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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穆宗时舒元舆作《重岩寺碑序》说：摩尼、大秦、火祆“合天下三夷寺，不足当释寺一小邑之数”。三教自西域传来，主要是在居留唐地的西域人中流行，并没有多少唐人信仰它们。这是因为当时佛教盛行，对三教起着抵制的作用。
二 语文与学术
中外交往的加强，促进了对外国语文的研究和介绍。由于僧人往天竺求法和需要翻译佛书，唐代出现了若干梵汉字书。沙门智广留心中天竺与南天竺的方音差异，以为“音虽少殊，文轨斯在”，撰《悉昙字记》，这是唐人撰著的一部梵文字书。义净撰《梵文千字文》（一名《梵唐千字文》），四字成句，每至第二十一句，必夹五言四句。这是梵汉对照的梵文读本，据义净自序说，“若兼悉昙章，读梵本，一两年间即堪翻译。”又有全真撰《梵唐文字》，与义净书大体相同。《隋书·经籍志》著录《婆罗门书》一卷，说“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以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婆罗门书》今不传，此书是西域人所作，不甚合汉人学梵文之用。义净等人写成学习天竺语文的字书，虽然未必一两年即堪翻译，但译经事业不再是胡僧梵僧所能垄断，多少减去一些译事上的神秘性。
自东汉以来，佛经翻译事业已开始促使学人借鉴梵音以治汉语音。唐代对梵语有进一步的研求，加以吐蕃语文在梵汉语文之间起了桥梁作用，对汉语音韵学有进一步的应用。唐末僧人守温，在《切韵》的基础上，归纳反切，制定汉语三十字母（声母），后经宋人增益（《广韵》增六母），构成三十六母的完整体系。陆法言（《切韵》）孙愐（《唐韵》）建立起汉语韵母系统，守温建立起声母系统，比起南北朝时代的反切来，大大前进了一步，汉语音韵学的基础由此奠定了。南宋郑樵《通志·七音略》说：“七音之韵，起自西域，流入诸夏……华僧从而定之，以三十六为之母，重轻清浊，不失其伦。”守温并不是专门的语言学家，因为他善于运用梵语字母的拼音原理剖析汉语，所以能作出这样的成绩。
外国拼音文字的传来，推动了汉语音韵学的发展，但不曾促使早已定型了的汉文字有所变易，相反，汉文字却伴随唐文化一起传播给相邻的民族。《旧唐书·渤海传》说，渤海“颇有文字及书记”。从现存的渤海人著作，可知渤海通用的文字即是来自唐朝的汉文字。日本在奈良元正朝（唐玄宗时以前），一般也只通用汉文。吉备真备随遣唐使来长安，留住十七年，精通汉语文，归国后取汉字偏旁，制成片假名，是为日本有本民族文字之始。平安朝空海自唐回国，又仿汉字草书，制平假名。片假名和平假名一直通用到现在，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有重大作用。追本溯源，不能不归功于唐代的中日文化交流。汉文字本来是一种烦难不便的文字，它之所以为某些民族所采用，只是因为要吸收汉文化，连载运文化的文字也一起吸收了，这和本民族的语言必然要发生矛盾。历史上有不少统治汉族的少数民族，由于不能克服这个矛盾，日久便与汉族融合为一体。能够自创与本民族语言相结合的文字，就意味着拥有自己的载运工具，从而有可能广泛无碍地吸收有益的文化。所以片假名平假名的创制，对日本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大贡献。
汉文化以儒学为核心，到唐代已发展到很高的地步。经学和史学传播于域外，具有广泛的影响。
渤海国王大氏，原是高句丽的遗裔。高句丽时代已经传入五经、前四史和《文选》。渤海建国后数遣留学生到长安学习，文王并且派遣使臣来长安抄录《三国志》、《唐礼》、《十六国春秋》诸书归国。新罗国内，中国经史学传布尤广。七八八年，新罗设读书出身科，考试书籍订有《左传》、《礼记》、《文选》、《孝经》。傅通五经三史诸子百家者并且破格擢用。新罗大批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归国后即可卓然自立。大约在唐朝建国前，新罗即开始使用汉字记录本族语言，称为“吏读式”。唐时，薛聪以吏读式译中国经书为新罗语，儒学流传得以更加便利。唐玄宗曾说，“新罗号为君子之国，颇知书记”，主要就是指新罗重视中国的经史。
唐代学术对日本的影响最为深远。日本元明天皇时仿长安规制建奈良平城京，亦仿唐制度设大学寮。大学寮设明经科，以孔颖达《五经正义》为教授课本。遣唐留学生学成归国，往往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如吉备真备自长安回国后即“亲自传授”，“令学生四百人习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篆等六道”。与真备约略同时的膳大丘，来唐朝“问先圣之遗风，览胶庠之余烈”，在长安国子监学经史，归为大学助教及博士，传授儒学。伊豫部家守在光仁朝随遣唐使来长安，习经学及《切韵》、《说文》、《字林》，返日本后，在大学讲授《春秋左氏》、《公羊》、《谷梁》三传。《公羊》、《谷梁》之学由此传入日本。
唐代长安是学术文化中心，也是藏书最富的都城。日本留学生在长安学习，搜集书籍，归国时每每携回大批经史书。吉备真备传来《唐礼》一百三十卷，对日本的政治制度和朝廷礼仪，有重大的影响。《续日本纪》神护景云三年（七六九年）十月条记：“大宰府言，此府人物殷繁，天下之一都会也。子弟之徒，学者稍多，而府库但蓄五经，未有三史正本，涉猎之人其道不广。伏乞列代诸史各给一本，传习管内，以兴学业。诏赐《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各一部。”可见中国经史书在日本已广泛流传，不仅京城收集繁富，而且也传播于外府。淳和天皇天长元年（八二四年）敕参议滋野贞主等编次古今文书，以类相从，八年成《秘府略》一千卷。《秘府略》是中国传入日本书籍的总集，是一部《艺文类聚》、《北堂书钞》式的大类书。《秘府略》的编成说明唐代类书编纂法给予日本学人的影响，也说明日本收藏的中国书确是十分丰富。
唐代儒学在日本境年传布如此深广，也就不能不影响到统治阶级的政治观。日本文武天皇庆云三年（七○六年）三月的诏书说：“夫礼者，天地经义，人伦熔范也。道德仁义因礼乃弘，教训正俗，待礼而成。”四年的诏书又说：“凡为政之道，以礼为先，无礼言乱，言乱失旨。”元正天皇养老五年（七二一年）的诏书说：“至公无私，国士之常风，以忠事君，臣子之恒道焉。”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八年（七五六年），前代圣武天皇崩，孝谦下诏说：“居丧之礼，臣子犹一，天下之民，谁不行孝。”天平宝字元年（七五七年）诏书又说：“古者治民安国，必以孝理，百行之基，莫先于兹。”礼和忠孝都是中国儒学的基本内容。唐代统治阶级用以巩固封建统治的儒学，由此演为日本统治阶级的政治指导思想。
唐朝与西域诸国交往频繁，但宗教势力控制着西域，儒学似不曾广泛流传。至于来长安的西域诸国人，在唐既久，渐染华风，自然要研习学术。唐宣宗大中二年，大食人李彦升曾应进士试及第。李彦升是汉文化造诣较深的一个。在长安的西域各国人中通晓汉学术者自然不只李彦升一人。
三 文学与艺术
长安是文士艺人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文学艺术活动最为繁胜的都城。因之，这方面的中外文化交流也显得最为活跃而多彩。
唐代文学，特别是诗，有辉煌的发展。来长安的业洲各国使者往往搜罗名著，携归本国。如白居易的诗远播到日本、新罗等国。贾岛《哭孟郊诗》云：“冢近登山道，诗随过海船。”白居易为元稹作墓志铭，说元诗“无胫而走”，流传到域外东南诸国。张奈恼乱渤勖猓夤拐呃闯ぐ玻渴谷顺炊ァＭ夤死闯ぐ睬胍妫谒亚缶淼耐保餐樘迫说氖摹Ｈ缛毡旧踩试凇度胩菩虑笫ソ棠柯肌分新加性诔ぐ睬蟮玫摹栋准沂妨怼ⅰ抖旁蓖饧范怼ⅰ独钫偶芬痪怼ⅰ蹲考芬痪怼ⅰ镀涂ぜ芬痪恚碛小读骄┬录恰啡怼ⅰ妒瘛芬痪怼Ｌ迫耸耐ü髦滞揪叮映ぐ擦魅胙侵拗罟愿鞴难У姆⒄梗鹱胖卮蟮挠跋臁�
日本来长安的留学生，大抵对汉诗文都有一定水平的修养。其中较为卓越的，并能以擅长此道著名于世。如阿部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相友善。橘逸势在长安，曾被誉为橘秀才。僧人空海也是撰述诗文的能手。橘逸势、空海回国后，与平安朝之嵯峨天皇号称日本能诗文的“三笔”。日本国内，自皇族以至一般文士，摹仿唐诗，蔚然成风。天平胜宝三年（天宝十载，七五一年）编成《怀风藻》，收日本作者六十四人的汉诗百二十篇，是日本第一部汉诗集。平安朝嵯峨、淳和天皇时又先后编成《凌云集》《文华秀丽集》《经国集》等三部汉诗集。大抵初唐，即日本近江朝，日本流行的汉诗仍是《文选》体的古诗。《怀风藻》载河岛皇子五言《山斋》诗：“尘外年光满，林间物候明。风月澄游席，松桂期交情”，犹是六朝遗意。盛唐时，近体绝句律诗盛行，但仍未能立即改变日本奈良朝的诗风。这不仅是因为学到新事物需要一个过程，而且由于近体诗的平仄韵律，还不容易为日本诗人所熟练。空海自长安回国后，著《文镜秘府论》六卷，依沈约四声八病说及唐人诗说，对唐诗的平仄对偶，作精细的研究。《文镜秘府论》出，近体律诗始在日本流行。长篇七言古诗和乐府长短句也在日本诗作中出现。《经国集》收有平安朝嵯峨天皇拟张志和《渔父词》五首，题为《杂言渔歌》。其一云：“寒江春晓片云晴，两岸花飞夜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