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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位出色的传教士尚未享有为耶稣基督抛洒热血的福分，但他被迫每日去做以及忍受的却是一个连续性的殉教者，这种殉教者比那些在经过酷刑后被夺去生命的殉教者要艰难得多。他在致信给王致诚（JeanDenis Attiret）神父时写道：“我非常感谢您送给我的那幅科尔（Coeurs）教皇陛下的双面画（la double peinture），这幅画幸运地逃脱了火灾、水灾以及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几乎剥夺殆尽的贪婪等等的危险。”在我几个月前收到的他的来信中，他写道：“失去钱财，不再拥有用于我们食宿开销的经费来源算不了什么，最糟糕的是在我们大多数基督徒当中，有人被搜查，有人被关入牢房，有人被棒打；此外还存在着令人气愤的反对基督教的告示和背叛基督教的行为……但是，这位值得崇拜、和蔼可亲的上帝对事物已做了这样的周密安排，以至于我们所有得到恩典的行动都只应当求助于他来减少事件中不幸的一面。”
事实上，当人们有更多的理由相信这场风暴将在嘉类思神父四处传教的省份使传教事业前功尽弃时，准是因为有了神的保护的奇迹，这一场如此强烈的风暴才可能像这样被平息。当我们处于极度不安的时候，当一切似乎均令人绝望的时候，平静突然通过信使和其他被囚禁的基督徒的获释显示出来。但是，同它将在江南（Kiang…nan）省对葡萄牙耶稣会士最兴旺发达的传教区之一造成的可怕破坏相比，这场风暴并不仅仅对湖广（Hou…quang）省产生威胁。我至为尊敬的神父，您可以通过以下的叙述作出这样的判断：
在乾隆十九年的第二个四月或闰月，也就是1754年5月底左右，一位信使来到了葡萄牙中国传教会副省会长费里克斯·德·罗萨（Felix de Rocha）神父处，并带来了一封由一位中国的耶稣会士给其上司写的信，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信中把一些最令人悲伤的消息告诉了后者。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告诉后者说，在江南传教的葡萄牙耶稣会士郎若瑟（Araujo）神父已经被捕，并在他被拖入的衙门中受到官员的拷问。这位中国的耶稣会士补充道，许多基督徒也遭受到了同样的命运，并且人们已经公布了所有在这一省份传教的欧洲传教士的体貌特征。
中国耶稣会士并未在信中涉及详情，但送来此信的信使补充了许多具体情况。对于后者补充的这些具体情况，人们不应该完全相信，因为中国人非常善于夸张，尤其是在显示不幸时更是如此。不过，人们确实有太多的理由猜想，这一赋予大批虔诚的基督徒巨大希望的传教会行将毁灭，并且所有正在此处行使圣职的传教士即将被捕。正当人们不知所措之际，又来了第二个带信的人。这是一位曾在北京生活过的基督徒，并在我们葡萄牙神父的传教会中当佣人。他带来了令人沉痛的消息：五位欧洲的耶稣会士已经被捕，大约八百名基督徒的家庭被人告发，这些人每天要到负责处理此事的官员的衙门中自首。他叙述了许多他亲眼目睹以及在那里从见证人处获悉的事情。据说，郎若瑟神父有幸在有人对他施予酷刑使其遍体鳞伤时仍公开表明自己在余生中对耶稣基督的信仰。人们并没有提及其他受苦受难的传教士，而人们要想知晓这一事件的整个详情，就应该从这些传教士本人那里去了解，因为跟您实说吧，中国人的叙述往往因善恶不分而使人产生怀疑。可以肯定的仅仅是以下几点：五位葡萄牙耶稣会士已被逮捕；郎若瑟神父已被多次提审；大量基督徒也具有和郎若瑟神父一样的遭遇；某些受刑者已被打成残疾；另一些人做好了坚强地忍受酷刑、审问的准备，并勇敢地表明对耶稣基督的信仰。
接下来我将和您谈谈与王致诚神父有关的事情。我已经对您讲了他以皇帝的随行人员身份所作的鞑靼之行；他被任命为官员以及勇敢地拒绝了一项要职——因为若赋予他一种帝国当中的身份，可能会使他在某些时候忘记谦卑。出于他对自己愿为之献身的至高无上的主的热爱，他希望通过做一个我们修会的普通神父，全心全意地为主奉献他的一切才能。
关于皇帝要王致诚神父到鞑靼，以及随后通过任命他为官员对其进行奖赏的原因，需要作些解释。我想通过补充必要的开场白以及与之相关的所有情况来向您解释其中的原因。
在准噶尔（Tchongkar），即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地区曾发生过一场动乱。这些由鞑靼君主们统治的国家南邻西藏，东接臣服于中国的鞑靼人、吉尔吉斯人（Kalkas）以及蒙古人占据的地区，西邻信仰伊斯兰教和游牧的鞑靼人占据的地区，北接西伯利亚的部分地区。在最后一位准噶尔君主死后，一位具有王族血统的喇嘛开始成为一个强大的派别的首领，并最终通过损害其竞争对手们，尤其是应当自然地占据王位的竞争对手的利益，使自己得到了承认。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一部分钱德明神父（2）
这位新的统治者是一位好动、不安分、胆子颇大，且因其最初的成功而甚为自负的人。由于对自己的机灵和好运极为自信，他又有了新的企图。他觉得臣属于中国的吉尔吉斯人与之相邻不好，就开始着手征服他们。他向皇帝提出了一个可笑的建议，要皇帝把这些吉尔吉斯人让给他。他的理由是，这是一种转归为其王位的权利，并说过去的准噶尔君主曾拥有这种权利，而他亦决心竭尽全力使自己也具有这种权利。
皇帝对其提出的要求所作的答复仅仅是，请他本人臣属于帝国，同时向他提议在那里建立一个一等的辖区，并让他继续拥有王位。已成为准噶尔君主的喇嘛觉得这样一种建议使其自尊受到了伤害。他让人回答道，他在自己的国家里拥有和皇帝在其国家里一样的统治权，他绝不想接受皇帝的约束。他向皇帝宣称，战争以及军队将决定他们两者当中究竟应当由谁来接受吉尔吉斯人的臣服与贡品。
由于在篡权者的臣民中几乎不可能没有不满分子，而他们的不满只是在等待有利的爆发机会。这些不满分子当中经验最丰富的人得出结论说，为了有利于所有与这位暴君为敌的人，就应当假设皇帝具有善良的愿望，同时利用这种愿望。于是，他们暗中进行了秘密活动。在他们的策划下，数以万计的人在带着他们的家人以及所有行李逃离他们的祖国后投奔皇帝，并承认皇帝是他们的统治者和主宰。
皇帝热情地接受了他们。他在中国鞑靼人居住的地区划给他们一块地方，允许他们在那里定居。皇帝任命了一些官员，这些官员的职责是使这些人什么东西都不缺，或更为可能的是，关照他们的行为。他给这些人送去了巨额钱财，以及各种各样数量可观的生活必需品。一言以蔽之，他要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状态，即使他们在其新的住地过上一种远比其在自己的国家所过的生活要方便得多的生活。在投诚者当中有不少非同寻常的人，皇帝命令这些人前往热河（Gehol）。热河是中国的鞑靼人的所在地，皇帝每年均要来此狩猎取乐。在这里，有着一些与北京周围的宫殿几乎一样漂亮的宫殿。陛下的意图是在册封仪式上接受这些人作为其臣民，赐给他们由这种场合的仪式所确定的盛宴，并根据他们的出身以及所处的级别授予他们在自己的祖国若受宠的话有望被授予的头衔。
这些新的迁移者毫不迟疑地与一些皇帝钦定的人奔赴他们受命前往的地方。当一切就绪时，皇帝亲自离开了圆明园，并在满朝文武官员、王公显贵的陪同下前往热河。只有一小部分官员未与皇帝同行，因为皇帝要他们留在北京处理政务。
只有当皇帝不在时，那些在皇帝眼皮底下工作的人才会有一点点自由。王致诚神父想利用这一机会重新形成宗教热忱，并在我们每年要做的为期八到十天的退省（la retraite）中重新获得人们在此同样需要，甚至比任何其他地方更为需要的精神力量。他从农历五月六日的晚上开始退省，根本想不到将会发生的事情。第二天早晨4时左右，皇帝重要的司酒官（le grand échanson）德公（le comte Té）带着陛下派王致诚神父赴鞑靼的圣旨到达在海淀（HaiTien）的兵营。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位可贵的神父已来到北京从事退省。于是，人们须来到北京向他宣读要他动身出发的圣旨。被派来宣旨的官员有两位，德公在他于海淀休息时住的旅舍里等候。自以为有整整八天时间单独与上帝度过的王致诚神父只得从清静中摆脱出来，立即赶往德公的住地以便准确地了解陛下的意图。德公一见到王致诚神父就说，他要宣读的圣旨只是要神父立即动身，皇帝希望后者在三天内到达。此外，他不知道人们要后者干什么，但很有可能陛下想让后者画几幅外国人的肖像，这些外国人是陛下将在册封大典上接见的主要对象。德公补充道：您别再担心了。这里是皇帝命我交给您的五十两银子，您只要尽可能快地出发就行了。如果我们今天就可动身，那就再好不过了。我受命为您及佣人提供一切所需要的东西。我将把自己骑的马给您。我所有的衣服只要您觉得合适任由挑选。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既有在城里穿的服装，又有赶路时穿的服装，它们的长度、形状及其搭配各不相同。如果穿着与具体场合、地点和季节不相符的服装上朝，那将会非常失礼。
王致诚神父谢绝了德公的马。他对德公说，他每天入宫时骑的母骡同样可以赶路。但他接受了德公的衣服，因为在如此之短的时间里，他不可能让人给他做好合适的衣服。就这样，这位可贵的神父所要考虑的就只是普通的准备工作。他待在我们在海淀的屋子里，并在那里用余下的时间准备颜料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