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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韩非子说理精密，不重文采。诸家文风不同，却都是优秀的散文作者。
诸子著书，重在谈论政治，阐明哲理，但其中包含寓言、故事、神话、隐语，往往隽永有味，类似文学。诸子中专有小说一家，采取街谈巷语，反映民间风俗，最有文学意义，儒家说它道听途说，小能小善，对大道有碍。战国小说因不被重视，全部亡佚。或说：《燕丹子》是战国小说的仅存者，确否未可知。
诗歌与音乐互为影响，不可分离，民间永远在创造新音乐新诗歌，新的流行了，旧的自然衰落。公羊家说，周时国家养活贫穷无子的老年男女（男年六十以上，女年五十以上），到乡间采取新诗歌。从乡送到邑，邑送到国，国君送给天子。天子有掌音律的大乐官叫做太师。太师选择新诗歌若干篇，修正章句和音乐，给天子演奏后，流传到四方。《诗经》十五国风中很多诗篇是这样得来的。最晚的风诗是陈灵公（前六一三年至前五九九年）时诗，此后不再有新篇。当时正是周天子愈益衰弱，兼并战争愈益激烈，公田制改变为税亩制的时候，这个养老人采诗制度势必废弃，民间新诗歌新音乐不能通过乐官的修正、士大夫的记诵，传到后世来。儒家反对新声，以为郑声淫，郑卫宋齐是乱世之音，桑间濮上（卫）是亡国之音。墨家非乐，以为“亏夺民衣食之财”（《墨子·非乐篇》），道家以为“五音令人耳聋”（《老子》），儒家守旧，墨道二家反对音乐。儒墨道三大学派都是新乐新诗的障碍，但民间创造并不因此停止。孟子记录孺子《沧浪之水歌》，想见东周后期至战国，四言诗正向五言诗发展。
东周时列国朝聘，宾主多赋诗言志。赋是一种声调，与歌不同，与诵相似，所谓“不歌而诵谓之赋”，就是不用音乐，随口朗诵几句古诗，表达自己的意旨。东周列国间有时用廋辞（廋音搜sōu谜语）来测验对方君臣的智力，战国时有所谓隐书，记载各种谜语，不读隐书，就会答不上廋辞。荀子用赋的声调写廋辞，作《礼》、《智》、《云》、《蚕》、《箴》（针）五赋，形式缺乏变化，含义也只是些儒家常谈，虽是新体裁，却少新意义。荀子又仿民间舂米歌调作《成相辞》，每章四句或五句，音节短促，所讲又都是儒家训条，和五赋同样，有新体，少新意。
北方学士无一人从事韵文文学，荀子独作赋与《成相辞》，应是受楚国屈原的影响。《成相辞》作于春申君死后，五赋大概也是荀子晚年所作。儒家老师仿赋诗声调作赋，用北方音韵，说儒家教义，因而看不出受《楚辞》影响的形迹来。
新体文学的创造在南方楚国，屈原是最大的创造人。
屈原是《三百篇》后推动文学到更高境界，使文学内容更加丰富的伟大诗人。楚国传统文化是巫官文化，民间盛行巫风，祭祀鬼神必用巫歌，《九歌》就是巫师祭神的歌曲。又巫师行术，唱禁咒辞，句尾用“些”字。民间歌唱，句尾带兮（音同侯字）字。屈原作《离骚》、《九歌》，弟子宋玉作《招魂》，都是用楚国方音，修改民间流行的曲调，变成新创造。《吕氏春秋·侈乐篇》说“焚之衰也，作为巫音”，可知楚辞是巫官文化的最高表现。其特点在于想象力非常丰富，为史官文化的《诗》三百篇所不能及。战国时期北方史官文化、南方巫官文化都达到成熟期，屈原创楚辞作为媒介，在文学上使两种文化合流，到西汉时期，楚辞成为全国性的文学，辞赋文学灿烂地发展起来。
屈原是楚国贵族，被楚怀王（前八年至前二九九年）放逐出朝廷，又被楚顷襄王（前二九八年至前二六三年）流放到江南。屈原遭两个昏君以及佞臣的迫害，优愁烦乱，作《离骚》。他热爱楚国，他同情楚国人民，《离骚》充分表现出他的天才创造力和高尚的政治理想以及本人的志洁行芳。《离骚》的产生，标志着中国古代文学向前大进了一步。屈原所作，据传说还有《九歌》、《天问》、《九章》等篇。最后作《怀沙赋》，投汩罗水自杀。屈原、宋玉、唐勒、景差所作，纯用楚国方音，自有声调，称为“楚辞”，与赋异体。汉人用赋的声调读楚辞《离骚》、《怀沙》等篇也就被称为赋，统称为辞赋。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作《离骚传》，以为《离骚》义兼风、雅，可与日月争光。东汉初班固作《离骚序》，以为《离骚》多说虚无之事，不合经义。以《离骚》为首的楚辞，与《诗》三百篇起源不同，据儒家经义来评论楚辞，是儒家的迂见，楚辞的真价值并不在于符合儒家的经义，恰恰相反，正在于不受儒家经义的拘束。
第九节 战国文化的一般状况
古来文化积累至战国，经诸子百家著书立说，作成类似总结性的记录。儒墨道三大学派主要是论述社会方面的知识，三大学派以外，诸子百家中还记载不少关于自然的社会的知识，这些知识，或有书流传，或仅存书名，或偶见征引，虽然残缺不全，一般文化状况大体可以推见。
天文历算学 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是国家大政，天子和国君设史官专掌天文历算（《周礼》有冯相氏、保章氏）。战国时诸子中也有专家，阴阳五行家就是谈天的一个学派。辩士惠施能说天所以不坠，地所以不陷，风雨雷霆所以发生的缘故，大概也是这一门学问的专家。惠施想证明地形是圆的，提出“南方无穷而有穷”，“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庄子·天下篇》）两个辩题。第一题是假设一个人向南方一直走去（无穷），到了极南的一点，再走便成了向北（有穷）。第二题是假设两个人走不同方向，向北转南，向南转北，两人相遇的地方便是地的中央。汉朝浑天家说天的形状象鸟蛋，天包地外象蛋白包蛋黄，地圆如弹丸。惠施所说，可能就是浑天家的起源。战国时天文历算家讲天体，流行着比天圆地方说前进一步的盖天论。盖天论以为天象一个圆盆盖在上面，地象一个圆盘覆在下面，天离地八万里，天以斗极为中央，中央比四旁高六万里，斗极下的地是地的中央，比人所居的地也高六万里。惠施两个辩题，正是反对天地都是一个半圆体，和中央固定在斗极所在的盖天论。西周时期，用二十八宿观测太阳的运行，求得朔日所在。至战国中期，楚人（《史记·天官书》作齐人）甘德、魏人石申测定黄道附近约一百二十个恒星的位置与这些恒星距北极的度数，用来观测木、火、土、金、水五个行星的运行。甘、石二人开始发见五星出伏的规律，他们测定恒星的记录，是世界最古的恒星表。
地理学 西周到战国，中国（西周初中国是指黄河北商国，《禹贡》所谓冀州）的疆域继续在扩大，凡华夏文化到达的地方，都称为中国或海内，中国以外土地叫做四裔或海外，华族以外各族叫做诸夷。因中国疆域扩大，积累起丰富的地理知识，因与各族有经济、文化的接触，积累起关于地理、民俗、特产、神话等各种传闻。例如墨子《节葬篇》说，越国东有沐国（音慨kǎi），生下长子，杀了吃掉；父死，弃母不养，说她是鬼妻，不可在家里住。楚国南有炎人国，父母死，刮去皮肉，单葬骨骼，算是孝子。秦国西有仪渠国，父母死，火烧遗体，称为登天。荀子也说，氐羌不愁被俘当奴隶，却愁死后不得火葬。这些大概是可信的传闻、又如《山海经。海外经》有贯胸、三首、三身、一臂等国，自然是荒诞无稽的传闻。战国时地理学家依据地理知识和各种传闻所著的书，大体分两类。一类是比较确实的地志，《山海经》的《山经》、《周礼》的《职方氏》、《尚书》的《禹《禹贝》与《职方氏》九州合图《尚书·禹贡》与《周礼·职方氏》有关九州的记载，充分表明战国时期地理观念的广阔，并反映这一时期的大一统思想。因而，根据这种记载，制成简图，是很值得的。不过，两者所记却不尽一致：《职方氏》有幽、并而无徐、梁。本图诸州方位，以《禹贡》为本，图上带有括号的各州，系表示《职方氏》所异于《禹贡》各州的大致方位。贡》属这一类。《禹贡》所记最为确实。一类是真伪混杂，伪多于真的传闻，《穆天子传》（假托周穆王西游事）、《逸周书》的《王会解》（假托周成王受四方诸族的贡品）、《山海经》的《海外经》、《大荒经》属这一类。《穆天子传》、《逸周书》西晋初才发见，其中不免有晋人附益处，但并非全出伪造。从《穆天子传》可以想见华族与西方诸族的接触较多，从《王会解》可以想见华族与四方诸族的物产交换。《山海经》记载许多怪物异事，一部分是巫书的残余，一部分是华族与诸族自古相传的神话和祖先故事。照这些记载说来，北狄犬戎出黄帝族，苗民出颛族，摇（瑶）民出帝舜族，氐羌出伯夷父（颛顼师）族，巴人出太嗥族。本来华族是黄炎族与诸族的融合族，诸族中也融合着黄炎族，因之各族传说中的祖先也成为各族的共同祖先。
医学 医学从巫术开始。刘向《说苑》说上古有人名叫苗父，向北诵十字咒，轻重病立即平复。这个苗父就是苗黎族的巫师。巫治病主要是用祈祷禁咒术，但也逐渐用些酒、草等药物。《山海经·大荒西经》有灵山，说巫咸、巫彭等十巫，往来灵山采百药。咸彭是商朝名巫，大概他们开始兼用草药。东周时医与巫分业，医专用药治病。鲁国上卿季康子曾送孔子一服药，孔子说，我不懂药性，不敢尝试。《孟子·滕文公篇》引《尚书》说，“如果吃了药，病人不昏闷，病不会好。”可见医生用药，病人服药，都带有冒险性。因之国君饮药， 要臣先尝；父母饮药，要子先尝，免得病人遭危险。许悼公患疟疾，长子许止没有先尝药，许悼公被药毒死了，许止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