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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人们被迫去承担的极端繁重的工作只是在几乎只有欧洲人才能胜任的必要情况下才交付给欧洲人去做的。由在位君主的先皇为向某些有才能的满族子弟教授拉丁语而设立的皇家学堂（le collége impérial）只存在了十五年左右，该校没有开设过任何把满文译成拉丁文的课程。继巴多明神父之后，宋君荣神父有幸担任了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以及首席教师。
始终对其服务感到满意的朝廷不止一次地公开表示了对宋君荣神父的满意之情，有时是以赞颂之辞来表示，有时则通过赏赐小礼物来表示。朝廷还很想用外在的荣誉标志来对他进行奖赏，但由于人们知道他并不看重它们，所以一直没有这样做。
先生，如果我在向您叙述有关您故友的事情时扯得过远的话，还得请您多多包涵。由于您只了解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情况，所以我很想让您通过他所做的所有值得敬佩的事情，尤其是其在宗教方面的所作所为使您对他有更多的了解。他在其所处的极为不利的时期中，为传播基督教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他曾有幸在两次不同的场合中在尘世的审判者（les juges de la terre）面前捍卫基督教，并拯救了数以千计的儿童的灵魂，因为若不是宋君荣神父用他每年收到的来自欧洲的那一点善款去供养教理讲授者的话，后者或许将被剥夺受洗的恩典。虽然宋君荣神父在传教中不会忽视任何儿童，但他尤其对被遗弃或濒临死亡儿童的受洗事宜格外关注。
对宋君荣神父的才能充分赏识的彼德堡皇家科学院在1747年使他有幸成为其杰出团体中的一员。先生，请您允许我提醒您注意记住此事，即正是您使他以通讯院士的身份入选皇家科学院的。此后不久，时任伦敦皇家协会秘书的著名的德·莫尔蒂美尔（de Mortimer）先生建议他申请加入这一学术团体，并向他保证，只要他本人对提出申请不觉得有何不方便之处，该学术团体很乐意赋予他这一荣誉。为了表示对他的尊重，皇家铭文与美文研究院请他在论文完成时提交他的论文。他的信件、论文以及其他著作经常被作为该院院士的弗雷埃先生等第一流的学者引用，并始终受到好评，而这也清楚地表明了他在这一杰出的学术机构里受到重视的程度。
作为一名勤劳的在其工作时始终不知疲倦的人，宋君荣神父在中国首都的三十六年时间里从未有过身体虚弱的时候。这次把他引向坟墓的严重的痢疾也是他这么多年来第一次得病。他在7月7日首次感觉到自己患了痢疾，并且愈来愈严重。尽管我们百般照料，他仍在半个多月后离开了我们，享年七十一岁。
宋君荣神父于1689年7月4日出生于阿尔比热瓦（Albigeois）省上朗格多克市的加亚克（Gaillac），1759年7月24日逝世于北京。他接受了临终圣事。他在其最后的时刻迎来了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而这种精神上的顺从与安宁正是始终遵循最纯粹的基督教准则的基督徒的真实特征。谨致崇高的敬意。
《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 第二部分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1）
耶稣会传教士嘉类思神父致法兰西世卿诺瓦荣伯爵兼主教的信
（1759年9月12日于中国）大人：
我只是在今年才收到承蒙您于1755年赐予我的大函。
您希望得到稍微详细一些的消息。尽管我通常几乎没有足够平安的处境来写这样的信件，但我将尽我所能来服从您的旨意，我将只在信中告诉您我脑子里记得最清楚的相关事情。
我进入湖广省大约已有三年时间了。在这期间，我几乎走遍了当地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方。我看到，在上帝的保佑下，基督教在许多人的心灵当中得到了传播，而神圣的主还在以仁慈的眼光注视着他的这一部分遗产。在法国的某些人以为，自从康熙皇帝统治时期流行的基督教的公开传播遭到禁止，并且所有在各省的传教士被遣送到澳门之后，除了首都，在中国的传教事业已完全被消灭，或者说已迅速地走向全面的衰落。而在首都的传教事业之所以能够幸免于难，则是因为受惠于在京传教士所拥有的技艺以及皇帝对他们的保护。当我还在法国之际听到人们这样说之后，我几乎信以为真，并以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以为上帝已不需要我们再在那里为他服务。尽管如此，我依然没有放弃前往中国的念头，因为我相信上帝还需要我根据他的意愿，去注视在中国的传教活动的一切进展，并且在需要的情况下，去充当这一传教活动受到完全摧毁的见证人。好几个世纪以来，我们神圣的信仰在欧洲得到了维持，并且在没有得到任何人世间显贵的保护，甚至还受到种种阻挠的情况下神奇地传播开来。因此，这一神圣的信仰也同样应当在中国的这些地区得到维持与传播。我们希望，这将是上帝对这一繁荣的帝国所持的仁慈看法。
在康熙皇帝的继任者雍正皇帝公开向我们神圣的宗教宣战，并且驱逐所有在各省传教的传教士之后，逃往澳门避难的传教士们很快就摆脱了这一打击所引起的沮丧。我们当中的一位神父希望率先尝试一下，我们是否能够在基督教明确被禁的情况下悄悄地返回中国，小心地、秘密地维持我们以前曾公开进行的传教活动。
在上帝的保佑下，这位神父在取得了成功之后，又返回澳门寻求帮助。许多属于其他基督教团体的神父也循着他的路线前往中国。渐渐地我们重新回到了曾被驱赶的所有有基督徒居住的地区。只是我们曾拥有的，并且可以用来体面地举行表示奥义的仪式的教堂丝毫没有归还给我们，这些教堂在我们被迫流亡期间或被没收，或被用于非宗教用途。首位邀请我们的基督教徒的家就成了我们的教堂。毋庸置疑，我们完全希望皇帝以及帝国中的所有显贵能够大彻大悟，并最终归信基督教，因为许多臣民，也许是所有的臣民都会效仿他们的君主。但是，要想做到这一点，除非上帝惠予我们一个巨大的奇迹。我不甚清楚目前的处境是否有过去的处境那样的价值，但我知道，对我们而言，目前的处境可能比后者更具有价值。通过目前的这种处境，我们的教会神职以及我们的作用将变得更加符合使徒的教义；通过目前的处境，我们将能够得到上帝更多的奖赏。作为不敢在任何地方停留，而且也没有人敢收留他们的被驱逐者，我们这些传教士一时无家可归，四处流浪。几年来，我们还目睹了在不同的地方与不同的时间里，各种各样的打击是如何落到了我们的同道身上。一些圣多明各教会以及本会的教士因为信仰基督教而被处死，而另一些教士则被投入了监狱或遭受严刑拷打。这些受到迫害的人是率先进入这种美好历程的人。如果我们永远不配享有同样的命运的话，那么我们可从他们身上得悉我们应当担心，或更确切地说，应当期望的事物。当我们有时从知县或巡抚的衙门前经过之际，不可能在看到所有这些布满在大门前的打手和士兵时坦然自若，因为我们几乎每一天都有可能落入这些人的魔掌。当基督教可以公开传播时，我们可以毫不畏惧地进入这些衙门。在衙门内掌管事务的中国官员会请我们和他一起用膳，并要人们尊敬我们。而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敢出现在他们面前，因为后者将会把我们当做犯人。大人，如果要我在目前的处境与先前的处境之间进行选择的话，我宁愿选择前者。
那么，我们力图在这一帝国传播的基督教失去了它真正的财富了吗？在那些带着某种过于合乎人情的目的加入基督教以及基督教并未在其心中扎根的人当中，有不少人在遭受迫害时会放弃信仰。在不同地方展开的各种各样的迫害（这些迫害有的发生于雍正皇帝统治时期，有的发生于当朝皇帝统治时期）也许能够把滥竽充数者分辨出来。地位显赫、家境富裕的基督教徒因为过于眷恋其每时每刻都害怕失去的财产与地位，往往在基督教受到迫害时表现得最为软弱。尽管在不同省份当中还有个别这类的基督教徒存在，但人们可以断言，此类基督教徒的数目屈指可数。那么，依然还留在本教的基督教徒们表现又如何呢？大部分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通过为捍卫基督教而受苦受难来表明其信仰。在上帝的保佑下，这类公开表明信仰的基督教徒在中国并非凤毛麟角，很少有教区不存在若干名这样的基督教徒。那些还没有公开表明信仰的人则完全知道他们若留在基督教内或要求受洗（如果他们还没有接受洗礼的话）会面临何种危险。
我不是很了解这些被托付给我们四位法国耶稣会士以及作为其助手的三位中国耶稣会士的省份。我没有其他神父的人名录，但通过我们每年让人印制的用来庆贺新年的日历的数目来判断，我们拥有的基督教徒家庭（不论是生活在船上还是在陆地上）的数目在2000~3000之间。我这里只包括了我们在湖广，也就是说大致是在湖南与江西省内的基督教徒。
本会的葡萄牙神父以及其他修会的传教士在南京（Nankin）省和浙江（TéKiang）省内拥有同样多的基督教徒。注意到这一点的是我们在北京的法国神父。尤其是在北京，由于那里有传教的自由，其基督教徒的数目应当颇为可观。除北京之外，在这一帝国所有其他的省份都有一些来自不同宗教团体的传教士。根据他们的神召的精神，热忱地为上帝的葡萄园而工作，他们不可能缺乏众多的被征服者。在被托付给我的那个小小的地区里，从去年9月开始一直到现在，就我而言，我已经听了一千三四百人的忏悔，举行了一百五十次洗礼，其中有八十七名受洗礼者为成人。为了收获这小小的丰收成果，我曾经四处奔波，并因此相当疲惫。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