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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宇说道：“大人请放心，我们已经做过摸底调查。只要税率定在合适的范围之内，民众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当兵吃粮，种田纳粮，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历朝历代，都没有不纳粮的。”
刘航也说道：“没错！历朝历代，都没有不纳粮的记录！只要税率控制在适当的范围之内，民众们是不会有意见的。”
张准还是犹豫不决。
其实，在内心里，张准已经认识到，自己当初提出这个口号，的确是有些脱离实际的。单纯从忽悠民众的角度来说，这个口号绝对是独一无二的。李自成提出这个口号的时候，一下子就聚集了上千万的民众，可见这个口号威力的强大。
但是，李自成的失败，同样是因为这个口号。不纳粮，自然就没有稳定的财政来源。由于没有稳定的钱粮来源，李自成要维持军队的运转，只能依靠抢掠和缴获。当缴获无法满足需要的时候，只有抢，一路抢过去。只要是大户人家，统统抢光，结果将很多人都推到了自己的对立面。
因为抢掠已经成为惯性，导致进入北京以后，起义军还习惯性的大肆抢掠。尤其是刘宗敏等大将，更是将抢掠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地步。这种抢掠行为，对军纪是致命的。李自成的军队，在进入北京以后，战斗力急促下降，不是没有原因的。
后世有些人说，李自成的军队，是因为鼠疫什么乱七八糟的原因，才会在后来的一片石大战中惨败。其实，这些说法，根本就是扯淡！李自成失败就失败在没有建立根据地，又放纵了部队的纪律。没有纪律的部队，根本没有战斗力可言。
一支真正的强军，就算遭遇鼠疫，也不会垮掉。北京城有鼠疫，你不会从里面退出来吗？赖在里面等死？根本原因，还是李自成进入北京以后，已经脱离了对部队的掌控，大家都喜欢赖在北京城的花花世界里，享受生活。一群忙着吃喝玩乐的士兵，突然被拉出去和强悍的清军打仗，自然是一败涂地。
张准要避免重蹈李自成的覆辙，就要将自己的根基牢牢的扎稳。
要扎稳根基，就要有稳定的钱粮来源。
换言之，必须纳粮！
看到张准还在思索，刘航委婉的说道：“大人，我们建议用均田免役代替均田免赋，一字之差，法令截然不同，你看如何？”
张准缓缓的说道：“均田免役？”
刘航解释说道，均田免役，就是免除所有的徭役。古代的农民，除了耕种自己的田地之外，还有大量的徭役需要承担。例如修桥铺路，修葺城墙，修筑房屋，修建水利设施，修建码头仓库等。所谓的徭役，其实都是免费劳动，甚至连饭菜都是要自己带的。
王铭宇他们商量过，决定将这些徭役，都全部剔除出来，改成雇人进行。只要你来干活，我就给钱，甚至是免费提供伙食。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劳动的积极性。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要有足够的钱粮。这也是他们强烈要求收取赋税的重要原因。
事已至此，张准明白，不纳粮是不可能了。王铭宇、刘航等人的担心没错，均田免赋的口号，知道的人越多，传播得越广，以后更改引起的后果，越发严重。
当断不断，反为其乱！
必须断！
张准若有所思的说道：“既然如此，你们觉得税率多少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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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8章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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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铭宇慎重的说道：“我们初步议定是在每亩三十斤到五十斤之间，以收取稻谷为主，棉花为辅，其他作物另行折算。具体收取多少，还请大人决定。”
张准再次沉思片刻，缓缓的点点头，沉声说道：“好吧！就按照每亩四十斤稻谷的税率征收，其他作物另行折算。要刻碑为计。以后不能再更改了。否则，民众就要对我们的信用，产生动摇了。”
王铭宇等人自然明白当中的厉害，连声保证工作一定会做到位。
事实上，如果不是张准的废除农业税的想法，实在是太超前，他们也不会强烈要求进行更改。对于这个口号的吸引力，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十分清楚的。对其作出的更改，可能引起的后果，也是非常清楚的。牵一发动全身，他们自然不敢掉以轻心。
最终，税率确定在每亩四十斤稻谷。
明朝末年，稻谷已经逐渐取代小麦，成为北方主要的粮食作物，种植面积越来越大。使用稻谷作为纳粮标准，是比较恰当的。当时山东地区的稻谷产量，一般的水田，大概在每亩二百五十斤左右，好点的可能有三百斤。每亩四十斤，大概相当于15％左右。这样的税率，是民众们比较容易接受的。当然，小麦的产量，依然相当大。
众人随后对相关的法令细节，进行了详细的商榷。
“既然要纳粮，那就全部的田地，都要纳粮！”
“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张准斩钉截铁的说道。
《均田令》和《军田令》最大的改变，就是无论是民田还是军田，都一律按照这个税率征收。不允许存在不纳粮的田地。否则，数十年以后，免税的漏洞会被无限的扩大化，最终导致纳粮政策变形，重演明末的悲剧。要么全部都不收！要么全部都要收！
其实，大明朝的耕地面积大约有8亿亩（800万公顷）左右，总面积是相当广大的（我国2010年的耕地面积是18亿亩，即中央屡屡提到的耕地保护红线）。按照明朝建国初期制定的每亩二斗（约37。6斤）的税率，每年可以收取300亿斤（约1。6亿石）的田租。按照每石五钱银子计算，国家的田赋收入，应该有差不多八千万两白银。
然而，实际上，大明朝中央的财政收入（即户部的太仓库），每年不过是三四百万两左右。加上皇帝的私房钱（内帑）二三百万两，一年也不过是七百万两左右，根本不到八千万两的一成。为什么差别会这么大？很简单，因为90％以上的田地，都掌握在士绅官僚群体的手上。而士绅官僚，是不用纳粮的。
九成以上的人群，只拥有不到一成的土地，需要承担沉重的赋税。不到一成的士绅官僚群体，掌握着九成以上的土地，却不需要缴税。崇祯不断的摊派粮饷，最终只能摊派到那些可怜的农民的身上。本来那不足一成的土地，负担就已经非常的沉重，哪里还经得起屡屡加饷？农民们不堪重负，自然要起来反抗。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河南。明朝在河南有好多位王爷，每个王爷都拥有大量的田地。最出名的福王，一次就被赐予二十万倾的田地（约二千万亩）。由于河南本地的田地不够，还得从邻省调配。后来，福王的田地，又屡屡增加，最终超过了三十万倾，成为河南最大的地主。皇室、官僚、士绅将全部的田地都霸占光了，农民只能流离失所，到处流浪。
当陕西起义军来到河南的时候，就好像是火星落在了火药桶里面，自然是轰的一声，就冒起了冲天大火。河南是天下正中，中原心腹所在，对维系天下稳定，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原一乱，必然天下大乱。如果陕西起义军被限制在陕西境内，无论如何，都不会对大明朝造成致命的影响。就好像建虏再彪悍，也无法灭掉大明朝一样。明朝的灭亡，内因才是关键。
富得流油的有钱人不用缴税，穷得屁股漏风的农民却要承担沉重的赋税，这就是明末的真实写照。这，才是民乱的最根本的原因。这，也是明末一切问题的症结所在。农民的问题不解决，国家不可能安定。出现这样的问题，哪怕是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转世，都是难以解决的。推行士绅一体纳粮，依靠统治者本身是绝对不可能的。除非是推倒重来。
当然，免税的情形也不是完全没有。
为了鼓励大家积极的开垦荒地，张准等人研究后决定：新开垦的土地，第一年免税，第二年按照每亩二十斤稻谷缴税，从第三年开始足额缴税。
根据统计报表的显示，眼下的浮山所，总共拥有八万亩的田地，剔除新开垦的田地不纳粮，还有三万亩的田地可以纳粮。按照每亩四十斤计算，可以收取一百二十万斤左右的稻谷。加上民众出售的各种粮食，将极大的缓解粮食压力。同时，在劳动用工方面，也有了更大的转圜余地。
做出决定以后，王铭宇、刘航、侯山平、杨立仁、刘宝玉等人，就分头去实施。对于这次改动，他们也是相当重视的。在此之前，他们已经做了相当的调查。对于这个税率，大部分民众是可以接受的。当然，不排除有极少数有其他的想法。不过，就算有想法，他们也不可能在浮山所之外，找到更好的生存之地。
当天晚上，张准来找杨凯德，和老人家说起收取赋税的事情。他有点担心，这个纳粮的决定，会不会让民众们觉得自己是出尔反尔，没有信用。这是很要命的问题。一旦领导者的信用被透支，他的威信，也就不存在了。
没想到，杨凯德倒是笑了笑，爽朗的说道：“玉麟，你将税率定下来，乡亲们反而吃了一颗定心丸！你不用担心，乡亲们不会有意见的！”
张准有些奇怪的问道：“为什么这么说？”
杨凯德笑着说道：“几千年来，老百姓种地哪有不纳粮的？你当初说不纳粮，乡亲们都是不相信的，所以，大家私底下，都在估计，十月粮食丰收，你会收取多少的赋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