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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崇祯皇帝传下了让王公贵族和大臣们捐输的圣旨以后，京城里立刻出现了诸多怪象。
因为没有饷，坚守京师也只是一句空话。所以诸臣一听说要众人捐输，立刻就向崇祯皇帝展开了反击。于是大臣们的眼睛就盯住了属于皇帝私人财产的内帑。
可是崇祯皇帝也万般无奈，他大臣们坦白道：“内帑业已用尽”。这倒也不是崇祯皇帝在哭穷，他甚至已经把宫中朝鲜上贡的人参都拿出来发卖了，堪堪才凑出了七万两，崇祯皇帝自己也没有钱了。
可是大臣们根本不信，只是反复恳请，左都御史李邦华甚至明确地指出：“社稷已经危倾，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可这样的逼迫，却使得内外朝的关系是更为紧张。
外帑、内帑都没有钱，崇祯皇帝只好再次拿出了强迫勋戚、宦官和朝臣捐金助饷的老办法。而勋贵和内外官员们以为皇帝自己一文钱都不想往外拿，自然也没有捐钱的积极性，相互推诿，死磨硬抗。
在无奈之下，崇祯皇帝就密谕自己的国丈——嘉定伯周奎，要他捐银十万两，在勋戚中带个头。可周奎却说：“老臣哪里有那么多钱？咬紧牙关只能认捐一万两。”
而崇祯皇帝以为一万太少，就把数额提到两万。周奎不能再还价，就派人进宫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暗中给家里送去了五千两私房钱，没想到周奎从中扣下了二千两，以三千两交差，以后就拖着不再拿钱。周皇后得知此消息以后，只能躲过崇祯皇帝，暗自嚎啕大哭。
此外，虽然宫中的大宦官们个个富可敌国，此时也纷纷装穷，有的在院门外贴上“此房急卖”的招贴，有的把珍宝古玩送到市场出售，一时鸡飞狗跳，乱七八糟。
而相对于勋戚和宦官来讲比较“穷困”的在京官僚们更舍不得出钱，所捐不过几十两，百把两而已，崇祯皇帝嫌少，开始按衙门，后来按官员籍贯，分省硬行摊派，最终还是所得无几。一番混乱之后，捐出的饷银才不过二十多万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可是在暗中，大批勋贵以及相厚的官员都在暗中开始窜连，他们纷纷收拾起家财，并且把族人都集中到了南城。并且在英国公张世泽、阳武侯薛濂和恭顺侯吴惟忠等人的暗中调度之下，把各个人家都编组在了一起。
甚至这些勋贵们还拿出了府中所藏的盔甲兵器，集结了府中的家丁和豪奴，连同南城兵马司的兵丁在一起，集合起了一支近八千人的护卫部队。而这支护卫部队则由勋贵们一致推举的“名将”李禄率领，准备等到情形一旦不妙，就通过南城，把众人送出城外。
而这一番举动，也使得逃离京城的行动也从地下变成了半公开状态了。（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四章无他法，只有《封城令》
薛濂一开始的做法倒也没存有什么其他的念头，毕竟中国是人情社会，总是硬不下心肠丢弃亲朋好友，想要给他们指出一条后路。
可是薛濂讲人情，别人也会讲人情，虽然所有人都只是给三、五个亲朋好友偷偷传讯，而且反复交待，绝不能泄密。可这种指数级的传播根本无法控制，所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勋贵圈子和勋贵相关人家。
而薛濂和李柱一看有失控的危险，他们也索性反其道而行，也动用了大批人手在京城里暗暗传播，一下子就把这个消息变成了京城里公开的秘密。
薛濂和李柱之所以这么做，有着隐蔽自己幕后策划的原因。但这也利用了京城人心，形成了一种法不责众的态势，使得崇祯皇帝不敢用激烈的手段来处理这种人心思变。毕竟那逃亡的人群已经抱成团，在京城里已经形成了一股势力，而且还拥有了武力，万一弹压，可能造成京城内的混战，使得崇祯皇帝都有些投鼠忌器了。
而在事实上，比薛濂和李柱估计的都要乐观。没人敢把这个消息原原本本地告诉给崇祯皇帝，毕竟打探消息的厂卫特务也不是生活在真空中，他们也想着要为自己和家人留有一条后路，所以他们非但不用心打探，就是打探到消息，也会寻找关系加入到这个逃亡团体中。就是崇祯皇帝听说了一些风言风语以后，他们也要百般遮掩，就是不让崇祯皇帝知道真相。
而文官们和太监们就更不用说了。在这时候，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何必费心去管坐龙椅的那一位呢？再说，这个逃亡团体毕竟只是聚集在南城。又没有弃城而逃，谁规定京城里的人不可以自由流动的呢？至于李禄率领的护卫部队，那就更好解释了，京城内壮勇自发组织守卫京城，那又怎么不符合道理呢？所以知道了勋贵们的行动，他们大多都是眼开眼闭，甚至也寻找关系把自己的家人都送至南城。
但是崇祯皇帝倒也不是两眼一抹黑，总有些忠心的大臣和太监会提上几句。再加上宫中嫔妃的家人也会通过嫔妃间接地传写消息，所以崇祯皇帝也风闻了京城内的异动。可是在这时候，他也不敢激起众怒了。只能严令紧闭北京城门，不放一人出京。
而在此时，在京城以次辅陈演为首的这个内阁也完全束手无策了。他们本来就是崇祯朝历届内阁班子中最不中用的，又赶上这种最危险最紧急的局势，既拿不出任何可行的办法。又不敢担当责任。
直到眼看京城就要不保，次辅陈演为了怕日后要担罪责。主动提出退休养病。而崇祯皇帝曾经很信任陈演。但开年以来陈演遇事退缩，处处都不能体量圣心，让他大为失望，所以立即就批准了陈演的辞呈。
在向皇帝辞行的时候，陈演自己承认没有佐理皇帝办好事情，致使国难当头。崇祯皇帝也很气恼。说：“你就是死了也抵不了误国之罪！”于是陈演唯唯而退。
但是陈演想跑，可他也跑不掉了。他也被崇祯皇帝的《封城令》给堵在北京城内，千般算计也变成了偷鸡不成蚀把米了。
而京城内的大小官员也个个变成了惊弓之鸟，但大祸临头的时候却又不敢各自投林。因为皇帝明令不许在职官员和他们的家眷逃离京师。于是头脑灵活的就想办法争取出外公干，以便因“公”逃亡。
但想要因公出逃也不容易。大学士魏藻德就自请出京去督催粮饷，崇祯皇帝却批旨说：“警报正急，已有旨留卿佐理机务，兵饷且不必催。”还是不放他走。
不能跑又想不出回天的办法，大家就在一片恐怖中煎熬。京城里还在不断出现凶恶的征兆，朝臣们议论起来就会胆战心惊。
就在此时，朝廷学宫祭孔，大学士魏藻德主祭。典礼前本来天气晴和，但正要行礼的时候却突然刮起了狂风，学宫中松桧怒号，殿堂里的灯烛全被吹灭，连行礼的仪仗队伍都被大风吹散了。等了半天，狂风不歇，典礼只好暂停。
于是官员们就传说：这是孔夫子在天之灵不愿接受明朝的祭享了！圣人的垂眷都已经转移，帝国的命运还有什么希望呢？有人已经在暗自盘算，怎样顺应天命，去作新朝的开国元勋了。
其实就是到了此时，大明朝在山西、京南的兵力也并不算太少，甚至京城附近的兵力也接近了二十万。但因为一直采取分散株守孤城的战略，很容易被各个击破，再加上士气低落，将领们都感到大势已去，因而多数明朝守军要么望风归降，要么不堪一击，与大顺军稍一接触即作鸟兽散。
对于这种状况，朝臣们根本想不出什么好办法，崇祯皇帝在军事上相当低能，也从来没有想到过在战略上做出什么改进。唯一有意义的一个建议来自被夺职的前陕西总督余应桂，他上言说：贼号称百万，非天下全力剿之不可。请调余子琏、左良玉、、吴世恭、吴三桂及高杰、唐通、周遇吉、黄得功等众将，齐赴军前，会师真定、保定之间，以为决战之计。但这个建议却没有被理睬。
既然想不出什么战略上的安排，那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强对各部的监视了。于是崇祯皇帝再次任命了一批太监到各处监军，高起潜总监（山海）关、蓟（州）、宁远，卢惟宁总监通（州）、德（州）、临（清）、（天）津，方正化总监真定、保定，杜勋总监宣府，杨茂林监视大同……受命之前，他对这些大太监们淳淳嘱咐，一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出去的样子。
受到崇祯皇帝重托的太监们也颇为激昂慷慨，似乎抱定了捐躯报国的决心。但文臣武臣们对于情势危急中又大用太监，分散事权，却是极为不满。
兵部抗议说：如此政出多门，必定会使各处长官和将领无所措手足，请求收回成命。崇祯皇帝却照例坚持自己的决定。但靠几个太监监军当然不可能真正增加部队的战斗力，后来这些太监绝大多数都带头投降了大顺军。（未完待续。。）
第八百六十五章宁武血战
六月初二日，宁武关城。
山西总兵周遇吉看着堂下的原副将熊通，轻蔑地“哼”了一声，接着他就拍着大案，大声呵斥道：“我受朝廷的厚恩，怎么可能跟着你们这帮卑鄙无耻之徒一样叛逆！你统领两千兵马，不去阻击流寇，反而为流寇来做说客？”
接着周遇吉就向亲兵大声地下令道：“来人啊！把这反贼斩首示众。”
在熊通的一阵惨叫求饶声中，一群如狼似虎的亲兵立刻上前，把熊通给拖了下去……
当大顺军东渡黄河入山西后，立刻兵分两路：一路由李自成亲自率领攻太原、大同等地直逼居庸关；另一路由刘芳亮率领出固关趋大名、真定等地北上，准备南北合击京师。
随着李自成的大顺军的日益逼近，山西总兵周遇吉，准备沿黄河布置河防，扼其上流，并向朝廷请求增兵。而此时的大明朝廷已经调不出什么机动兵力，兵部仅派遣副将熊通统领二千士卒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