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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尔在给留声机上发条，每逢有人提出问题，他不想回答时总是这样。向他提出迫切问题的人已经忍无可忍了，可他还在板着面孔听音乐。
凯特尔知道：元首不离开帝国办公厅地下避弹室并非因为他要在这里指挥部队对冲击柏林的苏军进行毫无希望的抵抗，而是因为离开避弹室他就得付出代价，比如他身边的某些人，为了自己的生路会把他交给敌人作为给自己赎罪的见面礼。而且他们会有根有据地发誓保证说，这个垂头丧气，失去说话能力，失去视力和听力的半瘫痪的家伙，就是那个货真价实的希特勒，第三帝国的元首和独裁者。
而暂时这些人还在帝国办公厅地下室里祝贺希特勒的生日。
现在他们还在汽车房里高谈阔论，抽烟喝酒，把酒瓶子放在汽车的踏板上，一切都显得温文尔雅，彬彬有礼。
有人说了个笑话。有一回克虏伯谈到戈林时说：“应该把这个胖家伙拉到鲁尔去，用他来覆盖我那些常挨轰炸的工厂。这是眼下他唯一能派的用场。”
戈林以自己的名义和盟国单独情和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这是谁都知道的。另外，掌握着帝国警察和党卫队全部力量的希姆莱只会镇压德国的民主运动，这也是众所周知的。
目前，希姆莱是有希望成为希特勒继承人的唯一人选。但遗憾的是，他未能消灭最危险的罪证：许多集中营的囚犯。他们已被苏军和盟军解放了。
元首的宾客们想弄明白，到底是什么妨碍了希姆莱和卡尔顿布伦纳彻底干净地毁掉所有的集中营。大家谈到此事都非常激动，百思不解。
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从苏军占领的德国领土上得不到有关“狼人”地下恐怖行动队的情报，而对这些行动队的供应是充足的，它们拥有采取积极行动所必需的一切。
海因里希听着这些议论自豪地想起了约翰·魏斯。他也为自己感到骄傲。在这里，他穿着一身党卫队制服，举止傲慢，旁若无人。谁不知道元首对他十分赏识。人家都把他看成是少年得志的机灵鬼。就连将军们也都笑容可掬地来跟他碰杯致意，不敢怠慢他。
前来向元首祝贺的客人们不急于离开，决不是因为他们喜欢彼此打交道，而是因为又一次轰炸开始了，他们不愿显得是胆小鬼，所以才继续在高谈阔论。别看他们表面上温文尔雅，谈天说地，实际上却心急如焚，巴不得马上从这个靠不住的地下室溜掉。
在希特勒的随员、警卫和服务人员当中，有些人脸色铁青，形容憔悴。由于长期呆在地下室里，皮肤已经失去光泽。那些女通讯兵为了不致和长久放在停尸房里的女尸过于相似，总是浓妆艳抹，打扮得花枝招展，好象要登台演出一般。
这简直是一座墓穴，一群死人在里面游荡，而每个死人都想装成活人的样子。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忙得不可开交，人们不停地把他请到一边去——时而这一个，时而那一个忧心忡忡地对他窃窃私语。眼下，党卫队经济行政管理局是帝国的一个主要支柱：只要帝国存在一天，它就要为帝国的这些活动家提供财政保障。
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来者不拒，向每个人—一作出十分慷慨而又令人快慰的许诺。人家对他也许以重金作为报答。对此他只能怀疑地摇摇头，因为他非常清楚，人家哄骗他就象他有意哄骗别人一样。他本人主管财务，负责向国外银行转拨外币和黄金，以假名办理活期存款户头。这些冒名顶替的单据由国外谍报技术处制作得天衣无缝，其中一部分单据已被维利据为已有。他不打算携带大批笨重的手提箱逃往西方；为了稳妥可靠地存放这些单据，一只双底的破手提包就足够了。凭银行单据取款他是办得到的。首先要了解并决定下来的是，把自己的资金投放到哪家企业最可靠，最有利。维利知道自己已成了百万富翁，所以才显得如此谦虚，殷勤地向别人作出各种许诺。
他耐心地听着凯特尔的高论。凯特尔在同他商讨自己的金融业务之前信赖地对他说。
“元首没有失去希望，绝对没有。霍亨洛厄伯爵还能以元首的名义同英美谈判。元首对美国寄以特别的希望。您若看到元首获悉罗斯福的死讯时是什么样子就好了。他高兴得简直跟个孩子一样。您知道，他是个清教徒式的人，平时滴酒不沾，可这回他却要喝香摈酒。为什么罗斯福死得这么晚？若是死在一年以前就好了！杜鲁门当总统太晚了。”他非常激动地说：“我们早就知道他同情我们、如果当时我们能助他一臂之力——偷偷地安插些代理人，除掉罗斯福是不成问题的。海德里希是非常精于此道的。希姆莱可差远了。希姆莱算老几？一个笨头笨脑的蠢货。在集中营问题上的过失，元首不会饶怨他。鲍曼认为希姆莱同英美代理人举行谈判是一种背叛，并提出将他开除出纳粹党。但主要的问题是集中营。他真是胆大包天，还竟敢把消灭一千一百万囚犯这件事算作他个人的功劳！其余的囚犯他并没有消灭。在什么条件下？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就凭这一条，处以绞刑都算便宜他！”
维利毕恭毕敬地向凯特尔报告了党卫队经济行政管理局在中立国银行办理冒名的活期存款户头所采取的措施。他们的姓名已经写入保安局技术处制作的单据，并将单据送交存款人。
“太好了，”凯特尔说。“我还要考虑一下，哪种办法对我最合适。”
帝国的这些衣冠楚楚的头面人物仨一群俩一伙地聚在汽车房里，低声交谈着，脸上保持着通常给人送葬的那种悲痛、严肃的神情。他们心中都有一种眼看同龄人去世的感慨；每个人都惶恐不安地想道，他本人是否有死者生前的症状。
正象在送葬时人们喜欢谈论能起死回生的神医一样，在场的人也都怀着一种特别的希望相互打听消息：为了对俄国发动一场新的战争，杜鲁门和邱吉尔是否打算“拯救”日尔曼帝国。
海因里希在一伙伙的人群中走来走去，谛听着这些谈话。他一边听着这些只有死路一条的家伙彼此大发议论，一边想着自己的朋友约翰·魏斯，是他冒着生命的危险把自己从这个深渊中拯救出来，井使自己成为一名为新德国而斗争的战士。
海因里希不想而且也不能再回他一直住着的那所房子了，在那所房子里，维利·施瓦茨科普夫安置了自己的私人办公室。
就在前一天，他从维利的保险柜里取出能够证明纳粹暴行的大量文件。
海因里希完成了约翰·魏斯交给的任务；他已经掌握了确凿的罪证，以后将以新德国的名义把这些罪证提交法庭，对纳粹战犯，对法西斯主义进行审判。后来其中的一部分文件确实交给了纽伦堡国际法庭。
所有这些文件都藏在施图特戈夫教授为他指定的一个密藏点。教授给了海团里希秘密接头暗号，叫他前往设在魏玛工人区的一个德国地下组织去接头。在这里，海因里希换上一套便装，暂时躲藏在一个有很多孩子的工人、共产党员奥托·舒尔兹的家里。
海因里希对舒尔兹谈到，他的叔叔维利·施瓦茨科普夫暗杀了自己的亲哥哥，而他也曾经想处决杀害父亲的凶手，但是一个俄国同志不让他这样做。
舒尔兹怀着深深的同情，静静地听着。
“这个俄国人无疑是您最好的朋友，”舒尔兹说。“他希望您成为一个反法西斯战士，不光是因为一个法西斯分子杀害了您的父亲。”
“不错，”海因里希说，“他正是这样的，我的魏斯……”
“他是德国人？”
“不，”海因里希说，“他是地道的俄国人。不过，他是个共产党员，也象您一样。”他自豪地接着说：“他帮助了德国人——象您和您的同志们这样的德国人。”他沉默片刻，最后低声说：“不过，看来他牺牲了……”
“您是否知道他是怎么牺牲的？”
“他救出了集中营的难民。那里关着千千万万的人，各民族的都有，他们来自被法西斯奴役的国家。他常喜欢说，一个人只有为别人服务的时候，他寸是幸福的……”
“您不知道他的真名吗？”
“不知道，”海因里希说。“但是他救了我，从一个比死亡更可怕的地方救了我…”
第七十二章
约翰·魏斯慢慢苏醒过来，但他觉得好象突然挨了一击才神智清醒了——他看见了巴雷舍夫模糊的身影在他面前晃动。这个身影逐渐变小了，好象银幕上的形象，起初不在焦点上，后来突然一下子又显得清楚了。
巴雷舍夫宽宽的肩膀上披着一件白得耀眼的大褂。他呼哧呼哧地坐到病床旁边的椅子上，就象他们昨天刚刚见过面一样，用惯常的语调认真而又关切地问：
“别洛夫，你怎么了？感到不大好受？”他俯下身来，用刮得光光的面颊贴了贴魏斯的脸，然后挺起腰来说；“你好！外面很热，还是你这儿好，凉快。”他用手帕擦了擦脖子上的汗，环视了一下四周。“个人专用的单间病房。”说着从网袋里取出水果和各种食品摆在床头柜上。
魏斯用怀疑的眼光审视着巴雷舍夫，以为这个幻影会重新晃动和消失，就象他前些时候为了判断自己是否还有视觉，竭力想看清一些东西，而它们很快就消失了一样。但是，随着巴雷舍夫的出现，病房里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了，已经不再是幻影了，一切都是真实的存在。
一个护士有点吃惊，不知所措地站在门旁，巴雷舍夫和颜悦色地对她说：“小妹妹，请照莫斯科的办法，给我们泡点浓茶来，可以吗？不然的话，你们总把他当成法西斯分子，光给淡茶喝。”
“没有的事，”护土执拗地说，“我们是一直按照对待自己军官的水平来护理的。”
“好吧，”巴雷舍夫温和地说，“那么就按这个水平泡茶吧！”
据得到的情报，别洛夫正在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