致的。
然而，丘吉尔与许多较为激进的自由党人不一样，他不是一个反对大英帝国政策的法国人。他持有维护与加强这个业已存在的帝国的信念，认为或许可以采用一种联邦的形式来达到这一目的。采取这样一项政策，用他的话来说，需要谨慎行事而不是武断专横。他反对为了自身利益而实行侵略主义或沙文主义政策。他声称，“爱国主义日益变成了伪善的口号，帝国主义日益陷入侵略主义的泥坑。”例如，他认为同俄国进行一次大战给英国带来的危害很有可能要比给它的敌人带来的还要多。那时，他母亲正在筹划出版《盎格鲁—撒克逊评论》，这是一本月刊，她一度充任该刊的编辑，该杂志的题句是“血比水更浓”。温斯顿告诉妈妈，英美联盟是一种“不可能实现的狂热想法”，“惊险刺激、凶杀斗殴”，大概不可能是旨在供受过教育的人阅读的杂志。他说，“文学从根本上说是世界性的。”１８９８年１０月，他在苏丹服役后进行休假，在保守党讲台上发表了几次演说。当时，同法国的外交冲突亦即“法绍达危机”正达到白热化阶段。他不能不强调指出，面对他所称之为法国对英国势力范围的干涉，需要表示坚定的态度。他不厌其烦地赞扬自由保守党人，以及自由党中被称之为自由帝国主义者的那部分人。这些人以罗斯伯里勋爵为首，支持索尔兹伯里的对外政策。他还主张，帝国与社会改革作为政策的两大目标，应紧密携手、双管齐下：“为了保护我们的帝国，我们必须使人民享有自由、受到教育和营养充足。这就是我们赞成社会改革的原因所在，这就是我们渴望实施老年抚恤金法以及诸如此类法案的原因所在。”很清楚，他已经看到，他是站在保守党内最进步的一翼，如果真把他算作保守党人的话。
１８９９年２月，丘吉尔收到了罗伯特·阿斯克罗夫特的一封信，此人是兰开夏郡奥德姆城两个保守党下院议员之一，这个选区有权选举两名议员。他在信中提出，如果他在同僚ＴＦ奥斯瓦德因健康状况不佳而辞去议席的话，则丘吉尔可以期望到那里进行补缺选举的竞选活动。奥德姆离曼彻斯特不远，是一个劳工阶级占绝大多数的城市，其选民主要从事棉纺织业和纺织机械。它是一个介乎两者边缘的地区，亦即在大选中有时倾向自由党，有时倾向保守党。１８９５年，保守党人在选举中获胜，那是因为棉织工人对下述事实极为反感：１８９２年至１８９５年执政的自由党人内阁允许印度政府对纺织品征收进口税，这在他们看来似乎是针对兰开夏而采取的不公平措施。索尔兹伯里内阁取消了这一税则，这个问题才基本上从当时的政策之争中消失。然而很明显，兰开夏这一劳工阶级居多数的选区，最为适应一个雄心勃勃的托利民主党人的潜在需要，因此丘吉尔热情地接受了这一邀请。他和堂兄马尔巴罗公爵商定，将于１８９９年６月中旬前往奥德姆。之所以要他堂兄同行，那是准备由这位公爵帮他筹集竞选资金。
然而，当这一预定时间临近时，阿斯克罗夫特本人却突然死去，这样就决定奥斯瓦德立即辞职，举行两名议员的补缺选举。这自然是一个极不平常的事件。丘吉尔当即被确定为两名保守党候选人之一。由于他是一个外来的，又是一个贵族出身的人，因此，如果他的伙伴是地方工会领导人詹姆斯·莫德斯雷的话，人们认为这种安排将是一种使选票平衡的令人感动的做法。大多数工会领袖都是自由党人，他们中的少数几个已经进入议会，被称为“自由—工人党人士”。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兰开夏劳工阶级中保守主义势力很强，因此，至少在议会中有一名“托利—工党人士”并非是不合理的事情，以此表明自由党并不处于代表劳工阶级利益的垄断地位。莫德斯雷是棉纺工人联合会书记。这是一个重要的工会组织，许多会员均在奥德姆居住，长期以来，在其代表大会的发言人中，莫德斯雷是其中的杰出人物之一。这一抉择使丘吉尔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