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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译派主张译人只须变梵语为汉语，不得有所改易。赵整戒译人说，因为不懂梵文，所以需要翻译，如果遗失原有意义，译人该负责任。凡是赵整指导的译本，不许有多余的话，也不许有缺少的字，除改倒句以外，全照原本直译。释道安也说，凡是流畅不烦的译本，都是掺了水的葡萄酒。他提出“五失本”、“三不易”的主张，比赵整的完全直译，已有不小的变通。“五失本”（翻译时丧失梵文本来面目，有五种不可免的原因）是：（1）梵语倒置，译时必须改从汉文法；
（2）梵经朴质，汉文华美（魏、晋以来，正是骈体文盛行时期），为了流通，不得不略加润饰；（3）梵经同一意义，往往反复至三四次，不嫌烦杂，译时不得不删削；（4）梵语结束处，要把前语重述一遍，或一千字，或五百字，译时不得不删去；
（5）梵文说一事，话已说完，将说别一事，又把已说的事，重说一遍，才说到别一事，译时必须删去。“三不易”（不容易）是：（1）用现代语翻古代语，难得惬当；
（2）古圣精微的哲理，后世浅学难得契合；
（3）阿难等出经，非常审慎，后人随意翻译，难得正确。“五失本”是要求译文比较接近于汉文的规格，“三不易”是要求译人尽可能忠实于译事，在释道安指导下，直译法已达到止境。旧译经典，文句难懂，所谓“每至滞句，首尾隐没”，就是遇到难懂的文句，前后意义便不能贯穿。释道安为此费了“寻文比句”的功夫，前后比较，以求意义所在。他亲自校定的译本，自然比旧译有所改善，可是，释道安死后，在洛阳译经的释法和说：释道安所出经、律，凡一百多万字，都违失本旨，文不合实，原因是外国僧人汉语欠好，说话总嫌模糊。其实赵整、释道安主持译事，宣译人都精通汉语，所谓说话模糊，原因不在汉语欠好而在于直译。汉、梵语言，相隔甚远，强使汉语切合梵语，势必发生格碍。要纠正这个弊病，只能放弃直译法，改用意译法。
意 译 派
龟兹国人鸠摩罗什，父天竺人，母龟兹人，七岁出家学小乘经，十二岁以后，改学大乘经，游历诸国，访求名师，博学多闻，幼年便成西域诸佛教国公认的大师。三八四年，苻坚遣大将吕光灭龟兹国，鸠摩罗什时年四十一岁，随吕光军东来。三八五年，吕光据凉州立后凉国。鸠摩罗什留凉州十七年，学汉语言文字。四○一年，后秦姚兴灭后凉，迎鸠摩罗什到长安，尊为国师，使在国立译场逍遥园大兴译事。
鸠摩罗什本身具备着佛学精湛、擅长汉文两个基本条件，又得姚兴的尊信和释道安门下众多名僧的辅助，在他主持下的佛经翻译事业，大大前进了一步。鸠摩罗什是在“五失本”、“三不易”的意义上创立意译派的，与支谦、康僧会那种放弃信实原则的意译性质不同。他深知翻译事业的艰难，与僧叡（同睿ruì）论西方辞体时说，天竺辞体华美，佛经中偈颂，都是合音乐的歌辞。但译梵为汉，美处全失，虽保存大意，辞体却很不相类，好比嚼饭给别人吃，不只是无味，乃是使人呕吐恶心。他对译事有这样的理解，因此，在长安十余年专力翻译，务求精切，以补救翻译的根本弱点。他临死时发誓说，如果译文不失大义，死后焚身，舌不坏烂。可见他译经的态度非常忠实和严谨。
鸠摩罗什译经，手执梵本，口宣汉言，宣出的义旨，要经过义证，就是要经过名僧数百人或二三千人的详细讨论，才写成初稿。译本用字也极为审慎，胡本（西域诸国文）有误，用梵本校正；汉言有疑，用训诂定字。全书译成，还要经过总勘，就是要复校全书，确实首尾通畅，才作为定本。鸠摩罗什译出诸经及诸论凡三百余卷，一说译出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晋书·载记》说“今之新经，皆罗什所译”（罗什以前译本，称旧经或古经）。后世流通的经典，大抵是东晋以后和隋、唐译本，鸠摩罗什创意译派，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是巨大的。
自鸠摩罗什创意译派，译经事业达到成熟阶段。继起的著名译家，遵循成规，益求精进，到隋、唐，译事的成熟程度和译场的精密组织都达到高峰。
鸠摩罗什以后，东晋和南北朝著名译家有：
晋法显——三九九年，法显为求戒律，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中天竺，又至师子国，收集大批戒律。附商船归国，四一二年，到青州（治益都，山东益都县）。四一三年，到建康。法显译出戒律七部，又叙述游历三十余国的行程和见闻，成《佛国记》一卷。
宋求那跋陀罗——中天竺人。四三五年，自海路到广州。宋文帝遣使官迎至建康，在建康、荆州两地，译出经典一百余卷。
梁、陈时真谛——扶南国人。在广州、建康等地译出经论二百余卷，开法相唯识学的门径。真谛带来大量经本，译出的只是很小一部分。
北凉昙无谶——中天竺人。沮渠蒙逊兴佛教，四二一年前后，昙无微在北凉译出大乘经十一部。
北朝菩提流支——北天竺人。菩提流支译出经论三十九部，一百二十七卷，被称为“译经之元匠”。
以上列诸人为代表的众多译家，所在地南北不同，所译经流派不同，但在翻译体制上采用意译法却是一致的，鸠摩罗什创始的功绩于此可见。隋时释彦琮作《辩正论》，主张译经必须依据梵本，说梵本虽然也有错误，但比西域诸国所传本还是可靠些（“语梵虽讹，比胡犹别”）。他推崇释道安“五失本”、“三不易”的见解，认为“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辩正论》批评译人得失，总结翻译经验，提出“八备”，就是说，具备下列八个条件，才能做好翻译工作。八备是：
（一）诚心爱佛法，立志帮助别人，不怕费时长久（“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惮久时”）。
（二）品行端正，忠实可信，不惹旁人讥疑（“将践觉场，先牢戒足，不染讥恶”）。
（三）博览经典，通达义旨，不存在暗昧疑难的问题（“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暗滞”）。
（四）涉猎中国经史，兼擅文学，不要过于疏拙（“旁涉坟史，工缀典同，不过鲁拙”）。
（五）度量宽和，虚心求益，不可武断固执（“襟抱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
（六）深爱道术，淡于名利，不想出风头（“耽于道术，猎于名利，不欲高炫”）。
（七）精通梵文，熟习正确的翻译法，不失梵本所载的义理（“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
（八）兼通中国训沽之学，不使译本文字欠准确（“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
释彦琮擅长梵文，自称为通梵沙门，住京师大兴善寺，掌管翻译，前后译经二十三部，一百余卷，被称为翻经大德彦琮法师。《辩正论》所指八备，确是经验的总括，并非出于苛求，也说明作为一个胜任的翻译家，如何难能而可贵。
乙 道教
尽管道教在争地位高低时反对佛教，但统治阶级对宗教信仰，基本上是采取调和态度的，不仅道、佛两个宗教可以调和，而且宗教与儒学也可以调和。南朝著名道士陶弘景不赞成梁武帝重佛轻道，在所作《茅山长沙馆碑》里却说“百法纷凑，无越三教之境”，意思是三教都有理，不必互相排斥。南齐名士张融遗嘱，要家人给他左手拿《孝经》、《老子》，右手拿《小品法华经》。陶弘景受佛教五大戒，遗嘱要尸体著道士冠服，上面覆盖大袈裟；明器有车马（汉人旧俗）；道人（僧）、道士都在门中作法事，道人在左边，道士在右边。他们要求的饰终仪式，正反映对三教的调和思想。隋文帝依据这种传统思想，表示三教并重，实际是重佛轻道尤轻儒。隋场帝居东、西两都或出游，总有僧、尼、道士、女官（女冠，女道士）随从，称为四道场，他想从道士得到长生药，令道士播诞炼金丹，六年不成。他责问潘诞。潘诞说，要有童男女胆汁骨髓各三斛六斗，可以炼成。他听了发怒，杀潘诞。隋炀帝是暴君，妖道比暴君更凶暴，信道教求长生，自然会遇到这些妖道。
丙 儒学
《隋书·儒林传》论儒学的衰落，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必鄙俗。原因是“古（指汉、魏）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保守）于所习（儒学）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儒林传》所谓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是指南北朝以来儒学的一般情形，隋朝尤为突出。南北朝儒学流派不同，说经各有义例。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五百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好久不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几乎断绝。到唐初，朝廷制定《五经正义》，南北经说才归统一，儒生算是又有了一条明经科的出路。
隋朝最著名的儒生只有刘焯、刘炫二人。刘炫乘隋文帝购求书籍的机会，伪造书百余卷，题名为《连山易》、《鲁史记》等，骗取赏物。刘悼也因计较束脩，声名不佳。《儒林传》所谓巨儒必鄙俗，二刘就是那些巨儒的代表人物。
三教中儒地位最低，到隋文帝晚年，儒和佛、道相差愈远。六○○年，隋文帝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表示对两教的崇敬。六○一年，隋文帝借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不久，改称为太学）一处，学生名额限七十人。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就在下诏书的一天，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样公开助佛反儒，自然要引起儒生的反感。隋炀帝恢复学校，但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生徒