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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建都关中，漕运有三门砥柱的险阻，从洛阳运米到长安，漕船多在三门峡覆没，一斛能送到八斗，就算是最好的成绩。改走陆路，两斛要运费一千文。民间苦于漕运，有斗钱运斗米的谣谚。唐高宗以后，朝廷经常想开凿砥柱，畅通河道，都未能成功。五代以下，不再有建都关中的朝代，三门为害，漕运不畅，是最重要的原因。
水陆驿——兵部属官有驾部，专管驿务，全国有官驿一千六百三十九所（《通典》作一千五百八十六），其中水驿（备有船只）二百六十所，陆驿（备有马驴）一千 二百九十六所，水陆相兼驿八十六所。陆路上一般是三十里设一驿（不在通路上的驿称为馆），每驿有长，管理本驿，招待旅客。官驿馆在全国交通线上普遍设立，对商业有很大的便利。
对外海陆交通——唐朝前期国势强盛，威力远被四方，中期以后，仍保持大国声望，中外交通主要是海上交通，畅达无阻。《新唐书·艺文志·地理类》所录有关海外诸国的记载，为数不少，唐德宗时宰相贾耽著《皇华四达记》十卷，《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四十卷，最为详备。《新唐书·地理志》采贾耽书，叙述唐与外国交通最重要的路线凡六条，五条是陆路，两条是海路。陆路：（一）自营州（河北昌黎县）入安东道；（二）自夏州（陕西横山县）通大同云中道；（三）自中受降城人回鹘道；（四）自安西入西域道；（五）自交州通天竺道。海路：（一）自登州（山东蓬莱县）海行入高丽渤海道；（二）自广州通海夷道。所谓海夷道，就是从广州出航，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刺等地以至印度、锡兰，再西至阿拉伯（大食国）。上列七路中，海夷道是商业上最重要的道路，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道路，中国在两汉时已是航海大国，到唐朝海路走得更远，比两汉又有进一步的发展。
（4）对外贸易
《唐律疏议》引《关市令》，说：“锦绫、罗縠、绸绢、绵布、牦牛尾、真珠、金、银、铁，并不得度西边北边诸关”。西边、北边外诸邻国，向来有侵扰边境的惯习，唐禁止铁出关，显然是防止铸造兵器。其余禁物，衣料是要控制进关货物，目的在换取以马匹为主的各种牲畜，真珠，金、银、牦牛尾，国内稀少，不愿外流。少府监属官有互市监，在边境上掌管外国贸易，可见唐对西北边市，商业与军事兼顾，不许商人任意谋利。
从南方海路上来通商的各国，都是远国，不会发生军事行动，因之，禁令稀疏，朝廷在广州设市舶使，专管收税，外国商人，只要不违犯唐法律，贸易往来，完全自由。中国商人到外国通商，也很发达。据阿拉伯人苏莱曼《东游记》说，唐时中国海船特别巨大，波斯湾风浪险恶，只有中国船能够航行无阻。阿拉伯东来货物，都要装在中国船里。当时中国船称雄海上，也就意味着中国对外通商的繁盛。中国输出的主要商品，丝织物以外，瓷器也以世界最先进的资格受国际市场的欢迎。埃及开罗南郊福斯他特遗址，发现唐至宋初的瓷片数以万计，叙利亚沙玛拉遗址发现大批唐陶瓷器，其中有三彩陶器、白瓷器、青瓷器。印度勃拉名纳巴特遗址也发现唐瓷片。可以设想，瓷器在唐朝已是大宗出口货。婆罗州北部沙捞越地方，发现唐朝人开设的铸铁厂，据当地考古学者的论证，铸铁技术自中国传入，对当时还在铜器时代的社会，起着推动作用。依据这些事例，唐朝高度发展的手工业产品和技术，通过商人曾对海外诸国作出了贡献。
（5）大商业和商人
唐时商业多至二百余行，每行总有较大的商店。据现有材料看，最大的商业当是放高利贷的柜坊。柜坊又有僦柜、寄附铺、质库、质舍等名称，类似后世的当铺。店德宗借长安富商钱，仅得八十余万缗，搜括僦柜的钱物，借四分之一，得一百多万绪，足见柜坊是大商业。柜坊所藏物品，主要是钱帛、粟麦。钱，一部分是柜坊自备的资金，一部分是别人的存款。唐僖宗乾符二年《南郊赦文》里说：自今以后，如有入钱买官，纳银求职，发觉后，钱物没收。柜坊明知事情，代为隐瞒，不来告发，要严加惩罚，因柜坊资金大，有钱人愿意寄存钱财，柜坊又兼似后世的钱店。钱以外的帛、粟、麦，是农民借钱的抵押品。柜坊剥削的主要对象，仍是农民。七三二年，唐玄宗下诏说，近来公私放债，取利息颇多，自今以后，天下放债或收息，私人只许收四分，官本收五分。朝廷规定四、五分，实际收息当高于规定。
开设柜坊的人，自然是巨富，还必须与权贵有关系。长安大商小贩多列名神策军籍。求官人通过柜坊等富商向宦官买官职，宦官也通过柜坊等富商成为工商业者的政治代表。
次于柜坊的大商业有盐商、茶商及波斯珠宝商。八八○年，侯昌业上书斥责唐僖宗和田令孜，说“强夺波斯之宝贝，抑取茶店之珠珍，浑取柜坊，全城般（搬）运（藏匿财物）”。杨师立《数陈敬瑄十罪檄》里说，“搜罗富户，借彼资财；抑夺盐商，取其金帛”。田令孜又想借京外富户及胡商的货财，盐铁转运使高骈上书阻止，说，“天下‘盗贼’（指黄巢等起义军）蜂起，皆出于饥寒，独富户胡商未耳”。田令孜被阻不敢再夺取。田令孜强夺富商，失去作为政治代表的地位，但唐朝廷与富户胡商的关系，高骈却说得很清楚，即这种入受朝廷保护，与官吏相辅而行，刻剥民众使陷于饥寒的绝境。黄巢在广州为什么杀胡商，理由就在这里。
隋场帝时商业已很发达，唐高祖时富商郑凤炽（一作邹凤炽，说是唐高宗时人），家产不可计数，邸店园宅，遍满海内，与权贵往来，势倾朝市，曾对唐高祖夸富说，终南山上每株树挂绢一匹，山树挂满，我家里还有余绢。这种记载未必可信，郑凤炽是隋、唐间巨富，却是事实。唐太宗时，安州（湖北安陆县）人彭通献布五千段供攻辽东军费，赐文散官宣义郎（从七品下）名号。唐高宗时，安州人彭志筠愿献出绢布三万段助军费，赐奉议郎（从六品上）名号。武则天时，张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数人在内殿赌博。唐玄宗时，京城富商王元宝，被称为天下至富，也称为王家富窟。这些都是唐前期的巨富，都和朝官甚至皇帝有来往，但除两个姓彭的人，得低级文散官名号，其余都没有官位。自唐中期起，富商依靠宦官得入仕途，正如唐中宗时辛替否《陈时政疏》说“遂使富商豪贾，尽居缨冕之流”，商人加上官势，更便利于剥削。
（6）官商合流
唐制，十族称为清流，作官称为清资官，不许兼营商业，工商算是贱业，不许入仕。随着宦官势力的兴盛，商人入仕的禁例逐渐消失；另方面，士流兼营商业，在开元年间开始，此后愈益盛行，禁例也逐渐消失。官商合流，都增加了刻剥民众的力量，同时，也加剧了宦官与士流的冲突。下面举出土流兼营商业的事例。
《旧唐书》开元二十九年，唐玄宗禁九品以下（当是上字之误）清资官置客舍邸店车坊。诏书说，近闻南北街百官等在京城东西两市及近场（市场）处广造店铺出赁，妨害商贾的利益。白今以后，凡出赁店铺，每间每月赁费，不得超过五百文，依法令清资官不许置产，已造的店屋准许出卖。开元末年，朝政已极腐朽，这种诏书，只表示朝廷要清流保持形式上的所谓高尚，并不求有实效。唐肃宗女政和公主，经营商业，获利逾千万。千万当是万缗饯，她在短期内成巨富，自然是凭借贵族势力。其他官员势力较小，获利也会少些。商业与官势相依附，才能获更多的利，是很显然的。唐代宗时，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官不得与商人争利，在扬州所设邸店，一概禁止。原来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托名军用，派人到扬州开设店铺，经营商业，官势再加军势，不仅普通商人受损，就是王公、朝官也不能相敌。唐代宗下令禁止，据《唐会要》说，诸道的店铺“至是乃绝”。朝廷禁令所以生效，因为得到王公、朝官和商人的拥护，但地方长官势力在上升，朝廷只能做到暂时的禁绝。
京城大商业多使用地方长官的存款。自唐代宗时起，节度使多从神策军大将出身。大将出加倍的利息，向商人借巨款，送给中尉，到方镇后，尽量搜括，偿还本息，自身还私蓄一大批钱存放在商店。足见唐中期以来，极大部分的钱是在神策军系统的内外各级军官手中。士流也不放松商业利益，唐武宗《赦文》里说听说朝外衣冠（士流），私置质库楼店，与人争利。归根说来，唐朝文武百官，在直接剥削民众以外，还利用商业作为另一种剥削手段。商业特别是高利贷业和奢侈品业的兴盛，正说明民众生活的极端贫穷和合流了的官商贪得无厌。
京城有大量的方镇存款，大商业也多是方镇所经营，因此，唐宪宗时，出现一种称为“飞钱”或称为“便换”的汇钱法。商人在京城，送钱到诸道进奏院（驻京办事处）及诸军、诸使、富家，自己轻装出京，在当地凭券取钱，购买货物，运回京城。飞钱法可免带现钱行路，对商业大有便利处。朝廷想取得飞钱的利益，令商人到户部、度支、盐铁三司飞钱，每千钱官收汇费一百文。没有一个商人肯来三司飞钱，朝廷只好允许免收汇费，结果还是没有人肯来。飞钱是官商合流的产物，朝廷意在收取商人的钱，不准备再付出，自然不会得到商人的信任。
汉、魏以来的士族制度，唐朝还保持着，到北宋才废除，这在科举制度里表现得很清楚。士族制度所以不能再继续存在，官商合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