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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1）弃宗弄赞（松赞干布）赞普（六二九年——六五○年）—（2）弃芒论芒赞赞普（六五○年——六七六年）—（3）弃都松（器弯悉弄）赞普（六七六年——七○四年）—（4）弃迭祖赞（弃隶缩赞）赞普（七○四年——七五四年）—（5）弃松德赞（乞立赞）赞普（七五四年——七九七年）—（6）牟尼赞（足之煎）赞普（七九七年——七九八年）—（7）弃猎松赞赞普（七九八年——八一五年）—（8）弃足德赞（可黎可足）赞普（八一五年——八四一年）—（9）达磨赞普（八四一年——八四六年）
第二节 宗教与文化
按照吐蕃当时经济上文化上所已经达到的水平，宗教在政治和生活等方面享有高度的支配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新唐书·吐蕃传》说“其俗重鬼右巫，事羱（音原yuán野羊）羝（音低dī公羊）为大神。喜浮屠法，习咒诅。国之政事，必以桑门参决”。语极简略，却也说明佛教的地位和吐蕃文化不能不是佛教文化。
吐蕃原来流行的钵教，与汉族远古时代盛行过“地天通”的巫教，颇有相似处。羌汉两族有久远的往来，宗教上曾经互相影响，也很有可能。钵教神道分为两类，第一类为天神，最高贵的是父王天神，他有许多兄弟，都住在天的中央，四周各有神物守护，名称与汉族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相同，唯所司方位略异，说青龙在南，白虎在东，朱雀在西，玄武则同在北。吐蕃的始祖即是六父王天神的王子，因此天神与祖先是合一的，在自己的子孙命终时，天神接他去同享幸福。但在下界生活期间，天神不能给予祸福。所以吐蕃并不重视对祖先的祭祀与祈祷，弃都松时受汉族影响，始立松赞干布的祀典。《吐蕃传》所谓重鬼，不是指祖先崇拜而是指第二类神。
第二类神是魔神。兴佛证盟碑（弃松德赞赞普立）列举的吐蕃土神，有九大神众及龙等。时代稍后，但保存吐蕃古代宗教情况最多的《黑白花十万龙经》分魔神为三类：即龙神、宁神和地神。龙神住在地面上有水之处，宁神住在空中，地神住在地下。龙神与人的各种疾病有关，宁神掌管自然灾害，地神能使人四肢缩小以至干枯而死。疾病、自然灾害和身体瘦弱，处在文化未发达、抵抗力缺乏的条件下，不得已向这些神请求免祸，也算是一种希望，这一类神有大权，但仍看作魔神，是自己的敌对者，如果请求无效（多半是无效）以至于死，自己还可回天上享受幸福。按照商朝巫教的说法，平民和奴隶死后在天上服役，钵教可能也是赞普子孙和他们的臣民都有归宿处，即臣民到天上依然为主人服役。据吐蕃史书所记，“首兴者为笃钵，自弃聂弃赞普六传至弃迭赞普，当此王时，有一人为神灵所凭，自言某某地有某某鬼神，能如何祸福人，作某种祭祀则吉，禳祓之则能逢凶化吉。此派至支弓赞普时大盛，是为黑派因体。其继兴者为伽钵，为收支弓赞普的凶煞，吐蕃钵教徒无能为力，自克什米尔、勃律、羊同迎诸三位钵教巫师。……前此吐蕃钵教徒未有如此行为，此后信徒皆入其道。最后兴起的为觉钵，弃松德赞王时令钵教徒改信佛教，彼等遂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其后虽遭严禁，至朗达玛王灭佛，钵经又复大行，是为白派果钵。”
在阶级对立还不很显著、人们的灾难主要来自自然方面的社会里，钵教的万物有灵论最能博得人们的信仰。它起初只是讲祭祀仪式，目的在得吉或逢凶化吉。等到社会有些发展，它本身也就要求改进，从外地请来的巫师，都有较大法术，并且还能“卜知罪犯真假”，这就使得钵教也能适应政治上的需要。自松赞干布以后，阶级对立逐渐加剧，统治阶级对宗教在政治上的作用，要求愈高，以祈祷为专业的钵教，尽管进行着斗争，最后不得不让位给佛教。
兴佛证盟碑说“先祖弃松赞在位，于逻些的贝噶建佛寺，是为吐蕃有佛教之始”。佛教发源地泥婆罗近在南邻，又是吐蕃的属国，千余年来佛教徒向四方传教，却不曾进入吐蕃，钵教的抵制，当是一个重要原因。六四一年，文成公主嫁到吐蕃，带来许多物品，其中有释迦佛像。文成公主是虔诚的佛教徒，一路上用车载佛像，不比其他物品只用骡马驮载。到逻姿后，松赞干布特为公主造宫室，很可能也为公主信奉的佛像建寺，如果是这样，可以说佛教最先是从唐传入，不是直接从天竺来。
佛教建立寺庙，虽然并未流行，但既被认为可以存在，就有存在的理由和流行的可能了，这和当时吐蕃阶级矛盾还只在开始阶段的情况是相符的。
唐僧慧超于七二七年，即松赞干布死后七十七年，自天竺回至安西，曾说吐蕃“国王百姓等总不识佛法”，可见佛教流行是在七二七年以后。那时候弃隶缩赞赞普在位，王族论钦陵势力被消灭，宦族得势，吐谷浑王坌达延（坌音笨bèn）专决国政。吐谷浑早就信奉佛教，坌达延赞助弃隶缩赞兴佛，是文成公主以后，又一次由东方传入佛教。证盟碑说“父王赞普弃隶缩赞之时，于札玛的噶菊建寺。父王去世，少数大臣魔迷心窍，祖先
对佛法的敬信既已寝息，又宣令佛法不善，内外臣民不许信奉”。佛教能和钵教对抗，足见已有颇大的力量，力量的来源就是一部分贵族利用它来争夺政权。《证盟碑》说“赞普陛下（弃讼德赞）年二十时，双手麻木，梦兆亦恶，乃废禁奉佛法之律，敬信三宝，病苦全除，于是大兴佛教”。吐蕃史书说“当法王奔松德赞时，秉承莲花生及静命二太师仁德之意，将诸有害之外钵法术，大半消灭，其钵徒异类则流逐边鄙。至于钵教中之占卜推算，祈福禳祓等术，凡于众生有利者，即多存而未毁”。钵教力求生存，“窃取佛经，作钵教经典”，佛教为求全胜，吸收钵教法术，两教斗争是激烈的。既然钵教的法术被佛教拿去，佛教又自有一套因果报应的教义，如说“太初无生，有生之后，行善或作恶，此后则死，死后转生善处或恶处”。又说“业由自造，……善行有善报，恶行有恶报”。因果报应说加法术，佛教处在必胜的地位了，也就是奉佛的贵族足以压倒奉钵的贵族了。
吐蕃史书说“弃松德赞赞普在位，……尊贤尚勇，除恶务尽。……大兴佛法，寺院林立，慈悲为念，冀脱轮回”。统治者收到“除恶”（镇压被压迫人民的反抗）的效果，自然要扶植佛教，让它对“下民”发生更多的麻痹作用。
弃松德赞晚年，吐蕃开始由强盛转为衰微，统治阶级内部争夺愈趋激化，佛教在争夺中也愈显出身手。弃猎松赞因依靠钵阐布得作赞普，在位时大行佛教。吐蕃史书说“色拉累（弃猎松赞）在位，建汉部之噶穹夺中寺，迎请莲花戒大师入藏弘法，由年杂那古马热任译师，翻译前此未译佛经多种”。又有一个碑文说“赞普子孙，自幼年以至即位，必自比丘中选拔善知识，从之学法。吐蕃人民学法者不禁”。直接从天竺输入佛教并且推行到民间，这是吐蕃佛教的一个重大发展。可黎可足赞普时，钵阐布继续掌权，规定七户平民烘养一个僧侣，当时国势已到极衰阶段，佛教却到极盛阶段。史书说可黎可足“筑无相石城，以玉石建佛寺阁楼，前此父祖自唐、于阎、萨贺和克什米尔等地搜罗佛经翻译，义多相异之处，皆令人传习。复迎请天竺学者兹那密札、徐楞札彼缔、答那息等，与吐蕃译师噶屠尼与钵德益喜迭等重新以梵本校正，写为定本”。可黎可足面对危亡的险境，希望佛保佑就愈益迫切，他以为兴佛灭钵可以救危亡，不知佛教无救于身危国亡。达磨赞普兴钵灭佛，不知钵教也无救于身危国亡。两个赞普都被敌对的宗教徒杀死，自己扶植的宗教何曾有丝毫保佑。统治者起初利用宗教来麻醉民众，后来自己不可免地也为宗教所麻醉；虔诚的僧侣，本无意害人，更无意害己，但他们的宗教活动不能不是害人又害己。整个社会弥漫着宗教毒气，信教愈坚，中毒愈深，互斗愈烈，后果愈恶，这实在是人类历史上的一种悲剧。吐蕃历史并不例外，在宗教互斗中，赞普绝了，国家亡了，但宗教还是继续兴盛井互斗下去。
吐蕃佛教和政治相结合，佛教具有支配一切的势力，文化各部门都得做它的奴仆，接受它的驱使和利用。因之，吐蕃的文化只能是佛教文化，受佛教束缚的文化。尽管人民不乏创造力，严重的束缚却阻碍着吐蕃文化有较充分的发展。
学习别国文化的长处，用来帮助本国文化的推进，原是有益无害的事。例如松赞干布派遣贵族子弟多人到克什米尔学习，其中吞米·桑布札学声明（声韵学），回国后制成藏文字母和文法，对吐蕃文化作出巨大的贡献。至于佛经的大量输入，就不能说是有益无害。第八世纪中叶以后，吐蕃佛教兴盛，重要佛经陆续翻译成藏文。译经严肃认真，忠实程度不在汉文与巴利文佛经泽本之下。有些佛经印度已失传，汉文与巴利文亦无译本，藏译佛经中却保存了不少。可是，佛教与政治混而为一，佛教凭借政治力量迫令人们只许在佛经中寻求知识，这就大有害于知识领域的开展了。
吐蕃从天竺也从唐朝输入佛教文化，又从唐朝输入汉族文化。这些文化与吐蕃原有的文化融合起来，形成吐蕃文化，或者说是吐蕃的佛教文化。下面叙述吐蕃与唐的文化交流，这种交流，当时是在走亲戚的和好关系上进行的；直到今天看来，也还是很愉快的。
六三四年，松赞干布赞普遣使到唐朝送礼品，请求通婚。六四○年，松赞于布命大相禄东赞为使官，以黄金五千两及珍宝数百件作聘礼，请许婚。唐太宗允许文成公主出嫁到吐蕃。六四一年，唐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往吐蕃。松赞干布率兵到吐蕃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