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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一个皇帝助臣下斗奢侈，可以想见奢风的盛行。士族过着奢侈生活，人民自然要受残酷的剥削。傅咸上书说“侈汰之害，甚于天灾”，这句话是完全合于事实的。因为天灾还有一定的限度，奢侈则互相比赛，没有止境，吸尽了人民的血汗才算是止境。
虚伪——士族起源于东汉的儒生，以守礼法为标榜。礼法的另一面就是十足的虚伪。例如何曾，号称孝子仁人。阮籍居母丧，不守礼法，何曾斥责阮籍违礼败俗，要求司马昭驱逐阮籍出中国。傅玄称何曾事亲尽孝，待人尽礼，是士人的典型。何曾死后，博士秦秀揭发他的丑行，说，何曾骄奢过度，声名狼藉，是悖谬丑恶的典型。傅玄秦秀都看到了一面，合起来正是礼法之士的全貌。王祥一类的官僚，也属于礼法之士，只是表现的形式比何曾一类人隐蔽些。
放荡——何晏是极端纵欲卑劣的腐朽人，又是老庄虚无学说的主要倡导者和清谈家的创始人。他著《道论》（《无名论》）、《德论》（《无为论》），大意说，一切事物和名誉，原来都是虚无的，把一切实有看作虚无才合于道，因为“道者惟无所有者也”。照他的所谓道说来，任何事情可以从心所欲地去做，反正都是虚无，并非实在。这种纵欲主义的唯我论，代表着士族的共同思想，他的《道德论》也就一直是处于统治地位的名论。士族中贾充、何曾、王祥、阮籍四类人，在纵欲主义上都是何晏的同道。区别在于前三类人是儒家学派，用礼法来掩饰纵欲。阮籍一类人是老庄学派，不拘礼法，任性放荡，用老庄来支持纵欲。
司马昭当政时，清谈家的代表人物阮籍、稽康、刘伶、向秀、阮咸、山涛、王戎七人，提倡老庄虚无之学。结合成所谓竹林七贤。按照这七个人的思想趋向，可以分为三个类型的放荡。礼法之士拥戴司马氏，为阮籍、嵇康等人所嫉视，他们标榜道德来攻击礼法，实际上也算是对司马氏表示不满。阮籍作《大人先生传》，稽康作《难张辽叔自然好学论》，反对礼法之士都很猛烈。不过，阮籍专反对礼法之士，对儒道两家则采取调和态度。《通老论》里说《易经》的太极，《春秋经》的元，《道德经》的道，都是一个意义，即法自然而为化的道。嵇康不只是攻击礼法之士，而且还猛攻儒家的六经。他给山涛的信里，明白反对司马氏，因此被司马昭杀死。刘伶一生只作一篇《酒德颂》，表示他最憎恶的人，就是那些礼法之士。向秀在嵇康被杀以前，灌园锻铁，隐居不仕，不愿依附司马氏。这些人的放荡，包含一些反抗礼法的意义，在三个类型中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阮咸是阮籍的侄子，一生沉湎在酒里，属于单纯纵欲的类型。他曾用大盆盛酒，有一群猪来饮酒，阮咸便和猪共饮。阮籍不允许儿子阮浑学自己的放荡，也不愿意阮家子弟学阮咸的放荡，因为在阮籍看来，自己是佯狂，不必学；阮咸是纵欲，不可学。山涛王戎都是司马氏集团的重要人物，热中名利，贪鄙无耻，口谈虚无，但并不反对礼法，并且还拥护礼法。山涛王戎以及稍后的王衍等人的思想，是士族腐朽性在文化方面的最高表现，是三个类型中最恶劣的一个类型。
《文选·古诗十九首》中有《驱车上东门》一首。诗中有“浩浩阴阳移，年命如朝露。人生忽如寄，寿无金石固；万岁更相送，贤圣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被服纨与素”等句。这首诗是东汉人所作，表现出死不可免、不如生前享乐的消极悲观思想。晋人伪造《列子》，其中《杨朱》一篇，正是《驱车上东门》诗的充分发挥，也是清谈家思想的真实记录。《淮南子·泛论训》说“兼爱尚贤右鬼非命，墨子之所立也，而杨子非之。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杨子之所立也，而孟子非之”。杨朱不信鬼神，这一点是有识见的。但因死后无鬼神而把当前的生命看作唯一可贵的东西，则是腐朽没落的思想。战国时期，盛行杨朱的“为我”“贵己”学说。老子庄子思想与杨朱学说有相同处，庄子尤为显著。魏晋清谈家形式上老庄并重，实际是偏重庄子。当时杀夺的政治情况使虚无思想得到发展的条件，士族制度使放荡行为得到实行的保证，《杨朱篇》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依据杨子学说的碎片扩大而成的。《杨朱篇》认为万物都逃不了死。有的人活十年死了，有的人活一百年也还是死。仁圣人要死，凶愚人也同样是死。活着是尧舜，死了剩一把腐骨；活着是桀纣，死了也无非是一把腐骨。归根都是一把腐骨，谁知道腐骨有好坏，所以人应当在活的时候寻快乐，无须顾死后。凡是情欲所需要的一切，尽量享受，一天、一月、一年、十年都好，一面享受着，一面等待死的到来。如果情欲受拘束，那末，即使活百年千年万年，有什么意义。张湛《注》说“任情极性，穷欢尽娱，虽近期促年，且得尽当生之乐也”；又说“惜名拘礼，内怀于矜惧忧苦以至死者，长年逻期，非所贵也”。《杨朱篇》宗旨，即清谈家的人生观，张湛说得很清楚。这种一半野兽一半天使的纵欲人的卑劣思想，如果说这是“唯物论”予以表扬，实在是迂论。
士族在西晋统一的短时期里，达到了志满意得的境地，《杨朱篇》思想正是清谈家得意的表现，同时也是一般高级士族得意的表现。他们安而忘危，存而忘亡，肆无忌惮地纵欲作恶，终于恶积而不可掩，罪大而不可解，爆发比东汉末年更大得多的祸乱。东晋人干宝作《晋纪·总论》，其中一段叙述士族的罪恶行为，摘取大意如下：司马氏以杀夺手段建立晋朝，拥戴它的很少有正直忠实的人。当时风俗淫邪，是非颠倒。士人学的是老庄，谈的是虚无，做人以行同禽兽为通达，仕进以无耻苟得为才能，当官以照例署名为高尚。凡是放弃职事毫不用心的人，都享受盛名。谁要真心做事，就得遭受斥责，象灰尘那样被轻蔑。是非善恶都不在话下，群起而争的只是钱财。朝廷用人，看什么人该给什么官，不是看什么官该用什么人；求官的人，选择有利可图的官才做，无利就不做。大官身兼十几职，实际是一职也不管，重要事件，处理错了十之八九。势家子弟，越次超升，很快得做大官；普通士人努力奔竞，希望获得较高的品。成千成百的官，不曾有过一个让贤的官。士族妇女同样腐朽。她们使用婢仆，自己什么事都不做。有的任情淫乱，有的凶悍杀婢妾，没有人认为不应该。风俗政治败坏到这个地步，大乱是无可避免的了。
晋武帝时，大乱已经酿成。二九○年，晋武帝死，杨骏、杨皇后夺政权，大乱就从宫廷内开始。二九一年，贾皇后杀杨骏，夺得政权。贾皇后使汝南王司马亮辅政，使楚王司马玮杀司马亮。贾皇后又杀司马玮。大乱从宫廷内伸展到宗室诸王间。三○○年，赵王司马化杀贾皇后。三○一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称皇帝，大乱扩大成诸王间大混战。齐王司马颙、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各起兵反司马伦。司马伦战败被杀。晋惠帝夏位，司马颙辅政。三○二年，司马颙与长沙王司马颙攻杀司马颙。三○三年，司马颙司马颖起兵反司马颙，进攻洛阳城，司马又守城大战，双方兵民死数万人。三○四年，东海王司马越杀司马义。司马颖据邺，号称皇太弟、丞相。司马颙据长安，号称太宰、大都督。司马越等奉晋惠帝出兵攻司马颖，司马颖击败司马越，俘获晋惠帝。司马越逃归东海国，司马颙令部将张方入据洛阳城。幽州都督王浚与并州都督东赢公司马腾起兵反司马颖。王浚勾结一部分鲜卑、乌桓人充骑兵，司马颖也求匈奴左贤王刘渊助战。刘渊发匈奴五部兵，据离石自立，建号大单于。诸王间大混战从此扩大成各族间的大混战。司马颖战败，奉晋惠帝逃到洛阳，被张方俘获送长安，司马颙独占朝政。三○五年，司马颙又使司马颖督诸军助战。司马越起兵反司马颙，司马颙战败。三○六年，司马越杀司马颖，毒死晋惠帝，立晋怀帝，又杀司马颙，自以为获得最后胜利。三○九年，司马越杀晋怀帝亲信人，使自己的亲信人守洛阳，监视晋怀帝。司马越带着王公朝臣离洛阳，说是要攻击刘渊的部将石勒。三一一年，司马越死。石勒消灭司马越全军，攻陷洛阳城。八王之乱是一幅群兽狂斗图，司马氏集团的全部残忍性腐朽性集中表现在这个狂斗中，由此引起三百年的战乱和分裂，居住在黄河流域的汉族与非汉族人民无不遭受灾难，司马氏集团的罪恶是无穷无尽的。
第三节 西晋文化
西晋士族，生活是优裕的，礼法的束缚是疏松的，全国统一以后，闻见也比三国分裂时扩大了。这些，使得一部分士族中人有条件去从事文化事业。西晋一朝虽极短促，但文化上成就却是巨大的。
一 文学
文学主要是五言诗在建安时期形成一个高峰以后，为老庄玄风所冲淡了。《文心雕龙·明诗篇》说“正始（魏废帝曹芳年号）明道，诗杂仙心，何晏之徒，率多浮浅”，就是魏国文学的一般情形。不过，其中如嵇康、阮籍所作诗篇，特别是阮籍的《咏怀诗》，实是特出的作品。《诗品》说它“言在耳目之内（通常语），情寄八荒之表（意旨深远）”，是确切的。《咏怀诗》很难求得它的真意所在，但如体会阮籍忧疑无告、处境险恶的心情来读这些诗篇，就似乎懂得他要说的是什么，而自然引起对他的同情。《咏怀诗》达到微（隐晦）而显的最高境界，按其风格，纯属魏诗，所以汉魏旧音到嵇阮而告结束，西晋则向形式方面发展。
《文心雕龙》评西晋诗：“采缛于正始，力柔于建安，或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