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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十
○治地古先王之治地也，无弃也，而亦不尽地。田间之涂九轨，有余道矣。遗山泽之分，秋水多得有所休息，有作法水矣。是以功易立而难坏，年计不足而世计有余。后之人一以急迫之心为之，商鞅决袭阡陌，而中原之疆理荡然。宋政和以后，围湖占江，而东南之水利亦塞。于是十年之中荒恒六七，而较其所得反不及于前人。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夫欲行井地之法，则必自此二言始矣。○斗斛丈尺古帝王之于权量，其于天下，则五岁巡狩而一正之，《虞书》“同律度量衡”是也。其于国中，则每岁而再正之，《礼记·月令》”日夜分，则同度量，钧衡石，角斗甬，正权概”是也。故关石和钧，大禹以之兴夏；谨权量，审法度，而武王以之造周。今北方之量，乡异而邑不同，至有以五斗为一斗者，一哄之市，两斗并行。至其土地，有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者，有以三百六十步为亩者，有以七百二十步为亩者。其步弓有以五尺为步，有以六尺、七尺、八尺为步。此之谓工不信度者也。夫法不一则民巧生。有王者起，同权量而正经界，其先务矣。《后汉书》：建武十五年，诏下州郡，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河南尹张及诸郡守十余人，坐度田不实，下狱死。而《隋书》赵为冀州刺史，为铜斗铁尺，置之于肆，百姓便之。上闻，令颁之天下，以为常法。傥亦可行于今日者乎？○地亩大小以近郭为上地，远之为中地、下地。平面自金、元之末，城邑丘，人民稀少。先耕者近郭，近郭，洪武之册田也；后垦者远郊，远郊，继代之新科也。故重轻殊也。
《广平府志》曰：“地有大小之分者，以二百四十步为亩，自古以来未之有改也。由国初有奉旨开垦，永不起科者，有因ㄜ下碱薄而无粮者，今一概量出作数，是以元额地少，而丈出之地反多。有司恐亩数增多，取骇于上，而贻害于民，乃以大亩该小亩，取合元额之数。自是上行造报，则用大地，以投黄册；下行征派，则用小亩，以取均平。是以各县大地，有以小地一亩八分折一亩，递增之至八亩以上折一亩。既因其地之高下而为之差等，又皆合一县之丈地，投一县之元额，以敷一县之粮科，而赋役由之以出，此后人一时之权宜尔。”考之他郡，如河南八府，而怀庆地独小，粮独重。开封三十四州县，而札地独小，粮独重。盖由元末未甚残破，故独重于他郡邑。天下初定，日不暇给，度田之令、均丈之法有所不及详，而中原之地，弥望荆榛，亦无从按亩科之也。唐时陆贽有言：“创制之始，不务齐平。供应有烦简之殊，牧守有能否之异所在徭赋，轻重相悬；所遣使臣，意见各异。计奏一定，有加无除。”此则致敝之端，古今一辙。而井地不均，赋税不平，固三百年于此矣。故《东昌府志》言：“三州十五县，步尺参差，大小亩规画不一，人得以意长短广狭其间。”而《大名府志》谓：“田赋必均而后可久，除沙茅之地别籍外，请檄诸州县长吏，画一而度之，以钞准尺，以尺准步，以步准亩，以亩准赋，仿江南鱼鳞册式而编次之。旧所籍不齐之额悉罢去，而括其见存者，均摊于诸州县之间，一切粮税、马草、驿传、均徭、里甲之类，率例视之以差。数百里之间，风土人烟同条共贯矣。”则知均丈之议，前人已尝著之，而今可通于天下者也。
《宋名》言：“宋时田制不立，川亩转易，丁口隐漏，兼并冒伪，未尝考按。”又言：“宣和中，李彦置局汝州。凡民间美田，使他人投牒告陈，指为天荒。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诉者辄加威刑。公田既无二税，转运使亦不为奏除，悉均诸他州。”是则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有自宋已然者，又不独金、元之季矣。
○州县界域自古以来，画疆分邑必相比附，天下皆然。乃今则州县所属乡村，有去治三四百里者，有城门之外为邻属者，则幅员不可不更也。下わ在渭北而并于渭南，美原在北山而并于富平，若此之类，俱宜复设。而大名县距府七里，可以省入元城，则大小不可不均也。管辖之地多有隔越，如南宫、威县之间，有新河县。地；清河、威县之间，有冠县。地；郓城、范县之间，有邹县，地；清州之益都等县俱有高苑地；淮安之宿迁县有开封之祥符县地；大同之灵丘、广昌二县中间有顺天之宛平县地。或距县一二百里，或隔三四州里，薮奸诲逋，恒必由之。而甚则有如沈丘之县署，地粮乃隶于汝阳者，则错互不可不正也。卫所之屯，有在三四百里之外，与民地相错，浸久而迷其版籍，则军民不可不清也。水滨之地消长不常，如蒲州之西门外三里，即以补朝邑之坍，使陕西之人越河而佃，至于争斗杀伤，则事变不可不通也。《周礼·形方氏》：“掌制邦国之地域，而正其封疆，无有华离之地。”有王者作，谓宜遣使分按郡邑，图写地形，奠以山川，正以经界，地邑民居必参相得，庶乎狱讼衰而风俗淳矣。
○后魏田制后魏虽起朔漠，据有中原，然其垦田、均田之制有足为后世法者。景穆太子监国，令曰：“《周书》言：‘任农以耕事，贡九谷；任圃以树事，贡草木；任工以余材，贡器物；任商以市事，贡货贿；任以畜事，贡鸟兽；任嫔以女事，贡布帛；任衡以山事，贡其材；任虞以泽事，贡其物。’乃令有司课畿内之民，使无牛者借人牛以耕种，而为之芸田偿之。凡耕种二十二亩，而芸七亩，大略以是为率。使民各标姓名于田首，以知其勤惰。禁饮酒游戏者。”于是垦田大增。高祖太和九年十月丁未，诏曰：“朕承乾在位十有五年，每览先王之典，经纶百氏，储蓄既积，黎元永安。爰暨季叶，斯道陵替。富强者并兼山泽，贫弱者望绝一廛，致令地有遗利，民无余财。或争亩畔以亡躯，或因饥馑以弃业。而欲天下太平，百姓丰足，安可得哉！今遣使者循行州郡，与牧守均给天下之田，劝课农桑，兴富民之本。其制：男夫十五以上，受露田四十亩，妇人二十亩。民年及课则受田，老免，及身没则还田。诸桑田不在还受之限。男夫人给田二十亩，课莳余种桑五十树，枣五株，榆三根。非桑之土，夫给一亩。依法课莳榆枣，限三年种毕，不毕夺其不毕之地。于是有口分、世业之制，唐时犹沿之。嗟乎，人君欲留心民事，而创百世之规，其亦运之掌上也已。宋林勋作《本政》之书，而陈同父以为必有英雄特起之君，用于一变之后，岂非知言之士哉。
○开垦荒地明初，承元末大乱之后，山东、河南多是无人之地。洪武中，诏有能开垦者，即为己业，永不起科。至正统中，流民聚居，诏令占籍。景泰六年六月丙申，户部尚书张凤等奏：“山东、河南、北直隶并顺天府无额田地，甲方开荒耕种，乙即告其不纳税粮。若不起科，争竞之涂终难杜塞。今后但告争者，宜依本部所奏，减轻起科，则例每亩科米三升三合，每粮一石科草二束，不惟永绝争竞之端，抑且少助仓禀之积。”从之。户科都给事中成章等劾凤等不守祖制，不恤民怨，帝不听。然自古无永不起科之地。国初但以招徕垦民，立法之过，反以启后日之争端，而彼此告讦，投献王府、勋戚及西天佛子，无怪乎经界之不正，赋税之不均也。
○苏松二府田赋之重丘浚《大学衍义补》曰：“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府又居两渐十九也。考洪武中，天下夏税秋粮以石计者，总二千九百四十三万余，而浙江布政司二百七十五万二千余，苏州府二百八十九千余，松江府一百二十万九千余，常州府五十五万二千余。是此一藩三府之地，其田租比天下为重，其粮额比天下为多。今国家都燕，岁漕江南米四百余万石，以实京师。而此五府者，几居江西、湖广、南直隶之半。臣窃以苏州一府计之，以准其余。苏州一府七县，其垦田九万六千五百六顷，居天下八百四十九万六千余顷田数之中；而出二百八十万九千石税粮，于天下二千九百四十余万石岁额之内。其科征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
杜宗桓《上巡抚侍郎周忱书》曰：“五季钱氏税两浙之田，每亩三斗。宋时均两浙田，每亩一斗。元入中国，定天下田税，上田每亩税三升，中田二升半，下田二升，水田五升。至于我太祖高皇帝受命之初，天下田税亦不过三升、五升，而其最下有三合、五合者。于是天下之民咸得其所，独苏、松二府之民则因赋重而流移失所者多矣。今之粮重去处，每里有逃去一半上下者。请言其故。国初籍没土豪田租，有因为张氏义兵而籍没者，有因虐民得罪而籍没者。有司不体圣心，将没入田地，一依租额起粮，每亩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以上，民病自此而生。何也？田未没入之时，小民于土豪处还租，朝往暮回而已。后变私租为官粮，乃于各仓送纳，运涉江湖，动经岁月，有二三石纳一石者，有四五石纳一石者，有遇风波盗贼者，以致累年拖欠不足。愚按宋华亭一县，即公江一府。当绍熙时，秋苗止十一万二千三百余石；景定中，贾似道买民田以为公田，益粮一十五万八千二百余石。宋末，官民田地税粮共四十二万二千八百余石，量加圆斛。元初田税比宋尤轻，然至大德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