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孪泌劝唐德宗北和回纥，南通南诏，西结大食、天竺，使吐蕃四面受敌。唐德宗听从，与回纥和亲，又使剑南节度使韦臯招南诏年附。七八八年，回鹘（本年回纥改称回鹘）可汗上书，愿为唐击吐蕃，南诏王也决计附唐，不再助吐蕃。原来大食是吐蕃的劲敌，蕃兵大半驻在西域，抵御大食东侵。七八六年，韩洸（音晃huàng）在请伐吐蕃收复河湟疏中说，“闻其（吐蕃）近岁以来，兵众寝（渐）弱，西逼大食之强，北病回纥之众，东有南诏之防，计其分镇之外，战兵在河陇者，五六万而已”。据入蕃使崔翰密查，吐蕃驻河陇兵马真数，只有五万九千人，马八万六千匹，可战兵仅三万人，余皆老弱。吐蕃兵力如此薄弱，唐德宗不谋收复失地，却力求讲和；尚结赞不坚守清水盟约，却想用诈计取长安，双方都做着愚蠢事，愚而诈的一方，后果自然要更坏些。自从唐德宗采用李泌的建议，吐蕃的强盛时期也就结束了。
吐蕃进行羌族的统一战争，在历史发展中是处顺势，因之阻力较少，很快建立起大吐蕃国。但是，战争进入唐本部境内以后，就显得能力与环境不能相适应，一直走失败的道路。吐蕃起初只知道地重，不知道人重，围凉州城时，乘城中人窘迫，宣告：我要的是城池，人不论老少都可以迁往唐境。取其他城池也是如此。李晟曾说，河陇失守，并不是吐蕃有多大的力量，主要是唐将帅贪暴，内附部落离心，民众不得耕种，展转向东迁徙，自己放弃土地。吐蕃不利用这种情形，争取城中人留下来，倒不是因为尊重唐人的爱国心，而是保持落后国家战争的惯例，即“出疆之费，亦无定给，而临阵所得，便为己有”，也就是出兵不准备粮草，让将士任意去掳掠。城中多有财物，要城池与掳掠财物，意思是相同的。到了知道地旷人稀，需要劳动力的时候，又进行掳掠人口的战争。七八六年，唐德宗给尚结赞信里说“又闻放纵兵马，蹂残禾苗，边境之人，大遭驱掠”。七八七年，尚结赞焚毁盐、夏二州城，掳走所有居民。同年，吐蕃大掠汧阳（陕西千阳县）、吴山（陕西陇县东南）、华亭（甘肃华亭县）三县，残杀老弱人，壮年男女万亲人全被掳去，放在安化峡（在甘肃清水县）西，准备分给羌、浑（吐谷浑）诸部，告被掳人说，准许你们向东哭别故国。众大哭，千余人投崖自杀。七八八年，吐蕃大掠泾邠等五州，掳去人畜二三万口。此后，吐蕃连年攻入唐境，破坏极为严重，沈亚之《临泾城碑》说“今（八一三年，唐宪宗元和八年）每秋戎人塞寇泾，驱其井（市）闾（民居）父子与牛马杂畜，焚积聚，残庐舍，边人耗尽”。唐边将因吐蕃不占据土地，掳人就走，反以驱敌出塞为辞，向朝廷报功道贺。边地民众受吐蕃和唐边将的双重祸害，处境该是多么危苦！吐蕃轻视和亲的利益，为掳掠财物和人口进行频繁的战争，使吐蕃民众劳苦厌战，唐民众流离失所，政治上该是多么失策！
吐蕃对唐人有两种待遇法。一种是河陇地方未曾东徙的居民约有五十万人，其中劳动民众都被看作贱隶。沈亚之说，我曾问吐蕃降人，唐人在彼方情形。他说：唐人（民众）子孙生下来就是奴婢，种田放牧，或聚居城乡中，或散处荒野间。这部分人无论是谁，吐蕃都不敢信任；世族豪家社会地位不变，有些被任为文武官，还受免税、扩大产业等优待。八二一年，庸穆宗任刘元鼎为会盟使，前往逻娑，路过河西一带，见到旧时城郭还在，兰州广种水稻，桃李榆柳茂盛。看来，汉族地主阶级仍保持原状，民众虽说是奴婢，实际是农奴性质，与纯粹奴隶还有区别，生产仍以农业为主。广大农民被贬为完全农奴，是社会的大退步。吐蕃又迫令所有唐人改换服装，只许每岁元旦日用唐衣冠祭拜祖先，祭毕收藏。每当这一天，唐人无不东向号恸，想念故国更甚。七八○年，唐使臣韦伦自吐蕃归国，经过河陇，一路上看到唐人都毛裘蓬头，在墙缝里偷看，有些捶心流涕，有些向东拜舞，也有人暗送书信，报告蕃国虚实，盼唐军来如饥渴人盼饮食。刘元鼎出使吐蕃，至龙支城（青海乐都县南），有耆老千人，见刘元鼎哭拜，问天子安好否？说因从军被掳，陷没在这里，自己和子孙不忍忘记朝廷，朝廷也还记得我们么？说完都鸣咽涕泪，不敢出声哭。刘元鼎密问，知道是丰州（内蒙古五原县）人。元稹《乐府·缚戎人》里所说“眼穿东日望尧云，肠断正朝（元旦）梳汉发”，正是在蕃国唐人的普遍心理。自地主阶级到农民，都愿意回到唐朝来，吐蕃的统治显然不能维持多久。
另一种是对俘虏的待遇法。无专长的唐俘，面上刻黑字（黥面），分配到各地充奴役，上述龙支城唐人，当是属于这一类。有专长的唐俘，右臂上刻黑字，等候赞普亲自发落。其中有些人被任为小官吏，不论文武，统称为舍人。唐宪宗时，淮南小将谭可则在边上被俘，因通晓文字，将要被任为知汉书舍人。他臂上刻的蕃字，译意为“天子（赞普）家臣”。赞普选取有才能的人作自己的家奴，分配无才能的人给贵族作家奴，符合俘虏为奴的惯例。刘元鼎觐见赞普，赞普赐宴，肴馔和酒器，略与唐同，乐工奏《秦王破阵曲》，又奏《凉州》、《胡渭州》，《绿腰》等。乐工和伎人都是唐人，厨师和制酒器的工匠，大概也是唐人。八○一年，吐蕃攻破麟州（陕西神木县北），掳走居民及党项部落。僧延素被掳，一个蕃将号称徐舍人，对延素说，我是英公（李勣）五代孙，武后时我祖先避难逃人吐蕃，世代做蕃将，想念故国的心永不能忘，只是宗族大了，无法回去。你现在遇见我，我放你走。蕃法严，无放还俘虏例，徐舍人放延素，因延素是僧人。这种避难入蕃的人，社会地位可能高一些，其余有专长和无专长的俘虏，都是家奴身份。吐蕃曾攻蜀，赞普命令诸将说，我要蜀州作东方大镇，凡有技艺的工匠都送到逻娑来，平常年岁只要他们纳一匹帛的赋税。在新疆发现的吐蕃文书里说，“在当妥关，弃札、穹恭和桑恭三人分派奴隶，举凡他们的人名、家庭、职业及如何纳税等分别予以登记”。以此为例，家奴不是纯粹奴隶而是农奴性质的贱民。当然，充当纯粹奴隶的人也不会很少。吐蕃多年来为掠获人口而战，一定有大量唐人被掠获，他们生活在吐蕃日久，逐渐融合在蕃人中，成为社会下层的一部分。这对吐蕃既补充了人口，又流入了文化和技艺，似乎是有利的，但战争中吐蕃兵士死亡率很高（战死和疫死），用来换取俘虏，何曾有便宜，文化和技艺可以学习，也无须依靠故争。归根说来，吐蕃对唐进行长期战争，是统治阶级为了“临阵所得，使为已有”，不惜牺牲民命来达到得财物拥家奴致大富的目的，如果说战争有利，也只是统治阶级有了利。至于吐蕃民众同唐民众一样，不论胜败在哪一方，受到的都是祸害，并无什么利可得。吐蕃民众受长期战争的祸害，劳昔不堪，吐蕃衰亡时期的到来，也就必不可免了。
四 衰亡时期（七九七年——八四六年）
弃松德赞赞普后期，即七八六年（唐德宗贞元三年，吐蕃劫盟、李泌为相的一年）左右，吐蕃开始由极盛转向衰弱。由于与唐、大食、回鹘为敌，战争负担远远超过实有的力量。民众困于兵役，又遭灾荒，所谓“差征无时，凶荒累年”，实是吐蕃的致命伤。统治阶级根本不留意这个危机，却一心互夺权利，变乱接连发生。正如七九三年南诏王给韦臯信里所说“天祸蕃廷，降衅萧墙，太子兄弟流窜，近臣横污，皆尚结赞阴计以行屠害，平日功臣，无一二在”。尚结赞为首的一部分宦族，独揽大权，排斥异己，连赞普家庭，也加以干涉。他居大相位将近二十年（七九六年死），造成了赞普失权的恶例，此后四十余年，赞普继承都由权臣安排，内部矛盾因而愈趋激烈。七九六年，弃松德赞赞普死，吐蕃内乱表面化，正式进入衰亡时期。
弃松德赞赞普有三子，死后，长子牟尼赞（足之煎）赞普继位（七九七年）。牟尼赞凡三次平均百姓之财富，但仍如未乎均前之原状。吐蕃原来保存浓厚的氏族社会残余，自由民按照惯例使用一定数量的耕地或牧地。禄东赞袒孙三世为大相，屡次划田界、定赋税，推行封建土地所有制，即土地为赞普所有（王田）或贵族所有（领主也有土地和百姓），自由民只能使用划定的田地，向土地所有者（赞普、领主）缴纳租税并服役（兵役和一般谣役）。这种情形，曾见于汉族四周至战国的初期封建社会。汉族自秦汉以下，名义上国内土地全为国家所有，而皇帝、贵族、地主和有些平民又是大小不等的土地私有者，除皇帝以外，其余都得向国家纳租税和服役（各朝代情形不全同），因为皇帝是国家的主人，也就是土地的最高所有者，有权征收所有土地的租税，称为国课，供军国的费用。包括皇帝在内的各个土地私有者（例如皇帝有苑圃和皇庄等私有土地），也有权向租用土地的耕作人（佃户）收租，收入的租归土地私有者本人所有。这是封建土地所有制进一步发展的形式，吐蕃社会比汉族落后，只有初期封建社会的生产关系，不过，在当时，也还是一个进步。由于长期用兵，贵族加增租税，破坏田界，剥夺自由民的土地使用权，自由民逐渐沦为农奴，造成社会的不安。牟尼赞赞普三次平均百姓的财富，都遭到失败，可见他是有作为的君主，贵族却不许他有所作为。他在位一年又七个月，被母后毒死。母后哲蚌氏，正是吐蕃的一家大贵族。次弟牟如赞普刚继位，即被仇家尚那囊杀死。那囊氏也是一家大贵族（尚结赞即是那囊氏）。三弟牟笛（弃猎松赞）赞普继位（七九八年）。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