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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思想是士阶层妥协性的表现。理论上中道虽然偏在贵者尊者方面，对卑者贱者的利益却还要兼顾，但事实上贵者尊者并不实行自己应负的责任，而卑者贱者总负着片面的过度的义务。这样，中庸之道讲通了。凡讲不通的事情，都归到天命。高远莫测的叫做天，无可奈何的叫做命。得罪了天，祈祷是无用的。君子畏天命，不畏天命的是小人。孔子五十岁才懂得天命，就是说懂得天命一切都能讲通了。孔子不很谈天道与天命，战国时，唯心的仁义学派大师子思孟子才开始发挥天命和五行学说，唯物的礼乐学派大师荀子把天看作只是自然存在的无知之物，根本否认有天命。
孔子也用中庸思想来看人与鬼神的关系。他不谈神怪，也不明确否认神怪。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论语·先进篇》），“敬鬼神而远之”（《论语·雍也篇》）。这种对鬼神的不可知论，实质上掩藏着唯物论的因素。墨家有鬼，道家无鬼，儒家居中，可以引申出无鬼论，也可以引申出有鬼论。在和有鬼论作斗争的时候，儒家常常是无鬼论者。中国历史上曾经有各式各样的宗教侵入中国，尽管它们在某一时期得到盛行，但总不能生根长存。从南北朝到隋唐，高度盛行的佛教，也并无例外。抵抗宗教毒的力量，主要来自儒家学说，固然它本身也含有封建礼教的毒汁，两毒比较，宗教毒当然更重。因为儒学毒根一般生在统治阶级的土壤上，而统治阶级是可以消灭的。宗教的毒根，一般生在被压迫阶级里，要拔生长在广大劳苦群众里的毒根，费力很大，收效缓慢。汉族受宗教毒较轻，不能不归功于儒家学说的鬼神不可知论。
士阶层在当时是新兴地主阶级也是新兴家族制度的有力代表，它对宗族制度有一定的反抗性，不过这只是一些微弱的反抗性。孔子曾为鲁国大司寇，要加强鲁君的权力，拆毁季孙氏、孟孙氏、叔孙氏三家的都城。孟孙氏拒绝毁城，孔子攻打不下，也就妥协了。佛肸（音必希bì xi）据中牟反抗晋大夫赵简子，请孔子去帮助，孔子要去，被弟子子路劝阻。孔子修 《春秋》，寄托他的政治思想。按 《春秋》书法，凡暴君被杀，概称某国人弑其君某某，表示国人皆曰可杀的意思，但仍称弑不称杀，表示到底是以下犯上。孔子所反映的士阶层的反抗性就是这么一点。
孔子创儒家学说，主要内容是礼乐与仁义（《论语》说义比说仁少，说礼实际即说义）两大部分。“道（导）之（民）以德，齐之以礼”（《论语·为政篇》），是孔子最高的政治思想，德指仁义，礼指一切统治阶级规定的秩序。亲亲、尊尊、长长、男女有别是礼的根本，依据这些固定不可变的根本，制出无数礼文，用以区别人与人相互间复杂的关系，确定每一个人应受的约束，使各守本 分，不得逾越。单要求人守礼，孔子认为不合中庸之道，必须用乐来配礼。乐是从感情上求得人与人相互间的妥协中和，使各安本分。礼用以辨异，分别贵贱的等级；乐用以求同，缓和上下的矛盾。礼使人尊敬，乐要人亲爱。礼严肃形于外，乐和顺存于内。礼有乐作配，礼的作用更增强了。
单有礼乐，没有道德作根本，还不够适合政治上的需要。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篇》）就是说，没有仁作思想基础，礼乐是空虚的。“仁者人也”（《礼记·中庸篇》），仁就是做人的道理，也就是爱或同情心。爱或同情心不可流为兼爱，必须有等次，等次称为义。“义者宜也”（同上），义的意义是适宜、合礼，也就是中庸之道的权。爱父母叫做孝，爱兄长叫做悌，爱君上叫做忠，按照尊卑、贵贱、亲疏、长幼、男女等差别，表现出各种轻重不等的爱或同情，与礼相适应。所以说“仁近于乐，义近于礼”（《礼记·乐记篇》），在外的是礼乐，在内的是仁义。讲来讲去实际只是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服从统治阶级的礼。孔门第一大弟子颜渊问什么是仁，孔子答称“克己复（合）礼为仁”，具体做法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篇》）。一句话，不合礼就不合做人的道理。
据说，孔子很少讲仁，但《论语》记载讲仁的话，却在一百条以上，其中很多是孔子讲的。不过孔子虽然讲了很多条的仁，一般是讲士的修身法。孔子讲仁的真正要义在孝，他的弟子有若说，“其为人也孝弟（悌），而好犯上者鲜（少）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人）之本欤！”（《论语·学而篇》）子弟敬爱父兄，本出于心理的自然，在封建社会的家族制度里，孝悌应是一种基本道德，也是为庶民所乐于接受的一种道德，但在儒家看来，提倡孝悌，在于防止犯上作乱，不问那个“犯”和“乱”是否合理。毛主席《实践论》里说“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确是不可移易的真理。
孔子学说妥协性多于反抗性，也就很自然的保守性多于进步性。孔子反对横征暴敛，认为“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篇》）。《论语·先进篇》载他的弟子冉求做季氏宰，替季氏聚敛，孔子很愤怒，说“这不是我的学生，弟子们敲着鼓攻击他罢！”这是孔子出于真情的爱民精神。他主张举贤才，慎刑罚，薄赋敛，重教化，斥责那些为政者，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预先告人准备）视成（立等成功）谓之暴，慢令（自己无信）致期（要民从令）谓之贼”（《论语·尧曰篇》），这都是孔子学说的进步面。不过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以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这又说明他的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保守的。
孔子主张大一统，要求天子治天下，诸侯治本国。他崇拜辅相成王制礼作乐的周公旦。他想复兴周道，保持并加强周天子和各国诸侯的权力，举贤士大儒作辅相。他的理想政治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齐晋等霸主）。……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论语·季氏篇》）。孔子生在东周，还只好寄统一的希望于名义上为天下共主的周天子，虽不可能成为事实，但中央集权的统一思想，开始萌芽，实含有进步的意义。因为孔子要用礼乐仁义来求得统一，对战争取反对态度（《孟子·尽心篇》所谓“春秋无义战”），不了解兼并战争客观上正是破坏诸侯割据的旧秩序，走向大一统的必经路程。“仍旧贯（守礼制），何必改作”（《论语·先进篇》），就是孔子保守思想在政治上的表现。
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礼记·中庸篇》）的夏古主义者，但又是善于用权、“无可无不可”的“圣之时者”（《孟子·万章篇》），孔子学说含有多面性，所以儒家学派总能适合整个封建时代各个时期的统治阶级的需求，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孔子和儒家学说无可置辩的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
封建领主和新起的地主都属于封建地主阶级，本质是一致的。由于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关系有些区别，因而在政治上的要求也有些区别，但这些区别并不损害他们的一致性。而且在孔子时，新起的地主还不是一个成熟的阶级，它还没有脱离领主、自己掌握政权的势力。孔子学说代表新起的地主，同时又主张维持领主统治，是可以理解的。
中国封建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作偶像崇拜的孔子也跟着过去了，但孔子对古代文化的伟大贡献和他在历史上的崇高地位，并未失去。因为他删订六经，保存了三代旧典；因为他创造儒学，形成了中国封建时代的文化核心；他的学说的某些部分，表现了汉民族在文化特点上的某些精神形态（如《论语·卫灵公篇》所说“有教无类”）；他的学说，也影响了中国境内外非汉族的各族，在汉族与各族间起青精神联系的作用。孔子基本上是个大教育家，他一生在学习、在思想，在温故知新，在诲人不倦。他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经验，特别是教育和行为方面的经验。比较原始可信的《论语》书中，记录着孔子很多的格言和公式，例如“学而时习之”，就是最好的学习公式；“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论语·为政篇》），就是最好的科学格言。至于他那种繁富的学说，“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对我们是有益的，他给中国人民留下一份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人民必须珍重这一份遗产。
第十节 儒家学派与儒经
孔子学无常师，自文武周公之大道以至技艺鄙事，都留心学习。他的学习态度是“多闻阙疑”（《论语·为政篇》），“毋意（不任私意）、毋必（不武断）、毋固（不固执）、毋我（不自以为是）”（《子罕篇》），虚心向别人学习。他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述而篇》）。他的学习方法是以学为主，他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篇》）。学要与思相配合，他说“学而不思则罔（迷惑无心得），思而不学则殆（精神疲惫）”（《为政篇》）。学又与问相配合，孔子入太庙，每事问。他的弟子也能够“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泰伯篇》）。学又必须习，他说“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学而篇》）。所学要与所行相符合，他说“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宪问篇》），“听其言而观其行”（《公冶长篇》）。要多做事少，说话，他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里仁篇》）。学要从博返约，一以贯之（有条理有本末）。学要择善而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