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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邹衍结合五行与阴阳两种思想成为阴阳五行学。它不是简单地结合，而是发展为神秘的德和运。邹衍把德（五行的性）当作本体，运（阴阳变化）当作作用，以德运为出发点，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命运。属于唯物论的原始五行论、阴阳论，经邹衍改造后，成为唯心论的阴阳五行学，即五德终始论。不过它仍是哲学的一种，还不算是宗教。
宗教是剥削阶级必不可少的工具之一，特别在秦汉统一以后，农民阶级的斗争力量比诸侯割据时代加强了。统治阶级更感到宗教的必需。董仲舒开始说神怪，并造求雨止雨仪式，颇有创宗教的趋势。王莽时阶级斗争激化，王莽提倡符命图谶，装神作怪，企图麻痹已经爆发了的农民起义。东汉皇帝更大力提倡迷信，鼓励今文学派神化孔子，期望变孔子为教主，变儒学为宗教。但是，以史官文化为基础的儒学，想改造成真正的宗教，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仅古文经学派坚决反对，就是今文经学在章句方面也不曾说孔子是神或先知者。“神怪之言，皆在谶记”，而谶记里也有一些对董仲舒不满的表示，说孔子预言“董仲舒乱我书”。所谓乱我书，就是指谶纬乱六经章句，可见笃守章句的今文家并不完全同意妖妄的谶纬。这样，儒学转化为宗教的期望断绝了。太平道教开始时被认为“以善道教化”，结果却被黄巾军用来发动起义。统治阶级需要宗教，但造不出适用的宗教，佛教正在这个时候获得了流传的好机会。
秦时，天竺阿育王大弘佛法，派遣僧徒四出传教。西汉时西域某些国家已信奉佛教。汉武帝通西域后，中外交通顺利，不能设想没有一个僧徒东来，可是佛教传入，到西汉末才见记载。这是因为董仲舒以后，今文经学盛极一时，统治阶级对它有足够的信心，不需要那种看作异端的外来宗教。公元前二年（汉哀帝元寿元年），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当时西汉朝廷正在摇摇将坠，正在需要一种新的助力，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受浮屠经，并不是偶然的。从此佛教得到合法地位，作为谶纬的辅助开始流传起来。这说明宗教以及一切神怪迷信的发生和发展，与统治者的残酷剥削、广大人民的穷困无告、整个社会的动荡不安有不可分开的关系。它们生长在社会的黑暗面上，好比草木一定生长在土壤里那样。
东汉魏晋佛教流传很快，而且继续在兴盛，虽然始终（包括南北朝）不能夺取儒学的传统地位，但对思想界影响确极巨大。从原始儒学改造出来的今文经学（谶纬）和魏晋老庄派玄学，原来都只是些原始的唯心论，自从南北朝佛教盛行以后，唯心论哲学得到极大的发展，也就是统治阶级所掌握的欺骗工具比专用儒学高超得大多了。
佛教在统治阶级里流传的记载，最早见的是公元六五年——汉明帝水平八年。汉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招聚方士桑门（沙门），祭神求福。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词”，并提到伊蒲塞、桑门等名称。汉明帝将诏书宣示各王，可见朝廷提倡佛教，也可见永平八年以前佛教早已在流传。汉桓帝在官中立黄老浮屠祠，又派宦官到苦县祭老子。襄楷上汉桓帝书里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个老子西行教化胡人的谣言，表示道教地位比佛教高，佛教徒高攀黄老，只好默认佛是老子的门徒。汉桓帝汉灵帝时，西域名僧安世高、支谶等人来洛阳，译出佛经多种，佛教影响因此前进一步，有可能企图脱离对黄老的依附。东汉末年，佛徒牟融作《理惑论》，说汉明帝梦见神人，飞行在殿前。次日问朝臣得知是佛。乃遣张骞等十二人至大月氏国写佛经（《四十二章经》），归来后在洛阳城西造佛寺（白马寺）。佛徒造朝廷求经的谣言，意在自高身价，对抗道士所造老子化胡那个谣言。此后道佛两教常用谣言作武器互比高下。
佛教的形式和内容，都是未曾闻见过的新奇事物，“闳大不经”的邹衍，“谬悠荒唐”的庄周，“妖妄神怪”的谶纬，比起它来真是相差太远了。这正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的新工具。不过，佛教是外来宗教，它不可免地要受到旧工具的抵抗。道教经典《太平青领书》（《太平经》）采取佛教神话来装饰教主老子，采取某些佛教教义来编造道教教义，但对佛教下列四事：（一）不孝、弃其亲；（二）捐妻子、不好生、无后世；（三）食粪、饮小便（当是指僧徒用粪便治病）；（四）行乞；认为“道之大暇，病所由起，大可憎恶”，反覆予以驳斥，基本上道教是排斥佛教的。当佛教默认老子化胡的时候，还可以相容，一朝企图独立，道教便和佛教对立。《理惑论》说“世人学士多讥毁之（佛教）”，太学里没有人“修佛道以为贵，自损容（剃发）以为上”。儒学自有一套传统的礼教，当然要排斥佛教。《嵇康集》所载《宅无吉凶摄生论》一文里有一条说：“多食不消化，含黄丸（药名）病自然会好。有人求神问卜，也有人从乞胡（西域僧）求福。这种行为谁都看了好笑。”凡迷信由于无知，从知者说来，不论那一种迷信都是乞胡。嵇康逐条反驳这篇论文，独不为乞胡辩护，足见玄学大师嵇康也并不拥护佛教。佛教虽然遭受了这些阻碍，但丝毫也不影响它的直线上升，这是因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特别是当权派深切懂得佛教的巨大作用。以襄楷牟融等人为代表，调和佛道儒，使三派并存，一致为统治阶级服务。
在人们的头脑里，一向充满着对自然的和社会的无数疑问。既有疑问，就必须求得解答。儒、墨、道三家都曾作了答案，却不曾得出能令统治和被统治两大阶级都满意的答案来。佛教的幻想力比儒、墨、道高超得多，迷人的方法也巧妙得多，因之一个外来宗教在史官文化居统治地位的区域内竟获得相当长时期的盛行。
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是（一）人（身体）死精神不死（神不灭）。神仙家（方士道士）长生不死，是一种容易败露的拙劣骗术，当然比不上佛教神不灭说那样“难得而测”。（二）因果报应。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无从索解的疑问，儒家学说归之天与命（“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与命是什么，还是一个疑问。佛教居然作出直截的回答，它把现世祸福，说成种因可以在前世，报应可以在来世，也可以在死后（“有道（善人），虽死，神归福堂（天堂）；为恶（恶人），虽死，神当其殃（地狱）”），一切疑问似乎都被它解决了，它的方法极巧妙，确能使人难得而测。（三）轮回。身体死了，精神不死，可以再生人世。在轮回时按过去所作的因得各种不同的果。这就是说，被剥削被压迫的人，都由于自己在前世作孽，所以现世受报，如果反抗剥削者压迫者，来世将受更重的恶报。（四）布施。子贡问孔子说，有一个人能够广泛地施舍给人民，救济他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这个人可以叫做仁人了么？孔子说，仁人可不行，这只有圣人或许能做到，尧舜怕还做不到哩！《淮南子·主术（君道）训》反对布施，它说，讲慈惠的人崇尚布施，这是让没有功劳的人受厚赏，谁还愿意守职勤力呢！这些话说明佛教传入以前，统治阶级是不懂得布施的。佛教说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起来。例如东汉末佛教徒窄融（笮音责zé）霸占广陵等三郡赋税，凶暴放纵，任意杀人。他大起佛寺，造铜佛像，上涂黄金。佛堂周回住三千僧徒，诵读佛经。又用免谣役法诱境内外民人来寺听讲道，前后诱得五千余家。每开沸会，路旁设席长数十里，置酒饭任人饮食，用钱多至万万。窄融造佛寺，养僧徒，免徭役，舍酒饭，大行布施，似乎真是博施济众了，但是笮融本人不曾生产过一粒米一块砖，大布施的另一面，显然是极其残酷的剥削。自从有了所谓布施，劳动人民肩上又增加了一副重担。现存的或已毁的一切庄严精美的宗教物品，里面都装满着当时劳动人民的血和汗。
上述四条中最根本的一条是神不灭论，很多人被它迷惑了。它曾迷惑着穷苦无告的劳动人民，使反抗黑暗统治的斗争精神受到损害；也曾迷惑着虔诚焚修的男女信徒，使追求不可证实的幻境而虚度一生。原来有些宗教当它创始的时候，往往含有反抗旧势力的进步成分，起着某些积极的作用。可是当它被统治阶级利用以及被各学派解释修改以后，发扬起来的不是那些进步成分而是更巧妙地引人入迷。所以宗教成为社会进化的巨大障碍，主要责任是在利用它宣扬它的统治阶级方面。
佛教哲学的传入，对中国哲学发展的步骤说来（由朴素唯物论到唯心论，再由唯心论到唯物论）并不是无益的，西方文化，主要是印度文化，如文学、音韵、音乐、跳舞、建筑、雕塑、医学等伴随着同来，也是值得热烈欢迎的。因为在人们的交往中，除了言语与动作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而文学、音乐、跳舞等等都是从言语动作中提炼出来的最纯的精华，最高的典范。民族间文化交流，等于民族间大量优秀代表在相互交谈和学习。东汉时期西方文化开始东流，而且此后数百年间不断地大量东流，除去那些不是有益的宗教迷信，其余都有助于汉文化的逐步丰富起来。
第十一节 史学、文学、艺术
一 史学
司马迁作通史体的《史记》，上起黄帝，下讫汉武帝。此后，褚少孙、刘歆等多人补撰史事，积累了不少的西汉史材料。东汉初班彪作《史记后传》，有纪传共数十篇。班彪子班固，继承遗业，专心精研，前后凡二十余年，修成《汉书》纪、表、志、传一百篇。《汉书》前半部多取《史记》，后半部多本《后传》，班固用力处在于博采群书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