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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他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李建成爱好酒色政猎，亲近赌徒恶霸，同他一样是个纨裤无赖子。他的第四子李元吉，尤其凶险。李建成、李元吉勾结宫中宠妃们，协力谋害唐太宗，他同意李建成等人的丑恶行为，可是当时战争还没有停息，不便作最后的表示。《通鉴》说“上（唐高祖）每有寇盗，辄命世民讨之，事平之后，猜嫌益甚”。显然，他是憎恶唐太宗，想传帝位给李建成的。
到了六二六年，唐朝统一的事业已经完成，李建成、李元吉活动愈益加紧，甚至用毒酒谋害唐太宗，唐高祖也将作最后的表示，苦干还没有找到加罪的借口。这时候唐朝的前途十分危险。唐太宗杀李建成、李元吉，对本身说来是必要的自卫，对国家说来是有利于大局的行动。
唐太宗杀了李建成、李元吉，唐高祖无奈，只好让位，自称太上皇。他的宠臣裴寂等一伙佞人都失去实权。唐太宗斥责裴寂说，武德年间，货赂公行，纪纲紊乱，都是你当权的缘故。不言而喻，自然还是唐高祖昏庸的缘故。
唐太宗登帝位，唐朝才开始盛大起来。
隋朝是唐太宗的一面宝鉴。隋朝的盛衰兴亡，给他深刻的印象。特别是农民大起义，使这个出身大贵族的雄豪子弟，不得不在事实前面，认识了劳动民众的巨大威力。得罪了民众，就象隋炀帝那样集全部权力于一身的皇帝，也难逃亡国杀身的后果。他认识到要巩固自己的统治权，就必须不得罪民众，这是他取得贞观之治的根本原因，也是被称为英明的封建皇帝的根本原因。
唐太宗对朝臣们说，“人君依靠国家，国家依靠民众，刻剥民众来奉养人君，好比割身上的肉来充腹，腹饱了身也就毙命，君富了国也就灭亡。所以人君的灾祸，不是从外面来，总是由自己造成的。大抵人君嗜欲太盛就要多费财物，多费财物就要加重赋税，加重赋税民众就要愁苦，民众愁苦国家就要危殆，国危了人君那得不丧亡。我经常想这个道理，所以不敢纵欲。”又说，“我在朝廷上，要说一句话，总得思考再三，怕说错了害民，因此不敢多说话。”晚年立于李治（唐高宗）为太子，随事训海，如见太子吃饭，说，“你知道耕种的艰难，你就常常有饭吃。”如见骑马，说“你知道马的劳逸，不用尽它的力气，你就常常能骑它。”如见乘船，说“水可以载船，也可以覆船，民众好比水，人君好比船。”一个封建统治者不可能超越这样的观点去认识民众，能够有这样的观点，也就是难得的封建统治者。他懂得人君与民欢相互间的关系，在即位的初年，曾和朝臣们讨论如何治民。他说，“在大战乱以后，教化怕不容易见效。”魏征说，“不然。民众遭受战乱的痛苦，教化正容易见效。譬如给饥人做饭，给渴人饮水，是不很费力的事。”封德彝反对魏征，说，“三代以下，人心愈来愈浇薄，所以秦朝专用法律，汉朝杂用霸道，它们是想教化而不能，不是能教化而不想。”魏征驳斥说，“如果说古人淳朴，后世愈来愈浇薄，那末，浇薄到今天，人早化成鬼怪，还要什么人君来治理！”唐太宗赞同魏征的意见，定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的方针，专心从改善政治，使百姓安宁方面来着手。
六二六年，益州地方官奏称僚人反叛，请发兵进攻。他不许出兵，说，“僚人居深山，有时出来掠夺，相沿成习惯，不算反叛。地方官如果公平对待，自然相安无事，那可轻动于戈，杀害他们，难道他们不是我的民众么！”中国是汉族和少数族共有的中国，唐太宗对待各少数族较为持平，因此，境内各族间很少有战事，并且还有许多独立部落相率要求内附。
唐太宗采取缓和阶级矛盾及各族间矛盾的方法，以求国内和平，取得了极大的效果。这个效果的取得，是和他的具体措施分不开的。主要的具体措施有两个：一个是纳谏，一个是用人。
纳 谏
纳谏的意思是倾听不同的意见，判断是非，择善而从，如果择非而从，那就不能叫做纳谏。在封建帝王中，唐太宗应是最善于纳谏的一人。他曾对大臣萧瑀说。“我少年时就喜爱弓箭，得好弓十几张，自以为再不会有更好的弓。近来给弓工看，工说，都不是好弓。我问缘故。工说，木心不直，自然脉理都邪，弓固然硬，发箭却不能直。我才知道过去的鉴别不够精确。我用弓箭定天下，还不能真正懂得弓箭，何况天下的事务，我怎能都懂得。”他知道自己不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就有纳谏的度量了。他问魏征，人君怎样才能明，怎样寸是暗？魏征答“兼听则明，偏听则暗”。他很赞成这个见解。他告戒群臣说，“中书、门下都是执掌机要的机关，诏书敕令有不便行施的，他们都应该提出异议。现在只见他们顺从，不见反对。如果单做行文书的事，那末谁都会做，何必选拔人才来做这些机关的官。”朝廷本来有一种议事的制度，凡是军国大事，中书省各官员都得用本人名义提出主张，可以各执所见，不受限止，称为五花判事，中书省长官中书侍郎、中书令审核这些主张，再由门个省的给事中、黄门侍郎加以驳正，最后奏请皇帝裁决。不过这个制度并没有切实执行。唐太宗申明制度，令各级官员负责实行，因此军国大事很少有错误。
店太宗鼓励群臣犯颜直谏，魏征在谏臣中尤为特出。魏征敢于据理力争，即使引起唐太宗的盛怒，也还是神色不变，继续讲理。某次唐太宗退朝回宫中，发怒道，“总有一天杀死这个乡下佬！”长孙皇后问杀准。他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主。”他听了怒气才平下去。他出身大贵族，在战阵上又是奋击无前的猛将，性格非常雄豪，自然忍受不得魏征的直谏，可是他有一个最大的畏惧，就是怕亡国。魏征看准这一点，往往引隋事作例证，使他忍气接受谏净。他曾对群臣说，“人家都说魏征态度粗暴，我看起来却觉得更加柔媚。”这是因为他知道魏征是帮助他避免亡国之祸的忠臣，谏诤愈益激切，正好证明爱朝廷的心情愈益真实。六四三年，魏征病死，唐太宗大哭，说“人用铜作镜，可以正衣冠，用史作镜，可以见兴亡，用人作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死去，我丧失一面镜子了。”直谏较易，纳谏实难，唐太宗能纳谏，所以魏征等人敢直谏。
用 人
能否知人和能否用人，是判断人君贤愚的一个重要标准。唐太宗能知人，又能用人，是历史上少见的明君。他在即位时，对群臣申明用人的规矩。他说，“人君必须至公无私，才能服天下人的心。我和你们每天的衣食，都是从民众取得，所以设立官职，要为民众做事。应当选用贤才，不该按关系的亲疏、资格的新旧定官职的大小。如果疏人新人中有贤才，亲人旧人中有庸劣，怎未可以舍贤才取庸劣。现在我的秦府（唐太宗即帝位前封秦王）旧官属专凭关系和资格来较量官职，发出怨言，实在是不识政体。”他曾和魏征讨论用人，他说，“为事择官，不可粗率。用一好人，别的好人都来了；用一坏人，别的坏人都跟着进来。”魏征说，“这是对的。天下未定，主要用人的才干，顾不得德行；天下已定，那就必须才德兼备才可用。”他基本上遵守这个规矩来用人。他曾要大臣封德彝举荐贤才。封德彝说，“我不是不留心，只是当今没有奇才。”他驳斥说，“用人如用器，各取所长。古时有过太平世，难道那时候的贤才是从别一时代借来的么！你自己不能知人，那可妄说今世没有奇才。”他相信人才就在今世，随时留心，从新人疏人甚至敌人中得到了许多文武奇才。六四三年，唐太宗在凌烟阁画二十四功臣像，以这些功臣的来历作例证，可以知道他用人是比较不局限于一格的。
纳谏和用人是唐太宗取得政治成就的两个主要原因。他又利用当时的人才，对隋制度有国有革，建立起唐制度。下面略述一些重要的制度。
官制——唐初沿隋制，以尚书、中书（二省长官称 令）、门下（长官称侍中）三省长官共议国政，行施宰相的职务。唐太宗曾作尚书令，以后不再授臣下，由仆射代任尚书省长官，与侍中、中书令同为宰相。三省长官品位崇高，不轻易授人，宰相却不可缺员。唐太宗特置参议得失、参知政事、参预朝政、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同中书门下三品等名号，职务都是宰相，不过作相的官员品位不高，进退较易，在使用上显得便利。自唐高宗以后，除了三师（太师、太傅、太保）三公（太尉、司徒、司空）中书令受命任宰相职以外，其余官员作宰相，都给同中书门下三品名号，或给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号（四品以下官作宰相，加平章事名号），成为定例。作三师、三公、中书令的人不是常有，得这些官位的人未必可作宰相，有同三品、乎章事等名号，皇帝得在较多的官员中选相，用人权加强了。
科举——唐取士制度，大体沿袭隋制。士的来源主要是从学校来的生徒和从州县来的乡贡。学校分六种：国子学收高级官（文武三品以上）子孙，名额三百人。太学收中级官（五品以上）子孙，名额五百人。四门学收低级官（七品以上）的儿子和普通民家的聪明子弟，名额一千三百人。其中官家子五百人，民家子八百人。又有律学，名额五十人；书（写字）学、算学，名额各三十人。这三学学生收八品以下官家子和普通民家子。以上六学统称为国子监，设祭酒一人为监长。京都、都督府、州、县各设地方学校，学生名额最多八十人（京都），最少二十人（下等县）。此外又有门下省的弘文馆（名额三十人），东宫（太子宫）的崇文馆（名额二十人），专收皇帝、皇太后、皇后的亲属及宰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