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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数次多的是陇右、河西两镇。它的对方吐蕃是一个强国，不过，唐与吐蕃间的战争，多半是唐边将挑动起来的。七一四年（开元二年），吐蕃赞普遣使官来境上请和，请用敌国礼。唐玄宗发怒，不许讲和。从此两国经常作战，互相侵夺。七三○年，吐蕃因屡次战败，请求讲和。皇甫惟明劝唐玄宗许和。唐玄宗说，赞普给我的信，狂悖无礼（指七一四年请用敌国礼），我不能原谅。皇甫惟明说，开元初年，赞普还很年轻，那会写这封信！我想，大概是边将故意假造，用来激怒朝廷。因为边境有事，将吏得以偷盗官物，虚报战功，骗取勋爵。这是奸臣的利益，对国家有什么好处。战事不停，费用浩大，河西、陇右两道都不得安宁。朝廷如果派使官去慰问金城公主（七○九年嫁到吐蕃），和赞普当面结和约，使他称臣息兵，不是对待邻国的善策么！唐玄宗使皇甫惟明到吐蕃讲和，赞普大喜，遣大臣入朝，两国恢复甥舅的和好关系。
皇甫惟明所说唐边将的好战行为，是切合实际情形的，诸如对奚、契丹，对吐蕃以及对其他邻国（例如南诏），都可以证明。本来，边将凭借国家的威力，侵侮邻国来求富贵，是常有的事，关键在于朝廷能否加以控制。唐玄宗本人就有好战心，节度使立功名，往往入朝作宰相，实际上，是鼓励边将生事邀功，唐与邻国当然不会相安无事。下列事例，说明唐玄宗发动战争，不愿意边境上有和平。
唐与吐蕃讲和以后，边境宁静。河西节度使崔希逸使人对吐善守将说，如今两国通好，亲如一家，双方何必置兵守备，妨害耕牧，请都撤去守备兵。吐蕃守将经崔希逸力请，允许撤兵。自此汉人耕种，吐蕃人畜牧，各得安居乐业。七三七年，崔希逸派使人孙海到京城奏事。孙海想立边功，奏称袭击吐蕃，定能大获。唐玄宗使宦官赵惠琮同孙海去河西审察情形。赵惠琮矫诏令崔希逸出击，崔希逸不得已进入吐蕃境二千里，大破吐蕃兵。崔希逸内调为河南尹，自愧失信，得病死去。赵惠琮、孙海都算有功受了重赏。唐玄宗贪小利，宁愿对邻国失大信，吐蕃因此断绝和好，进行战争。
朔方节度使兼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是智勇全备的将帅，幼年时和唐玄宗论兵法，唐玄宗说他将来必成良将。他做两镇节度使，专以持重安边为宗旨，经常告诫部属说，当太平时候的将帅，只要爱护士卒、勤加训练就可以，不要耗费中国的力量去求自己的功名。唐玄宗要用良将攻击吐蕃，七四六年，任王忠嗣为河西、陇右节度使，兼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掌握天下劲兵，选拔将才，李光弼（契丹人）、哥舒翰（突骑施哥舒部人）二将尤被重视。王忠嗣数次击败吐蕃军，但仍守持重安边的宗旨。七四七年，王忠嗣看出安禄山的阴谋，奏称安禄山必反。李林甫深恶他议及朝政，唐玄宗一向宠信安禄山，自然也不以为然，不久，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唐玄宗令王忠嗣攻吐蕃石堡城（青海西宁市西南）。王忠嗣奏称，石堡形势险固，非死亡数万人不能攻克，不如等候有利时机，再行进取。唐玄宗很不满意他的建议，令王忠嗣分兵数万，交给将军董延光去攻城。李光弼对王忠嗣说，大夫（金紫光禄大夫）为了爱惜士卒的生命，不肯出重赏鼓励士气，将来朝廷追究责任，怕不好解释。王忠嗣回答说，现在用数万人去争一城，得了并不能控制对方，不得也无害于我国，所以我不肯用兵。我受朝廷罪责，最重是贬到南方小郡里做个佐杂官，我不能让数万人战死来 保全我这个官。李将军，感谢你的好意，我已下定决心，请不要再谈攻城。李光弼非常感动，说，大夫能行古人的事，我怎敢再说话。董延光攻石堡不下，说王忠嗣阻挠军计。唐玄宗发怒，李林甫使人诬告王忠嗣谋反。唐玄宗革王忠嗣官，交三司（刑部、御史台、大理寺）审问。三司判王忠嗣死刑。当时哥舒翰已继任陇右节度使，入朝力保王忠嗣不反，王忠嗣得免死，贬为郡太守。七四九年，得暴病死。王忠嗣病死的一年，唐玄宗令哥舒翰率兵六万三千人攻石堡城，唐兵战死数万人才攻下石堡，俘获吐蕃守军四百人。战争的结果，不出王忠嗣所预料，唐损失是很重的。唐玄宗为夺取一个无关战局的小城，把士卒的生命看作蚁命，除了极度的骄侈心和发狂似的好战心驱使他这样做，再不能有任何其他理由。王忠嗣守正不屈，却被昏君奸相斥逐，又不幸早死。安史作乱时，唐朝军事上主要依靠郭子仪、李光弼来挽救危局，郭、李地位相差不远，出身的镇也不同（郭子仪出身朔方镇，李光弼出身河西镇），朝廷正缺少象王忠嗣那样能统率各镇兵将的大将，王忠嗣的贬黜和死去，对唐朝说来，是一个大损失。
唐玄宗自恃强盛，定要侵侮邻国来满足自己的骄侈心。安禄山生事邀功，因而得到宠信，王忠嗣持重安边，因而遭到黜逐，他用这样谬误的赏罚制造边境上的战争，足见战争所耗损的人命和财物，都是不必要的。
发动边境战争，唐玄宗好战，固然是一个重要原因，但募兵制也同样是个重要原因。唐德宗时，李泌论募兵制是祸乱的根源，说，李林甫作宰相，奏请京师及边境诸军都行募兵制。这种应募的兵士，既不是土著，又没有宗族，看轻自己的生命，只求赏赐的获得。李泌这个说法是有理由的。应募的兵士许多是不事生产的亡命之徒，其中很大一部分还是归附唐朝的各少数族人。主要由亡命之徒和少数族人组成的边镇军队，为了得赏当然不避战争。王忠嗣任朔方、河东节度使，藏大弓在袋子里，表示不用。军中却日夜思战，王忠嗣只好多派间谍到敌境探查情况，见有可胜的机会，才出兵攻击。看来，王忠嗣也不能违反军中的好战心理，严格守边不出击。唐玄宗本身好战，从边镇听到的又是些好战的话，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响，对侵侮邻国的兴趣随着战争的进行愈来愈浓厚，这里，唐玄宗为什么把国家的全部兵力和很大部分的财物放到边镇上去的原因，也就得到解释了。
七二五年，招募彍骑十二万人，作为皇帝的宿卫兵。彍骑居京师，没有出战的危险，天宝年间，应募的都是些小贩和无赖，根本不受军事训练。当时承平多年，很多议政的人以为内地可以取消兵备。朝廷禁止民间收藏武器；士大夫家子弟做武官，父兄认为是耻辱，不许作为本家人。这都是太平观念的反映。京师有兵等于无兵，内地民间连武器也没有，猛将精兵却聚集在边镇上，内外失去平衡，危险的局面是显而易见的。
战祸只待边镇上的野心家来发动，唐玄宗积极培养野心家，安禄山为首的一伙叛乱者被培养出来了。王忠嗣兼四镇节度使，功名渐盛，李林甫怕他入朝作宰相。王忠嗣奏称安禄山必反，唐玄宗不信王忠嗣的预料，反允许王忠嗣辞去河东、朔方两节度使。原来李林甫要杜绝边帅入柏的道路，早就主张用少数族人为边帅，因为他们不识汉文字，无法作宰相。李林甫用另一种理由对唐玄宗说，文臣为将，总是缺少勇气，不如用寒微胡人。胡人勇猛，敢于上阵作战，出身寒微，不象酋长贵族那样有部落和徒党。他们孤立无党，如果朝廷给予恩惠，一定感恩为朝廷效忠。唐玄宗喜边功，又怕边帅立功名，结成朋党，李林甫的计议正合心意，寒微胡人安禄山等就这样被重用起来。七四七年王忠嗣去职后，自东北至西北的边境六个重镇中，安禄山得范阳、平卢、河东三镇，兵力最强，哥舒翰得河西、陇右两镇。两人私怨很深，各培植势力，争夺权利互不相下，边镇事实上已经分裂成两个敌对力量。七五五年，哥舒翰入朝，路上得中风病，留在京师，安禄山成为唯一掌握重兵的边帅。就在这一年的冬季，蓄谋将近十年的安禄山，公开叛变，从此，唐朝的中央统一势力和地方割据势力发生长时期的斗争。
二 第一次斗争（七五五年——七七九年）
安禄山得到唐玄宗无比的宠信，因而在谋反活动上得到很大的便利。他收养同罗（铁勒的一部）、奚、契丹等部的降人八千余，称为曳落河（壮士），又蓄勇健家奴百余人，这算是他的基本武力。他有高尚、严庄两个龌龊士人作谋主，孙孝哲（契丹人）、史思明（胡人）、阿史那承庆（突厥人）、田承嗣等武夫作爪牙，这算是他的文武辅佐。他私制大量绯袍、紫袍和鱼袋（官员服饰），准备赏授官勋，借以收买徒众，这算是他的政治计谋。安禄山谋反多年，只有这一些凭借，力量是薄弱的。他依靠曳落河和家奴，并用蕃将三十二人代替汉将，足见他也知道大多数汉族兵士和将官不能为他效力。七五五年，他认为反叛的时机已到，以奉密旨率兵入朝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范阳、平卢两镇兵及同罗、奚、契丹、室韦共十五万人，号称二十万，向南进军。安禄山兼任河北道采访使，河北是他的管辖地，沿路郡县官或开门出迎，或弃城逃避，或被捉杀死，情况非常混乱。唐玄宗得到一些安禄山反叛的报告，还以为是假报，不信安禄山真会造反。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确实造反，才仓卒布置防御。他用安西节度使封常清为范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