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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得自己选用。这些国王各拥大批徒党，有机会就可以起兵作乱。
晋武帝既分封同姓，当然也得分封异姓士族。司马昭所设五等爵号以外，仍保存汉魏以来乡侯、亭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名号。高级士族一般都得到五等爵号，并实封土地，立国多至五百余国，这些五等国虽有封地和官属，郡公郡侯县侯还有军，但危害性比国王要小得多。这是因为异姓不象皇族那样容易攘夺政权，又公侯国比小王国还小，更重要的是高级士族的 真实势力都固着在本地方，所谓郡望邵姓（如琅琊郡王姓、太原郡王姓），就是在本郡或本县有势力的大族。他们分封到别郡别县，便缺乏凭借，无法建立新势力，因之受封的异姓公侯，实力不在封地上而是仍在本地方。
受了五等爵的高级士族还必须有适当的官职。不受封的和中下级士族也必须有官职。当时朝廷为安置士族，大量设官，都督增至十个。州陆续增设到二十个，郡县增设更多，将军多至二十余，此外还有杂号将军。这种文武官职，只能给予高级士族或某些中级士族，大多数中下级士族，无法安置到有限的官职里来。朝廷允许国王和五等爵各自选用官属，就是安置中下级士族的一个方法。事实上这个方法远不能满足中下级士族的要求，士族中存在着大批失意士人，等待机会反对高级士族。
晋武帝大封国王，以为已经造成了一个皇族势力。他又想造成一个代表士族的势力，和皇族势力互相制约，合力来拥戴帝室。士的严格含义是儒生。司马昭死，晋武帝不听群臣谏阻，坚持行三年丧礼，下诏说“朕本诸生家，传礼来久，何至一旦便易此情于所天”。意思是说，我家本来是传礼的儒生人家，不能因为做了皇帝改变我的儒生本色。从来没有一个国君或皇帝行过三年之丧，他一定要这样做，无非是表示自己是纯粹的士族。他曾和宠妾胡贵嫔（父胡奋，征南将军）赌博，胡贵嫔不逊让。他发怒说，你原来是个将种。胡贵嫔说，北伐公孙，西拒诸葛（指司马懿），不是将种是什么？他听了很觉得惭愧。士族以积世文儒为贵，如果祖先曾做武将或其他杂业就不算纯粹。大抵自东汉末士族制度形成以来，士族在政治地位上有高低，而且也在门第世系上矜清浊。晋武帝自称诸生家，就是在政治地位以外，还要争取门第上的清望。司马师娶东汉名儒蔡邕的外孙女羊氏为妻，司马昭娶魏名儒王肃的长女王氏为妻，这都是司马氏通过婚姻来提高门第的一种表现。司马昭给晋武帝聘弘农郡华阴县杨氏女（杨艳）为妻，也是含有同样的意义。华阴杨氏（详见《后汉书·杨震传》），按门第来说，是无与伦比的纯粹士族。
杨皇后生晋惠帝。晋惠帝一向是个白痴，当他做皇太子的时候，晋武帝屡次要废他，别立皇太子。杨皇后和大臣们提出立嫡以长不以贤的古训，阻止废立。杨皇后将死，要求晋武帝不得立妾为妻，正式聘娶她的从妹杨氏（杨芷）为皇后。晋武帝以诸生家自命，愿和华阴杨氏联姻，只好一一听从。杨花做皇后后，她的父亲杨骏超升为车骑将军，杨氏声势压倒一切。晋武帝有意造成杨氏势力，希望它作为士族的代表，与皇族势力合成输佐帝室的两翼。事实和他的希望恰恰相反，杨氏力谋利用晋惠帝昏愚，恢复东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外戚擅权的旧例，杨氏早被培养成了野心家。
晋武帝满以为两翼造成了，临死时，诏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子）、杨骏同辅政。杨皇后杨骏别造诏书，令杨骏掌管全部政权。以杨氏攘夺政权为爆发点，接连爆发着无穷的祸乱。这种祸乱的根基，就是统治阶级主要是高级士族的极度腐朽性。
第二节 极度腐朽的西晋统治集团
西晋统治阶级的当权派，是高级士族里拥司马氏的一派，即司马氏集团。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相继用酷刑大量屠杀拥曹氏的士族，同时用厚利吸引一群人到自己方面来，造成司马氏集团。其中有贾充一类的功臣，有何曾一类的儒生，有王祥一类的官僚，有阮籍一类的名士。这些都是司马氏集团的主要组成部分，贾充一类人又是这个集团的骨干。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放荡等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
早在二六三年，司马昭命钟会邓艾卫瓘率兵灭汉。邓艾自以为功大，骄矜不受节制。钟会拥重兵，谋割据蜀地。钟会卫瓘诬告邓艾谋反，司马昭命钟会逮捕邓艾。钟会使卫瓘捕邓艾，想让邓艾杀卫瓘，自己再杀邓艾。卫瓘揣知钟会的用意，设计捕获邓艾。钟会密谋杀所部各军将官，与汉将姜维合力反司马昭。各军士兵哗变，杀钟会。卫瓘怕邓艾报复，杀邓艾。司马昭又把邓艾的几个儿子都杀死。司马氏集团刚取得灭汉的小功，阴谋、猜忌、反叛、残杀等丑恶行为，便一齐表现出来。
司马昭用杀戮来控制他的集团，晋武帝改用所谓宽仁，实际是首领的控制力削弱了。二八○年，晋灭吴，大将王浑王浚争功，两人各有徒党，互相攻击，晋武帝不敢判定两人功劳的大小，也不敢惩罚王浑的蛮横。随着首领控制力的削弱，大乱的危机逐渐成熟。二九○年，晋武帝临死时，杨皇后杨骏合谋，藏匿晋武帝命汝南王司马亮与杨骏共同辅政的诏书，改诏书为杨骏一人辅政，大乱开始表面化。次年，晋惠帝妻贾皇后杀杨骏，逼死杨皇后，族灭杨氏并杀杨氏徒党数千人，接着，爆发了八王之乱。
司马氏集团中人，相互间只有一种极阴恶的杀夺关系，就是见利必夺，以杀助夺，愈杀愈猛烈，一直杀到发动大混战。
辅杀夺而行的是滥赏。用滥赏来纠集徒党，用徒党来进行杀夺，杀夺愈急愈多，赏赐愈滥愈厚，人人想望厚赏，也就人人想望常有祸乱，西晋统治集团就是这样一个以杀夺滥赏始，以杀夺滥赏终的黑暗集团。二六○年，魏帝曹髦攻司马昭，贾充杀曹髦。当时司马昭对曹髦还维持着君臣名义，贾充敢于杀死曹髦，算是为司马氏立了莫大的功劳，从此成为西晋统治集团中得信任最深，得赏赐最厚的一人。二六四年，司马昭自封为晋王。同时恢复四周五等爵号，大封徒党六百余人。这次大封赏，虽然是虚封，并未实授封地，但到了晋武帝称帝时，不得不实封，以换取徒党的拥戴。二九○年，杨骏夺得辅政权，凡未得爵号的二千石以上官员，都被封为关中侯。次年，贾皇后杀杨骏，用汝南王司马亮辅政，司马亮为纠合徒党，封一千八十一人为侯。三○○年，赵王司马伦废贾后，谋篡帝位，封文武官数千人为侯。次年，司马伦废晋惠帝，自立为帝，大封徒党，连奴隶走卒也给爵号。浮滥的赏赐与猛烈的杀夺互相促进，一直促进到西晋统治的消灭。
杀夺与滥赏，使得统治集团中人得失急骤，生死无常，心情上表现紧张与颓废，躁竞与虚无的相反现象，生活上苟且无耻，纵情享受，则是一致的。下面举一些事例，说明这个集团的极度腐朽。
贪财——晋武帝曾问刘毅，你看我象汉朝那个皇帝。刘毅答，象汉朝的桓帝灵帝。晋武帝说，我平吴国，统一天下，你把我比作桓灵，不免过甚。刘毅说，桓灵卖官，钱入官库，陛下卖官，钱入私门。这样看来，似乎比桓灵还不如。私门（有权势人）出卖官爵，是贪财的一种方法。士族自矜门第清高，对商贾极其贱视。法令规定市侩都得戴头巾，巾上写明姓名及所卖物品名，一脚着白鞋，一脚着黑鞋。商贾的社会地位很低，可是士族多兼做商贾，并不因为商是贱业而不屑为。例如大名士王戎有许多园田，亲自拿着筹码算账，昼夜忙得不得了。家有好李，怕买者得好种，钻破李核才到市上出卖。有势力人家，霸占水利造水难，替别人舂米取酬费，称为舂税。潘岳《闲居赋序》说他住在园里卖鲜鱼、蔬菜和羊酪，并收舂税，一家人生活舒适。经营商业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惠帝时，石崇做荆州刺史，劫夺外国使者和商客，积财物成巨富。家有水难三十余区，奴八百余人，还有大量的珍宝钱财和田宅。劫夺是贪财的又一方法。《晋律》，自死罪以下都可以用钱赎罪。贪财即使犯了罪，不一定是死罪，赎死罪也不过黄金二斤，所以只要有钱财可得，任何一种方法他们都敢采用。晋惠帝时，鲁褒作《钱神论》，描述钱的作用，说“钱之为体，有乾有坤，内则（取法）其方（坤），外则其圆（乾）……亲之如兄，字曰孔方。失之则贫弱，得之则富强……无德而尊，无势而热，排金门（宫门），入紫闼（宫内），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争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饯不解，令闻笑谈非钱不发。洛中朱衣（王公）当途（权贵）之士，爱我家兄，皆无已已”。钱财是实际欲望和自利的神，对钱财的极端爱好，正表现士族的极端多欲和利己。他们有了钱财，就有神保佑他们达到纵欲目的。
荒淫——二七三年，晋武帝选中级以上文武官员家的处女入宫。次年，又选下级文武官员和普通士族家处女五千人入宫。灭吴后，选取吴宫女五千人。晋宫中有女一万人以上。晋武帝提倡荒淫，士族自然响应。
奢侈——晋武帝是奢侈的提倡者。他的大臣和亲信人很多是著名的奢侈人。何曾每天膳食，值钱一万，还说没有可吃的东西。何曾的儿子何劭，每天膳费二万钱。任恺比何劭更奢侈。王济、王恺、羊琇又超过任恺，但还比不上石崇的豪富。王恺和石崇斗奢侈，晋武帝助王恺，仍不能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