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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生现实性和人生精神性的感觉，中国的人性主义是赞成的，或者可以说它是得到中国人全部思想方法和生活方法的赞成的。筒单讲来，中国的哲学，可说是注重人生的知识而不注重真理的知识。中国哲学家把一切的抽象理论撇开不谈，认为和生活问题不发生关系，以为这些东西是我们理智上所产生的浅薄感想。他们只把握人生，提出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我们怎样地生活？”西洋哲学在中国人看来是很无聊的。西洋哲学以论理或逻辑为基点，着重研究知识方法的获得，以认识论为基点，提出知识可能性的问题，但最后关于生活本身的知识却忘记了，那真是愚蠢琐碎的事，像一个人，只谈谈恋爱求求婚，而并不结婚生子；又像操练甚勤的军队不开到战场上去正式打仗。法国的哲学家要算最无谓，他们追求真理，如追求爱人那样地热烈，但不想和她结婚。
运气是什么
道家不信幸运和命运的这种思想，对中国人好悠闲的性格的形成，有着很重要的关系。道家的重要思想是戒过度，性格胜于事业，静胜于动。一个人能不受祸福的扰动，才能获得内心的宁静。道教哲学家淮南子曾写过一篇很有名的寓言，名叫《塞翁失马》。
近塞上之人，有善术者，马无敌亡而入胡。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数月，其马将胡骏马而归。人皆贺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为祸乎？”家富良马，其子好骑，堕而折其髀。人皆吊之，其父曰：“此何遽不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壮者引弦而战。近塞之人，死者十九。此独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显而易见，这种哲学，使人能够忍受一些折磨而不烦恼，他相信祸福是相连的，正如古钱必有正反面一样。这种哲学使人能得到宁静，不喜忙劳，淡于名利。这种哲学似乎是说：“你以为不要紧，便什么都不要紧了。”成功的欲望和失败的恐惧，两者是差不多的东西，有了这个聪明的意念，成功的欲望就不会大热切了。一个人的事业越是成功也越怕失败。不可捉摸的功名报酬及不上隐晦所得的利益。在道家看来，有识之士在成功时是不以为自己成功的，在失败时也不以为自己是失败。只有一知半解的人才把外表的成功和失败当做绝对真实的事情。
佛道二家的区别在于佛家的意念是要一个人无求于世，道家的意念却相反，要一个人不被世人所求。世上最快乐的人，也就是不被世人所求的无忧无虑的人。道家最有名最有才智的哲学家庄子，他时常告诫我们，不要太著名，也不可太有用。太肥的猪要被人杀死，去供神；羽毛太美丽的飞禽，易遭猎户的注意。他又说了一个譬喻：说两个人协同去掘坟，偷窃死人所穿戴的衣物，为了要得到死人口中所含着的珍珠，竟连死人的头颅，连同颊骨和下颚都用铁锤给敲碎了。
为什么不去过悠闲的生活呢？这是这些哲学理论的必然结论。
美国三大恶习
“一个人以为不要紧，就什么都不要紧了。”这种中国人所特有的美妙的观念，同美国人的观念形成了奇特的对比。人生真的是要麻烦到“心为形役”的境地吗？这种观念被悠闲哲学的崇高精神所排斥。在一家工程公司的广告上，我曾看到一条大字标题：“差不多正确是还不够的。”这是我们所见到的最特殊的一张广告。求全的欲望已近于淫。美国人的错处也就是一定要把已经差不多正确的东西造成更正确些；而中国人则以为差不多正确已经是够好的了。
讲求效率，讲求准时，及希望事业成功，似乎是美国的三大恶习。美国人所以那么不快乐，那么神经过敏，原因是因为这三种东西在作祟。于是享受悠闲生活的天赋权利被剥夺了，许多闲逸的、美丽的、可爱的下午被他们错过了。一个人第一步应相信世界上并无灾难，也应相信“把事情放着不做”比“把事情做好”更要高尚。大体上说，一个人在接信后马上写回信，结果是好坏各居其半。如果不写回信，虽然一个人也许会错过几次良好的约会，但也会避免几次不欢而散的约会。假如把搁置在抽屉里已三个月的信件拆开来看一下，觉得多数的信是毋需答复的；三个月后再拿起来看，那么你竟或觉得全无答复的必要了，答复只是把光阴浪费掉。写信实也可以变成一种罪恶，它使写信者变成推销货品的优等掮客，能使大学教授变成有效率的商业经理。在此种意义上，对那些时常上邮局的美国人抱轻视心理的梭罗，使我颇能了解他。
讲求效率能够把事情做完，而且做得甚是良好，这是毋庸争论的。我老是不喜欢用中国的自来水龙头，而喜欢美国制造的，那也是一种安慰，因为美国所制的自来水龙头不漏水。可是我们对大家“必须有用，必须有效率，必须做官，必须掌握大权”的这个旧观念，我们不约而同地回答：“世界上自有许多傻子，他们愿意做有用的人，不怕烦恼，劳碌终日，喜欢掌握大权，而自会将一切事业都办好的。”紧要的问题却是：是谁比较聪明——悠闲者，还是劳碌者呢？我们不赞成讲求效率是因为讲求效率太费功夫，为了想把事情做得十全十美，连享受悠闲的乐趣也失掉，并且连神经也跟着损坏了。美国有一个杂志编辑，为了要严密校正错字，就连头发也校得灰白。中国的编辑便聪明得多，他把几个没校出来的错字留下，以便增加读者发现错误的乐趣，增加读者细心观察的能力。不但这样，并且中国杂志上，都是按期刊登一篇连载小说，登了几期之后，便突然失踪，而读者和编者也就淡忘了。这在美国，那编辑或许因此会大受攻击，但中国的编辑是没有关系的，原因就是没有关系而已。美国工程师在建设桥梁时，核算准确，两端的接榫点，一寸的十分之一也不会相差。要是两个中国工人，在山的两面分掘山洞，结果是会掘成两个进口，两个出口。只要山洞掘得出，中国人就觉得是没有关系的，有两个山洞反而可以筑双轨铁道了。如并不匆忙的话，两个和一个是没有关系的，山洞总是山洞，掘也算掘了，工作也算完毕了，要是火车能够行走如常，那也就算不错了。中国人也极守时，不过你须给予他们充足的工作时间。只要这规定的时间是够长的话，那么他们总能把一份工作按照规定时间做完。
这种伟大的悠闲生活在现代工业生活的速度下使我们没法享受。何况，现在拿钟来计时，使每个人的脑中对于时间这件物事印下一种特异的观念，以致连我们聪明的人类也变成了钟。这种情形自然会传到中国。譬如一家雇用两万个工人的工厂，如若全数的工人都依着各人的兴趣随随便便依着自己的时刻进厂做工，这情形岂不要变得非常可怕，于是这种按时按刻的上工规则便定了出来，造成了生活之所以那样困苦，那样紧张。一个人如要在下午五时准时到达某地，结果连五时以前所有的时候，都会因此牺牲在预备这件事上。在美国，几乎每个成人都参照小学生上课方式去决定他自己的工作时刻——三时做这件事，五时做另一件事，六时三十分换衬衣，六时五十分上汽车，七时到达旅馆。这样一来，生活险乎失掉了他的重要价值了。
美国人过于注意安排时间，已使这件事渐臻于凄惨之境。他们不但把明天的工作时刻预先排定，不但把下星期的工作时刻完全排定，并且连下一个月的工作时刻也完全排好，甚至三星期后的一个约会时刻也会预先排定，这似乎是太过分了一些。一个中国人接到他朋友一张请帖时，不必答复他的朋友到或不到，如在请客名单上写一个“到”字，即表示要来的，不来的话呢，即写上一个“谢”字，这样就算了事，可是另有多数被邀者都直截了当地写上一个“知”字，意思即是已经知道，来不来不一定。一个即将离开上海的美国人或欧洲人，他会很有把握地告诉我说，他将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十九日下半天三时正，在法国巴黎参加一个委员会议，之后，又将在五月二十一日乘早班七时的火车直达奥京维也纳。假如我们要把一个人下午判处死刑，难道一定将行刑期判决得这样早吗？一个人既然做了自己的主人翁，难道竟不能随着他的趣味旅行，任着自己的意思来去吗？
但是美国人之所以不懂悠闲，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在：他们做事如上所述情趣太高，把工作看得高于生存，比生存来得紧要。世界上一切出名的艺术，大家都一定要求要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特性，我们的生活同样地也该要求他具有一种特性。但特性这种奇妙的东西是跟酒的醇熟一样的，它必须要静止着不动，并且还需要经过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制造出来的。在东方人的心目中，美国男女老少，一概都觉得十分好笑，因为他们统想做工作，用尽方法来获得宝贵的自尊心和使后起者尊敬。其实老年人做工作，正如在教堂上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