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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通史(一至四册)-第13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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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文学、史学
  南北文风不同,南朝文学讲究声律和彩色,北方文学讲究质朴切实用。北魏末年,南朝文学已在北方流行,历齐、周到隋,大批南朝文士迁移到北方,以南朝文学为标准,统一了整个文学部门。五八四年,隋文帝下诏书,要“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一个州刺史因表文华艳,被革官治罪。李谔上书请正文体,说州县选取吏职,保举人才,只凭所作诗文是否美丽,不管道德和儒学,这都是从江南传来的弊俗,必须严令禁止。隋文帝、李谔想提倡北方文风来阻遏南朝文学的潮流是不能有效的,到隋炀帝时,设进士科,朝廷也凭文才秀美来取士,诗赋成为正式的利禄之路。
  隋炀帝醉心于南朝的豪华,“三幸江都”,“好为吴语”。“贵于清绮”、“宜于咏歌”的南朝文学,正合他的口味。隋炀帝是一个文学家,每作诗文,都要南朝名士庚自直评议,修改再三,才发表出来,可见他是南朝文学有力的提倡者。隋朝南北著名文士,总数不过十余人,其中并无特出的作者。这是因为南朝新体文学(主要是律诗)的创造时期在梁朝,陈因袭梁文体,缺乏创造性,隋又因袭陈文体,更着重在模拟。除了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是完成律体诗中七律一体的创作,余人所作诗文,无非是梁、陈的余波,说不上有什么新成就。隋炀帝提倡的作用,在于确定南朝文学的正统地位,使唐文学顺着这个潮流得到大发展。
  杜正藏著《文章体式》一书,有助于学习南朝文学,大为后进文士所宝贵,号为“文轨”。高丽、百济也学习杜书,称为《杜家新书》。南朝文学流行在北方,也流行到外国,影响甚大。凡是新事物都有不可阻遏的发展前途,南朝新体文学正是这样的一个新事物。
  五九三年,隋文帝禁止民间私撰国史,评论人物。《史记》以下,史书都由私家撰述,凡是能够传世的,质量总比较优良。但也有短处,就是私家受条件限制,不容易利用史官所藏典章制度,撰述志书。只有纪传没有志书,不能说是完整的国史。隋文帝禁止私史以后,历朝国史都改为官修。官修史固然难免考订较疏,隐讳较多等弊病,但也有长处。从唐朝起,朝廷照例立史馆为前朝修史。史馆有大臣任监修,所选史官都是一时名手,搜集参考文书也较便利,因此官修史能够保证完成,并按各种应有的体例保存大量史料。如果说,西汉以后修史是私人自发的事业,那末,隋以后成为朝廷有组织的事业了。
三 几门有成绩的学问
  有关学术的若干部门,因南北统一,得以推进一步。音韵学、目录学的成就尤为卓越,与南北朝相比,隋朝显然进入了较高的阶段。
音 韵 学
  音韵学开始于东汉末年,当时某些儒生受梵文拼音学理的启示,创反切法来注字音。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一般认孙炎为反切的创始人。此后愈益流行,双声叠韵的研究也随着前进。三国时魏李登作《声类》十卷,分众字为宫、商、角、徵、羽五声,不分立韵部。西晋吕静作《韵集》五卷,按宫、商、角、徵、羽分卷,始立韵部。东晋以后,南北文士(主要是南朝文士)由于文学上应用声律,深研音韵之学,属于这一类的著作,自《声类》、《韵集》以下多至数十种,其中周颙《四声切韵》、沈约《四声谱》最为著称。《颜氏家训·音辞篇》所说“音韵锋出”,就是指这一类著作。《音辞篇》说:“这些音韵书,都杂有土音,各是其是,互相非笑,莫衷一是。应该用帝王都邑地的语言参校地方语言,再考核古今语言的变迁,订定标准语言,来保存正音,排除上音。南方的金陵,北方的洛阳,语音比较近正,也各有缺点。南方语音清切,但病在浮浅,辞多鄙俗;北方语音质直,辞多古语,但病在重浊。大抵南方语言士大夫说得好(南方士大夫的祖先,西晋末从洛阳一带迁去),北方语言普通民众说得好。如果南方士大夫和民众互换服装,听他们说几句话就可以分别出来,隔着墙听北方士大夫和民众讲话,听一天也难得分清。还有一种弊病,就是南方语言夹杂吴、越土音,北方语言夹杂非汉族人语言。”颜之推非常重视正音,他说,“我家儿女,从幼年起,便教他们学正确的语音,说错一个字,是我的责任。一事一物,该怎样说,不经过查考,我不敢随意说。”颜之推出身南方士族,又久居北方,精研南北古今语音的得失,对校正语音,采取如此认真的态度,他在音韵学上能够作出重大的贡献,是可以理解的。
  隋文帝开皇初年,颜之椎、萧该、刘臻、魏渊等八人和陆词(字法言)讨论音韵学,大家都认为四方声调分歧很大,“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吕静以下诸家韵书,定韵缺乏标准,各有错误。南方文士用韵与北方又有不同。陆法言等商量南北的是非,古今的同异,多数由颜之椎、萧该作决定。陆法言记录诸人议论的要旨,再经本人多年的斟酌,六○一年,制成《切韵》五卷。长孙讷言说“此制酌古沿今,无以加也。”这句话可以作《切韵》的定评。
  《切韵》是综合古今南北多种语音、吸收前人韵书所有长处的一部巨著。自从《切韵》行世,前人所作韵书陆续亡扶,后人无论考古音、作诗文,必须奉《切韵》为典范。唐孙愐(音免miǎn)的《唐韵》,北宋陈彭年的《广韵》以及其他韵书,都是源出于《切韵》而有所因革。《广韵》后出,比《切韵》《唐韵》更加精密,因而代替了《切韵》和《唐韵》,但《切韵》为音韵学奠定基础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
  在秦朝,小篆统一了文字的形体,在隋朝,《切韵》统一了书面的声韵,对国家的统一事业,都是一种重大的贡献。汉族文字语言在历史上曾经经历过两次大进步,到现时,正在准备实现第三次大进步。那就是积极推行普通话和逐渐完成文字的改革工作,这对统一事业的贡献,当然将以不可比拟的高度,超越历史上的两次大进步。
目 录 学
  西汉以后书籍分类,基本上有七分和四分两种分类法。《隋书·经籍志》采用四分法,分群书为经、史、子、集四大类,直到清朝撰《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体例相沿不变。
  六分法——西汉刘欲作《七略》,分群书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类),另一略称为《辑略》,是六略的总叙和总目,列在六略的前面。东汉班固依据《七略》作《汉书·艺文志》,也分群书为六略,共有书三万三千九十卷。
  四分法——三国时魏郑默撰《中经》。西晋荀勗(音序xù)依据《中经》更撰《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一)甲部(六艺及小学诸书);
  (二)乙部(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
  (三)丙部(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丁部(诗赋、图赞、汲冢书)。四部共有书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又附有佛经书簿,不在四部之内。
  南朝,宋谢灵运撰《四部目录》,共有书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
  南朝,齐王亮、谢朏(音斐fěi)撰《四部书目》,共有书一万八千一十卷。
  梁任昉、殷钧撰《四部书目录》。梁武帝聚书文德殿,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令刘孝标撰《文德殿四部目录》,又令祖暅(音宣xuān)别撰《术数书目录》,统称为《五部目录》。
  七分法——宋王俭撰《七志》:(一)《经典志》(六艺、小学、史记、杂传);
  (二)《诸子志》(古今诸子);
  (三)《文翰志》(诗赋);
  (四)《军书志》(兵书);(五)《阴阳志》(阴阳图纬);(六)《术艺志》(方技);(七)《图谱志》(地域及图书)。另附道、佛两教书,连《七志》共合九条。
  梁阮孝绪撰《七录》:(一)《经典录》(六艺);(二)《记传录》(史传);
  (三)《子兵录》(子书、兵书);(四)《文集录》(诗赋);(五)《技术录》(术数);(六)《佛录》;(七)《道录》。
  西汉史书有限,可以附见《六艺略》(如《太史公》百三十篇入  《春秋》)。战国以来,兵书、术数、方技三类多有专家著述,篇数不少,自立一略,也还符合实情。《七略·艺文志》分群书为六大类,在当时是适宜的。东汉以后,史书数量大增,兵书、术数、方技和西汉以前对比,兵书少有新著,旧著又多亡扶,术数方技书多是鄙悖浅说,不值得纪录。《新簿》分群书为四部,使史书独立成丙部,术数(包括方技)归并在乙部,从实际应用来看,四分法显然比六分法合用。西晋时佛教译书不过千卷,佛徒还没有撰造专门目录,《新簿》使佛书附见在四部的后面,不失为一种适时的处置。《七志》拘泥于《七略》的七字,勉强凑成七大类,史书已自成大类,又勉强并入《经典志》,可谓太不知变通。佛经目录自东晋释道安撰《综理众经目录》,此后憎徒相继撰造,僧敷有《二秦众经目录》,竺道祖有《众经录》。《众经录》分魏、吴、晋、河西四录,尤为详备。道经目录宋文帝时有道士陆修静撰造《灵宝经目》。陆修静答宋明帝说,“道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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