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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主教也以为我不如从此脱离。他们不愿再在我的身上耗费徒然的教诲了。这在我现在看来，也好似一种不露相的好运。因为我很疑惑如若我当时依旧读下去，而终身穿上了一件牧师的长袍之后，我是否真能够心口如一啊！这种对于神学家和一般的教徒所需信仰的信条的反抗意念，在我看来，实在差不多近于我所谓“背叛”了。
当这个时候，我已达到深信基督教的神学家实是基督教的大敌的地步。他们有着两个我最不能了解的矛盾点：第一，他们将基督教的信仰的整个结构完全系在一只苹果上。如若亚当没有吃苹果，世上即不会有原始的罪恶；如若世上并没有原始的罪恶，世上便不需要什么救赎。不论那只苹果在象征上有怎样的价值，但这一点终是极显明的。基督本人从来没有提起过原始的罪恶或救赎这件事情，所以它其实是并不符基督的训诲的。总而言之，我从研究文学之后，我也如现代的美国人一般，不能意识到我有着什么罪恶，而且绝不相信我有罪恶。我所能意识到的就是：上帝只要能如我的母亲爱我一般的一半，他便绝不会将我打到地狱里边去的。这是我内心意识里边的一次最后的行为，不论为了那一种宗教，都不能不承认其为事实。
还有一个问题，在我看是尤其不合理的。这就是：当亚当和夏娃在蜜月中吃了一只苹果时，上帝即异常大怒，罚他们的子孙世世代代的为了这一件小小的罪过而受罪，但是，当同是这班子孙将上帝的独子害死时，上帝却异常快活，将他们一起赦免。不论人们对这件事有怎样巧妙的解释相论据，我总认它是极不合理的。这也就是使我不自在的末了一件事情。
我在毕业之后，还依旧是一个很热心的基督徒，会自动地在北京的清华学校（非教会学校）里边组织了一个主日圣经班，这事并曾便当时的许多同事教员心里很不高兴。这圣经班的圣诞日集会使我最受痛苦，因为我是在拿一件我自己所不相信的伪事在那里告诉给中国的儿童听。自从我将一切都藉着理智破解之后，留在我心中的就只剩了爱心和恐惧两件事：一种渴望能依赖一个全智的上帝，庶使我可以觉得快乐的爱心，如若没有了这个一再抚慰的爱心，我便不能如此快乐和安宁——和堕落到孤儿世界中去的恐惧心。最后我居然获救了。我和一位同事辩论说：“如若没有上帝的话，人民便不肯行善，而世界必将颠倒了。”
“不然。”我的孔教同事回说，“因为我们都是懂道理的人类，所以我们应该能够过一种合于道理的人类生活。”
这个令人崇尚人类生活尊严的说法，割断了我和基督教的最后一丝关系，从此之后，我便成为一个异教徒了。
现在我已完全明白了。异教的信仰是一种更为简单的信仰。它没有什么假定之说，也无需做什么假定之说。它专就生活事实而立论；所以使良好的生活更为人所崇尚。它在不责善之中，使人自然知道行善。它并不藉着种种假定的说法，如：罪恶、得救，十字架、存款于天上，人类因了上天第三者的关系，所以彼此之间有一种彼此应尽的义务等——都是一些曲折难解，难于直接证明的事情——去劝诱人们做一件善事。如若一个人承认行善的本身即是一件好事，他即会自然而然将宗教的引人行善的饵诱视做赘物，并将视之为足以掩罩道德真理的彩色的东西。人类之间的互爱应该就是一件终结的和绝对的事实。我们应该不必藉着上天第三者的关系而即彼此相爱。基督教在我看来，好似已使道德成为一件非常困难，非常复杂的事情。而罪恶倒反而是一件极易动人，极自然和极可悦的东西。在另一方面，异教主义倒好似能够将宗教从神学里边拯救出来，而恢复了它的信仰的简单性和感觉的尊严。
其实，我颇已看出有许多神学的谬说怎样从第一、第二、第三世纪中渐渐的产生，将“山上训诲”的简单真理歪曲成一种严厉、不合人情、自以为是的结构，以供一个祭司阶级自私的利用。从“启示”这个名词即能看出其中的隐情。这启示就是一种授予一个先知的特别秘密或神圣的计划，由这先知以师生授受的方式世代传袭下去；这启示也是各种宗教中从回教和摩门教到活佛的喇嘛教和爱迪夫人的基督教科学所都具有的，以便他们可以各自握着当做一种得救的特有的注册专利品。凡是祭司阶级都是依赖这个启示为他们的日常食粮而获得生活。“山上训诲”这个简单真理必须修饰起来，上帝所重视的百合花必须将它镀上金子。于是我们就有了“第一个亚当”，“第二个亚当”，如此类推下去。圣保罗的逻辑在基督教的早年时代似乎是很能动人听闻，令人很难于责难的。但在现在较为乖滑较富于意识的人的心目中，则便似十分勉强，缺乏力量了。而崇尚启示的弱点即在这种亚洲式的推论逻辑和现代对真理的较为乖滑的领悟之间，显露于现代人的眼前了。所以，只有藉着回到异教主义，和不承认启示，一个人方能回到原始式的（在我看来是较为满意的）基督教。
所以说一个异教徒为不信宗教的人是错误的：其实他所不信的不过是不信各式各样的启示罢了。一个异教徒是必然信仰上帝的，不过他因恐旁人误会，所以不肯说出来。中国的异教徒都是信仰上帝的，文学中所用以表示这个上帝的名词，其最常见者就是“造物者”。惟一的不同点就在：中国的异教徒很诚实地听任这位“造物者”隐处在一个神秘的彩媟中，不过对他表示着一种尊畏和虔敬，而即以为足够了。对于这个宇宙的美丽，对于万物的巧妙，对于星辰的神秘，对于上天的奇伟，和对于人类灵魂的尊严，他都是能领会的。他接受死亡，他接受痛苦，视之不过为生命中所不可免的东西，视之如旷野的阵风，如山间的明月，而从无怨言。他以为“委心任运”乃是最虔敬的态度和宗教信仰，而称之为“生于道”。如若“造物者”要他在七十岁死亡，他便坦然在那时去世。他又相信“天理循环”，所以世界绝不会永远没有公道。此外，他便无所求了。
第十二章 思想的艺术
合于人情的思想之必要
思想是一种艺术，而不是一种科学。中国的和西方的学问之间，最大的对比就是：西方太多专门知识，而太少近于人情的知识；至于中国则富于对生活问题的关切，而欠于专门的科学。我们眼见在西方科学思想侵入了近于人情的知识的区域，其中的特点就是：十分专门化，和无处不引用科学的与半科学的名词。这里，我所谓“科学”的思想，是指它在一般的 意义上而言，而尚不是真正的科学思想，因为真正的科学思想是不能从常识和幻想分析开来的。在一般的意义上，这种科学思想是严格的、合于逻辑的、客观的、十分专门化的，并在方式和幻想的景物中是“原子式”的。这东西两种形式的学问，其对比终还是归结于逻辑和常识的冲突。逻辑如若剥去了常识，它便成为不近人情；而常识如若剥去了逻辑，它便不能够深入大自然的神秘境界。
当一个检视中国的文学和哲学界时，他将得到一些什么东西呢？他会察觉那里边没有科学，没有极端的理论，没有假说，而且并没真正的性质十分不同的哲学。例如中国诗人白居易，他不过藉儒道以正行为，藉佛教以净心胸，并藉历史、画、山、河、酒、音乐和歌曲以慰精神罢了。他生活在世界中，但也是出世的。
所以，中国即成为一个人人不很致力于思想，而人人只知道尽力去生活的区域。在这里，哲学本身不过是一件很简单而是属于常识的事情，可以很容易地用一两句诗词包括一切。这区域里面没有什么哲学系；广泛地说起来，没有逻辑，没有形而上学，没有学院式的胡说；没有学院式专重假定主义，较少智力的和实际的疯狂主义，较少抽象的和冗长的字句。机械式的惟理主义在这里是永远不可能的，而且对于逻辑的必须概念都抱着一种憎恶的态度。这里的事业生活中没有律师，而哲学生活中也没有逻辑家。这里只有着一种对生活的亲切感觉，而没有什么设计精密的哲学系，这里没有一个康德或一个黑格尔，而只有文章家，警语作家，佛家禅语和道家譬喻的拟议者。
中国的文学，以其全面而言，我们粗看似乎只见大量的短诗和短文，在不爱好的人们看起来，似乎是多得可厌，但其中实有种种的类别，和种种的美点，正如一幅野外景色一般。这里面有文章家和尺牍家，他们只需用五六百个宇，便能将生活的感觉表示于一篇短文或短札中，其篇幅比了美国低级学校儿童所做的论说更短。在这种随手写作的书札、日记、笔记和文章中，我们所看到的大概是对一次人生遭遇的评论，对邻村中一个女子自尽的记载，或对一次春游、一次雪宴、一次月夜荡桨、一次晚间在寺院里躲雨的记载，再加上一些这种时节各人谈话的记录。这里有许多散文家同时即是诗人，有许多诗人同时即是散文家，所有的著作每篇至多不过五七百宇，有时单用一句诗文即能表出整个的生活哲学。这里有许多警喻、警语和家信的作家，他们写作时都是乘兴之所到，随后写去，并不讲究什么严格的系统。这使系派难于产生。理智阶级常被合于情理的精神所压伏，尤其是被作家的艺术的感觉性所压伏，而无从活动。事实上，理智阶级在这里是最为人所不信任的。
我无须指出逻辑本能乃是人类灵心的一种最有力的利器，因而科学的成就成为可能。我也知道西方的人类进步至今还是在根本上由常识和批判精神所统制着，这常识和批判精神是比逻辑精神更为伟大的东西，我以为实在是代表着西方思想的最高的形式。我也无需明说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